摘 要:在我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的當下，各地積極探索鄉村互助養老，正在形成破解農民養老難問題的中國之治，探索中國道路。眾多的農村互助養老實踐證明，只有牢牢把握“破解農民養老難”這一核心，明晰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供需兩類主體，把握差異性、主體性和組織性三大關鍵，強化互助文化的培植、關系網絡的織密、資源要素的整合和互助單元（規模）等四項條件，用好識別機制、共識機制、引領機制、參與機制和保障機制等五種機制，才能確保我國農村互助養老的蓬勃發展。同時也要注意到，我國區域發展差別大，各地農村在推進互助養老事業發展時仍存在一些困難與問題，亟待進一步培育傳統互助文化，注重分類管理精準施策、協同多元參與力量、發揮農民主體作用以及完善各項法律制度。

關鍵詞:互助養老 農村 中國探索 農民養老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截至2021年末，我國已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預計到2035年左右，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1]比城鎮老齡人口規模更大的農村，老齡化問題因村莊空心化、家庭空巢化、農民人口老齡化更加緊迫。農村也因此成為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重要區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關系社會和諧穩定。”[2]如何讓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晚年，不僅是中國老齡化不得不面對的緊迫問題，而且是全世界共同面對的時代命題。為回答這一“雙重命題”，全國各地積極探索，不斷拓展農村養老的中國之治，形成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道路，為全球老齡化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農村互助養老的中國探索經驗

為著力破解我國農村地區農民養老難的問題，我國農村各地正在積極探索多種類型、多種層次、多種模式的養老實踐。互助養老作為一種新型養老模式，不但能有效破解農村養老面臨的資金、服務、被動式養老以及老年群體人力資源匱乏等困境，而且逐步形成具有靈活性、多樣性、自愿性、自治性等鮮明特點的農村養老實踐，以較低社會成本實現農村老年人生活互助和情感慰藉。

明晰兩類主體，實現農村互助養老供需銜接

正如供需關系決定商品的價格一樣，明確養老服務需求的內容與養老服務供給的能力，是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系統工程有效發展的前提。從養老服務需求主體看，老年人所處的不同年齡層次、身體機能階段以及地域文化特征等，對養老需求的內容、重點和實現方式等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從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看，不同地區的政府財政能力、社會組織發育程度、村民集體意識以及敬老愛老氛圍等差異較大，各地在“村級主辦、群眾參與、市場配合、政府支持”的原則下，積極厘清當地養老服務需求，充分挖掘供給有效的養老服務資源。

北京市老齡工作委員會指導基層政府深度調研老年群體日常生活活動的內容和范圍后，將村民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確定為“三邊”。即老年人居家養老的“床邊”、社區響應的“身邊”和能力活動范圍內的“周邊”。圍繞“三邊”的養老需求差異，根據不同行政層級的職責及特點，構建起“市級指導、區級統籌、街鄉落實、社區連鎖”的“三邊四級”精準養老服務體系。其中，在市級層面，充分發揮市老齡委職責作用，統籌協調全市老齡工作，出臺相應的政策，并對行業履行監督職能；在區級層面，建設區級養老服務指導中心，統籌安排區內服務資源；在街道（鄉鎮）層面，成立養老照料中心，打造區域養老服務平臺，由企業、社會組織對居家養老服務實施全輻射；在社區層面，建設城鄉社區養老服務驛站，有效打造對接養老服務需求與供給的“總服務臺”。養老服務驛站作為街道（鄉鎮）養老照料中心功能的延伸下沉，是老年人身邊服務、床邊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由具有法人資質的專業團隊運營管理。服務內容涵蓋日間照料、呼叫服務、助餐服務、健康指導、文化娛樂、心理慰藉六大方面。依托“三邊四級”養老服務體系，不但有效滿足了北京市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用餐服務、居家護理等多樣化服務需求，同時形成了“縱向行政通達，橫向服務全覆蓋”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抓牢三大關鍵，優化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選擇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鄉土中國，具有濃厚的“鄉土性”[3]和“地方性”[4]。由于不同自然村、行政村或片區的老齡人口規模與資源稟賦的差異性較大，各地結合農民的主體性和農民自身的組織性情況，探索出鄰里互助養老模式、幸福院模式、“時間銀行”等多種養老模式。如果說差異性是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選擇的基點，主體性則是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選擇的動力。不少地方因為老年人互助意識淡薄、村民參與互助養老的積極性不高，嚴重制約了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在具體實踐中，組織性在某種程度上主導著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選擇。以政府職能部門為代表的行政組織、以村“兩委”為代表的村級組織、以志愿組織和社工組織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等，在發展農村互助養老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左右著農村養老模式的選擇。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通義村村“兩委”積極活化村內閑置資源，建成老來樂敬老院響應村內老人的養老需求。具體做法是，將閑置村小學空間改造為互助養老的空間，利用該村集體財產（包括土地、魚塘、曬場等）承包外租獲取較為穩定的集體性財產收入維持敬老院的日常運轉，形成“大戶經營、村級主導、政府支持”的養老模式。平羅縣靈沙鄉勝利村村“兩委”利用政府投資的370萬元、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的捐資款，將閑置的勝利村小學改建成互助幸福院。在院居住的68位老人，通過“小幫大，強幫弱”的形式，解決了村里老年人日間照料和情感慰藉問題，形成了“村級主導、公辦民營、自助互助”的互助幸福院模式。石嘴山市惠農區禮和鄉星火村，將閑置的村小學打造成老年人集休閑娛樂、免費居住、看病就醫、就餐服務等綜合活動為一體的星火頤養院，為本村及周邊村莊的112位老人提供免費住所。在院老人自帶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只需負擔極少的費用（如水費、電費和冬季取暖費等），便可享受所有的養老設施、養老服務以及專業護理，形成了“村級主辦、政府支持、互助幫辦”的養老模式。

強化四項條件，保障農村互助養老有序推進

目前，農村互助養老憑其歷史傳承性、文化適應性和經濟高效性等優勢，在廣大農村遍地開花。若要保證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有效運行，為老人切實提供養老服務，離不開互助文化的培植、社會關系網絡的織密、資源要素的整合和互助單元（規模）的選擇。在河南省武陟縣，通過挖掘當地傳統互助文化資源，特別是孝道文化、睦鄰文化，“為老”慈善事業獨樹一幟。慈善力量在武陟縣農村互助養老中發揮著重要的補充作用，離不開當地敬老愛老氛圍的營造，不少常年跑寺廟燒香拜佛的村民變成了慈善義工；當地開展的餃子宴、設立的功德碑和功德墻等社會聲譽激勵舉措，充分調動了慈善愛心人士募捐積極性；當地設立的三級慈善平臺（縣級慈善協會、鄉級慈善分會、村級慈善工作站），形成了立體化社會參與養老機制。在吉林省松原市，內生于鄉村非正式關系網絡的老年協會，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動員力，為村里老人提供“離家不離村”的養老服務，形成了“老年協會+志愿服務+銀齡互助”的服務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老年協會通過設立“愛心積分超市”，以“服務換積分、積分換商品”的激勵機制，促進鄰里參與互助養老；通過聯合村民自治組織、志愿者服務組織，鼓勵留守婦女、愛心人士以及醫務人員等為特殊困難老年人提供關愛服務；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為老人提供四個大類20余項具體服務項目。

在上海市松江區，堰涇村通過整合各類資源，成為遠近聞名的互助養老“幸福老人村”。在完整保留老宅生態的基礎上，通過盤活村內閑置的宅基地資源對房屋進行適老化改造，建成原生態的養老村落。在這種模式下，充分整合社會資源，一方面積極引入慈善力量（如區級老年基金、公益慈善聯合會以及多家企業），發展社會養老公益，大幅降低養老收費標準；另一方面借助公益項目（如設立公益活動基地、與當地學校共建實踐基地），既引入專業志愿者關愛老人，又引導學生開展定期幫扶，形成外溢效應極強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

用好五種機制，確保農村互助養老蓬勃發展

各地在探索農村互助養老方面積累了許多經驗，如何進一步發揮好這些探索成果的作用，實現政策擴散效應，需要靈活運用識別機制、共識機制、引領機制、參與機制和保障機制等。從事物的發展過程看，農村互助養老可以大致分為準備、實施與新發展三個階段。在準備階段，當地政府和村級自治組織首先需要通過公開征求意見、基層調研、座談會、網絡征集或專業機構調查等方式，廣泛收集農村互助養老的需求情況，精準識別不同老年群體的養老服務需求，客觀全面評估各類村莊的區位條件、文化環境、資源稟賦與自治能力等，為互助養老模式的選擇奠定基礎。例如，山東在建設農村幸福院時，以“村里建得起”為原則，統籌考慮老年人需求、群眾意愿、村級財力等因素，探索出“新建式”“改建式”“嫁接式”和“嵌入式”四類模式。其次通過思想動員、利益聚合、廣泛協商等形式，凝聚農村多元主體的農村互助養老合作共識，落實落細養老服務供需雙方在服務內容、形式、時間、費用、標準、考核等方面的共識。例如，廣東省紫金縣中壩鎮北坑村，通過“粵治美”小程序，鏈接多元社會主體和資源，共同托起幸福的“樂齡之家”。

在實施階段，一是注重引領機制作用的發揮，各級政府在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發展中扮演好政策規劃設計者、資源保障者和服務監管者的角色，聚焦基本養老服務的兜底功能、關注政策制定與調試、推進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等重點工作，主動引領農村互助養老邁向規范化。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引領當地農村不斷創新互助養老模式，構建起“站—家—點”三級農村互助養老服務體系，為665位老人實現結對互助。二是充分運用參與機制，發揮村干部、鄉村精英、鄉賢等人才優勢，整合老年協會、農村合作社、慈善團體等社會組織的專業優勢，以及市場在暢通養老資源要素的“橋接”優勢，建立高效互聯、優勢互補的協同養老供給機制。江蘇省蘇州市黃家溪村，充分動員多元社會主體參與到互助養老建設中，建成鄉村互助養老睦鄰點（陸家驛站），不但鏈接到專業的醫護資源，而且鼓勵村內留守婦女加入到非正式照料體系，還與公安、電力、自來水、天然氣等部門聯合，利用現代技術為獨居、孤寡及留守老人提供全天候智慧防護服務。

在新發展階段，一要完善農村互助養老政策措施、健全農村互助養老政策體制和機制，為農村互助養老提供制度性保障。例如，各地積極探索的“時間銀行”互助養老服務模式，存在一些不足，但國家發展改革委注意到其對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意義和對社會治理的影響，要求進一步“推廣睦鄰友善志愿公益服務，推廣時間銀行式互助服務，推廣‘虛擬養老院式’平臺共享服務”[5]。二要明確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模式的運營標準、扶持政策、激勵政策、監督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便于高質量推進農村互助養老。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2023年5月印發的《關于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中，明確將“引導社會互助共濟”列入“共擔性原則”，為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確定了基調。三要在人員配備、資金投入、要素供給等方面予以傾斜支持，加速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意見”規定：“地方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基本養老服務經費保障機制，中央財政統籌現有資金渠道給予支持”“落實發展養老服務優惠扶持政策”“優化養老服務機構床位建設補助、運營補助等政策”。

推進農村互助養老持續健康發展的對策建議

我國農村互助養老雖發展迅速，但總體來看仍處于起步階段，自發的鄰里互助等初級形式占大多數，建立起成熟多元的農村互助養老體系還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例如，有的地方對農村互助養老認識不清晰，將互助養老看成無私奉獻、無償服務或免費服務，或僅限定于老年人互助領域，對以互助養老為基礎，帶動經濟互助合作的認識不夠，導致農村互助養老服務內容單一、隨意性較大、可持續性不足。有的地方照搬其他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對當地（本村）的養老服務需求與養老服務供給能力評估不足，造成學來的經驗無法落地生根。有的地方主體性發揮不足，自我造血能力和外部資金動員能力不足，造成資金缺乏穩定性。有的地方多元協同不足，資源鏈接有限，或沒有鏈接專業社工資源，導致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規范化、標準化、專業化程度不高，或沒有鏈接醫療資源，導致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護理與其他養老服務供給不足。特別是相關法律、制度建設相對滯后，對社會組織的權利、義務、職能、活動規范、法律地位和法律責任等缺乏具體界定，制約著社會組織在農村互助養老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為此，亟需從以下五個方面加以提升。

一是注重培育傳統互助文化。進一步強化互助理念的認知、互助文化的營造以及發展農村互助養老的重要意義。在農村改革和社會變遷的背景下，通過組織、宣傳等手段，加強村民間的情感聯結，加大村莊各類資源的整合開發力度，不斷筑牢村民的集體意識、協作意識，培植村民間合作能力。各地應積極做好宣傳動員工作，以老年人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解老齡政策與互助養老模式，解除老年人疑慮，提高老年人參與互助養老的意愿。充分發揚我國農村鄰里互幫、守望相助等優良傳統，做好互助文化與孝道文化傳承，著力培育新時代農村養老文化的主旋律，有效實現從家庭互助向社會互助、從代際交換向社會交換、從家庭保障向社會保障的轉變。

二是注重分類管理精準施策。各個村莊在區域位置、文化環境、資源本底、治理水平、老人需求等方面存在差異，各地在發展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時應積極遵循“分類管理、精準施策”的原則。從個體層面看，各類主體要明確不同層次養老群體的訴求，在生活照料、養老保障、心理撫慰、文化娛樂、法律援助、矛盾糾紛化解、安全風險防范等方面，分類開展老年人關愛服務活動，提高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水平。從村莊層面看，村（社）兩委應綜合分析本村（社）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互助養老的規劃方案、場所形式、組織方式、牽引主體、實現模式等。從基層政府看，在推廣試點經驗時，應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把握試點成功經驗的精髓，在吸收借鑒中探索適合自身的互助養老模式。

三是注重協同多元參與力量。著眼于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的長效發展，大力動員各幫扶單位、群團組織、志愿者服務團隊、愛心人士等主體踴躍參與，激發社會各類主體參與社會養老的動力，充分發揮政府作為引領者、規劃者與推動者的作用，為各類參與主體架設政策法規溝通、信息資源交流橋梁，推動多元主體的有效對接，實現主體間高效化、動態化、持續性的互動發展。積極整合村莊內部資源，逐步構建農村老人個體、朋輩和鄰里之間區域化互助支持網絡，共同開展農村互助養老實踐，推動社區老年志愿者和專業社工協同合作，進一步提高村民服務能力。

四是注重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農民主體性是發展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動力。現實中的農民主體性缺失，如老年人互助養老的意識淡薄以及村民在互助養老中參與不足，制約了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為此，村“兩委”應積極組建志愿服務隊，為村內婦女、低齡老人（60—69歲）提供參與平臺，有效整合村內人力資源。通過多種助老技能培訓，有效開發村民的互助服務潛能，幫助承擔村內的助老、助困任務。有效化解農村婦女、低齡老年人護理人才匱乏等問題，協助提高農村高齡老年人的護理技能，讓村民在互助養老中有獲得感。

五是注重完善各類制度建設。合理設計各類規章制度，強化頂層設計，加快出臺相關法規政策，給予老年協會、互助組織、互助幸福院、鄰里互助點等合法性支持，進一步明晰互助行為風險的責任歸屬，保護多元主體的合法權益。完善農村互助養老的政策體系。各地應積極引入政策規范，加快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建設標準、運作模式、管理準則、行動規范、服務質量標準等相關政策體系的建立。最后，重構農村互助養老的村規民約。將尊老愛幼、孝老愛親、互助互愛的傳統美德寫入村規民約，從制度上規范和約束村民，營造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圍，推動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為 郝亞光，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張民巍，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民政部2023年民政政策理論研究課題“新時代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23MZJ021）階段性成果】

注釋

[1]《2021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中國政府網，2022年10月26日。

[2]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21年，第26頁。

[3]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頁。

[4][美]克利福德·吉爾茲著，王海龍、張家宣譯：《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22頁。

[5]《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就家政行業提質增效發展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23年5月19日。

責編：程靜靜 ／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