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穩定的預期，對堅定市場主體信心、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加強預期引導、做好預期管理，使社會預期與經濟發展在相互促進中形成良性循環，是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經驗。政府、社會、民營企業自身等方面應繼續深入探索，通過完善政策制度、優化治理工具、推動數字化轉型等方面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增強民營企業預期，共同促進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民營經濟 高質量發展 市場準入 預期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進行的重大理論創新。中國式現代化以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產關系變革來釋放生產力，最終謀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

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初期，民營經濟在生產力發展上從缺乏制度基礎到成為發展生產力的必要選擇，獲得了新的發展機會。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民營經濟不斷發展，但在社會認識方面還存在一些禁錮，直到1988年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民營經濟取得合法地位，在數量、規模和層次上獲得快速提升（喬榛，2023）。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后，伴隨著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中國經濟加快轉型的步伐，并在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要形成高標準的市場體系，要形成以實體經濟為主體、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實現以及推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方式轉換、結構調整和動力轉型成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新目標。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營”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從廣義來看，民營經濟是指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而從狹義來看，則是指個體、私營經濟。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吳海寶，2023）。截至2023年3月底，全國登記在冊的民營企業數量超過4900萬戶，民營企業占比達到92.3%。民營企業投資持續提升，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石。

當前，我國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整體創新力和競爭力不強、市場競爭環境不夠公平安全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上存在現代產權制度、市場準入和市場競爭制度、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等障礙，在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上存在意識形態、社會認知偏見、企業家精神等障礙（王磊，2019）。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民營經濟發展由于自身制約因素（如融資約束、抗風險能力、產權保護和市場準入門檻等）存在增長空間越來越小，競爭越來越激烈等問題（喬榛，2023）。隨著近年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劇烈變化，加之世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信息化、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以及企業轉型升級等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加，民營經濟在缺乏有效激勵的情況下開展創新的積極性不高，難以開拓新的增長空間。

在黨中央領導下，民營經濟不斷加快轉型升級步伐，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如何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更精準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是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實現民營經濟預期增強的地方探索

預期反映了市場主體對未來經濟發展變化的看法。從本質上來說，預期就是對與目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量的未來值的預測。穩定的預期，對堅定市場主體信心、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加強預期引導、做好預期管理，使社會預期與經濟發展在相互促進中形成良性循環，是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經驗。穩定市場主體預期關鍵著力點在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公平競爭和強化數字賦能等方面。

優化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是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而法治激勵是優化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基本前提。在存在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微觀個體理性預期會導致宏觀資源配置的非理性和非均衡，而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難以消除這種微觀與宏觀經濟活動之間的效率沖突。在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通過政策制定，發布各類制度工具并及時向市場相關主體傳播有效政策信息等，有利于民營經濟主體實現個體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均衡之間的協同統一，有助于營商環境的改善和優化。

對于民營經濟來說，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必須建立一個標準化規范化的監管制度，依法公開監管標準和規則。《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發布后，各地紛紛制定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地方性文件，從營商環境、政商關系、法治保障等層面，提出健全地方性法規制度、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落實機制。

在民營企業融資方面，山東省在《中共山東省委、山東省人民政府關于支持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信貸精準公共服務和融資增信支持體系等具體舉措；福建省則從差異化金融產品設計入手，鼓勵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行公司債券，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加強金融對民企的支持力度。

在民營企業投資方面，山西省發布《關于印發山西省優化市場準入激活民間投資具體措施的通知》，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風電、光伏發電項目，加大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合作，鼓勵民營企業參股；山東省積極擴展民間投資的選擇范圍，除了能源類項目以外，還增加了交通水利、先進制造業和新型基礎設施領域；北京則側重向民間資本持有方提供項目推介以及推介項目跟蹤服務，涵蓋了清潔能源、大數據中心、消費基礎設施、倉儲物流、產業園區等多個行業類別的民間投資項目，推動民間投資的健康發展。

促進公平競爭

政策和制度支持是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經營主體，都是十分重要的發展條件。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民營經濟在高質量發展目標下要求持續完善公平競爭機制，加大“無形的手”在民營經濟等市場主體之間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力。市場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市場勢力、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一系列市場失靈問題，都會影響制約民營經濟的創造性和靈活性。政府主體通過制定和調整發展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破除阻礙經濟發展的行業壁壘，推進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流動的制度落地，確保民營經濟深度參與市場競爭，保證公平與效率得以充分體現。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從健全地方性法規、強化涉企政策落實、規范執法檢查等制度層面入手，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從降低民營經濟制度交易成本的角度，福建等各地政府圍繞社會管理錯位、經濟調節越位、市場監管缺位等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通過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和專利，打擊欺詐和惡性競爭的法規條例等舉措，確保民營經濟在經濟發展中與其他市場主體的同等地位和待遇，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

從增強要素流動、公平資源配給來看，加快民企項目用地、用海等手續辦理，加強土地能耗要素統籌保障，提升資源在民營經濟部門的配置效率。陜西、重慶和山東等地在強化資源要素供給時，分別從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強化資源要素供給。如陜西鼓勵銀行機構加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重慶加快民營企業人才隊伍的配置和建設，降低民營企業經營成本；山東在緩解民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通過開展產融對接、應急轉貸、上市培育、融資增信等服務不斷優化全鏈條融資支持機制，截至2023年7月末，山東省非國有企業貸款余額2.9萬億元，較年初增加2000億元，累計為中小企業清償和化解拖欠賬款400億元。

從市場開拓的視角，上海和重慶均在政府采購政策中進行了相應的制度安排，緩解了中小企業經濟發展的困境。上海在2022年《上海市政府采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實施辦法》中落實采購份額預留、價格評審優惠、優先采購等措施，采用了整體預留、預留采購包、聯合體形式預留和合同分包形式預留等方式，提高中小企業在政府采購中的份額；重慶規定在政府采購中，200萬元以下的貨物、服務項目和400萬元以下的工程項目原則上全部預留給中小企業，其他金額采購項目專門面向中小企業采購比例不低于30%。

各地陸續出臺的政策和制度在市場主體穩定預期、增強活力和堅定發展信心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開拓性創新、標志性突破。為確保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邏輯，各地還陸續加大了全方位監管的力度，如山東省推廣使用“山東通”移動監管功能，服務全省各級監管部門在日常檢查、專項檢查、“雙隨機”檢查等工作中開展移動檢查，提高監管執法效率，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強引領和有力保障。

強化數字賦能

數字經濟是信息技術革命產業化和市場化的表現，在提升信息傳輸速度、降低數據處理和交易成本、精確配置資源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Goldfarb and Tucker，2019；許恒等，2020）。以數據驅動的社會發展模式改變了消費者的行為，也改變了生產者的行為，產生了新的需求和創造空間。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民營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快車道”。隨著國際貿易與世界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民營經濟高速增長面臨嚴峻挑戰，技術競爭加大。通過數字化轉型驅動技術創新，突破物理空間的局限性，民營經濟發展將產生跨地區、跨領域和跨行業的交融效應，不僅帶動了民營經濟新生產模式和新發展業態的變革，還將數據要素納入進生產函數，以數字經濟發展驅動企業研發創新，提高各要素的邊際報酬增長速率，從而放大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改善民營經濟的管理、資本、技術以及知識要素的質量和效率。

作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加速器，數字化轉型是數字經濟時代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的必經之路。民營經濟在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等數字產業領域具有先發優勢，特別是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業態方面，民營企業具有靈活、反應迅速以及適應性強等特點。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能有效降低民營企業運營的制度性成本，在產業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發展方面具有更強的高質量發展潛力（任曉猛、錢滔、潘士遠和蔣海威，2022）。民營企業所處行業、規模、發展階段千差萬別，普遍存在數字基礎設施不完備、轉型成本高的問題。多地將全面促進數字化賦能作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如重慶在支持民營經濟市場主體融入“數字重慶”全產業、全要素、全流程、全場景建設，并引導民營經濟市場主體協同參與公共數據應用創新，鼓勵民營企業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化提升運營管理水平；濟南積極構建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功能類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路徑指引，有助于進一步降低企業“上云用數賦智”成本，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

民營企業具有的創新活力使其在科技革命的進程中有著更多的優勢。根據民營企業發展對研發力量集聚的需求，各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如福建省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建設國家或省級研發創新平臺，加快向民營企業開放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器，對民營企業引進高水平重大研發機構達到認定標準的，按其新增研發設備實際投資額的50%比例資助；山東青島在全國率先推出民營經濟創意會，成就民企的創意；建設“青島政策通”平臺，使政策兌現更公開、透明、便利；舉辦專精特新企業“卡位入鏈”對接會，促進中小企業與大企業深化拓展供應鏈合作。

穩定民營企業預期、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政府層面

央地聯動，市場規則和財稅政策融合統一。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革和頂層設計，是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包含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多項重要支持政策。中央政府應進一步主導并推進外部環境變革，地方政府積極落實市場準入制度等變革。央地聯動以消除對民營企業市場準入審批過程中存在的各種隱性限制，通過公開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等舉措，打破行政壟斷及基于行政的經濟壟斷，切實貫徹國務院提出的“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在推進市場主體自由準入政策與管理的公開化、公平化和規范化進程中，保持央地決策行為聯動性，加強財稅政策的系統性和集成性，定期分析研究判斷、評估和調整；同時，建立民營企業多層次財政支持體系，與市場規則協同，加大中小企業稅收優惠廣度和深度，加快推進民營企業兩權分立和股權多元化進程。

要素流動，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行之有效。加快要素流動、有效促進資金融通以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提升民營經濟享有與國有企業相同地位和待遇的重要舉措。地方政府應分別從金融、人才、能源土地等要素方面廣泛借鑒先進經驗，探索本地區提升信貸精準服務水平、降低小微企業貸款“門檻”、引進人才、提供用地等措施的落地路徑，完善跨區域資本和金融要素流動政策，分類提供“一站式”政策服務方案，建立資金、資產和資源直達模式，加大要素服務保障力度，推動政務服務更加便捷高效，充分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

政企互動，關鍵領域和科技創新鼎力突破。持續完善與民營企業溝通交流機制，提升民營企業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等的參與度，加快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是推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在各地政府以簡政和提高法治水平為重點開展政務服務的同時，應利用各種方式和途徑積極主動了解民營企業的訴求，解決其發展中需政府協調的難題。從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實踐來看，仍存在項目供需不均衡以及民營企業關鍵領域進入瓶頸等現實問題，這就需要各級政府選取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區域有代表性的企業，多層次多形式聽取意見建議，為民營企業參與海外業務提供政策支持，為民營企業等各類所有制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強化民營企業信心和預期。

社會層面

引導公眾認知，增強民營企業與公眾的互信關系。從更新公眾認知來看，要加強宣傳引導社會公眾重新認識民營經濟的功能與作用。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民營企業品牌榜、誠信榜、創新榜、奉獻榜等活動的開展，增強公眾對民營企業的直觀了解和感知；在新型媒體媒介中，推廣推介企業家的善舉和貢獻，宣傳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文化，從實體通道到虛擬渠道，采取多方式與不同層次的公眾互聯互通，增強與公眾的互信關系。

鞏固平等地位共識，加強市場主體間合作。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同樣具有平等的經濟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各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規則下競爭合作、共同發展的基礎。首先，在國企和民企市場主體之間開展廣泛合作，通過投資入股、產業對接、開放場景、混改等方式，拓展雙方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發展；其次，建立民營企業技術聯盟，推進民企之間的強強聯合，重點開拓企業間的技術研發合作，實現同等層次民營企業之間的技術創新和攻關合作，實現在不同層次企業之間進行技術轉移，以帶動企業之間的資源流動，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后，加強金融機構和國有平臺公司等部門與民營領軍企業的互動互聯，在信息、技術、市場、項目、并購等方面開展合作交流。特別是，亟需引導民營企業主動適應新的國際貿易發展需求，與海外企業協同創新，發揮各個市場主體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領域、行業和服務領域的積極作用。

增強社會責任意識，提高民營企業社會活動參與度。承擔社會責任是民營企業解決短期和長期利益矛盾的最有效途徑，廣泛地參與各類社會活動，能夠有效擴大民營企業社會影響力，增強民營經濟能量凝聚力。首先，加強與高校研發部門合作，提供需求和資金，加快產學研融合，將技術開發孵化與高校創新創業培養機制相銜接，在形成企業新的增長點的同時，也為民營經濟發展吸納、儲備人才；其次，加強與智庫研究機構合作，形成民營經濟研究成果，為政府決策部門制定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決策提供支撐；最后，加強社會公益參與力度，通過行業協會等機構持續開展社會公益活動，與公益行業的相互促進，培育民營經濟發展的沃土，彰顯民營企業的社會擔當。

企業層面

深入研判相關政策，充分利用營商環境優勢。民營企業要把握良機，研判市場環境和國家政策，積極獲取市場主動權，拓展行業業務范圍。為此，民營企業應積極投身新興生產性服務的發展，積極在科技創新、現代物流、節能環保、高科技等領域加大投入，運用“互聯網＋”等平臺或手段，推動商業模式、盈利模式、供應鏈模式上的創新，發展共享經濟實現轉型升級。同時，積極投身國際市場，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等與中國具有穩定外交關系的國家開展廣泛的貿易合作，增強自身的市場開發能力，豐富開發國外客戶的渠道，以期為更好地融入、開發國際市場奠定基礎。

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賦能創新戰略。將高質量發展作為主基調，積極開展數字經濟新業務，突破民營企業創新發展瓶頸。為此，民營企業應充分利用數字化轉型機遇，著重提升制造業技術水平和服務能力，推進民營企業產品的高端化，增加產品的科技價值含量。首先，利用政府提供的服務終端，共享政府惠企政策；其次，打造自身發展數字化中心，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的業務協同體系，參與數據經濟建設和應用創新；最后，利用數字化平臺，盤活民營企業自身資產，賦能創新戰略。通過企業資產梳理，借助中介服務合作體系，充分發揮產權市場價值，靈活高效地實現民營企業的資產優化配置，為企業創新戰略的實施奠定要素基礎。

提升靈活度，有效加強內部治理與風險防范。主動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構建科學的現代企業管理體系，全方位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企業應變能力和防風險能力。為此，從加強內部治理來看，民營企業應推進管理創新，引入或借鑒國內外先進企業的管理方法，充分利用相關政策解決資金融通和人才儲備問題，確保資金和人才要素與自身行業發展相匹配，提升經營靈活性；從提升核心競爭力方面，積極利用國家產業政策，率先進入國家重點扶持領域，提升數實融合能級，更快更好地加入創新發展的主干道；從保障防范風險能力來看，民營企業應加強內部控制建設，規范民營企業行為，接受社會監督，增強風險防范意識。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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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