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增長動力不足、逆全球化與不確定性疊加等多重挑戰，“筑墻設壘”“脫鉤斷鏈”等現象頻發。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參與者與建設者、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了包括G20領導人峰會、亞投行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諸多“中國方案”，堅定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為全球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穩定性。在治理模式新舊更迭的過渡期，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從“發展”“合作”以及“創新”中尋找答案，秉承發展與合作共贏之理念，善用“集聚優勢”之理論，牢牢把握數字化之發展機遇，與世界各國攜手共建經濟全球化新秩序，推動世界經濟平穩運行。

關鍵詞:全球經濟 中國發展 世界發展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重大外交場合闡述中國關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聚焦經濟領域，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維護全球金融秩序、提升國際經貿影響力的有效路徑。然而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動蕩不定，多重危機交替影響，一系列不確定性讓剛剛經歷過疫情沖擊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更為其發展前景增添了重重“迷霧”。中國如何做到“撥云見日”，在實現我國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同時，為全球進步做出更多更大貢獻，成為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命題。

2020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強調：“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應該任由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而要以建設性姿態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好趨利避害。”直面全球經濟治理模式過渡期之挑戰，中國要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之理念，整合資源、集聚優勢，筑牢合作、交流、共享、互惠之根基，逐步實現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推動本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從而源源不斷地為世界發展提供新動力。

新舊治理模式的過渡期

在前所未有的沖擊下，全球經濟已經到了不得不“治”的“關鍵期”“危機期”“轉折期”，若不能有效解決治理矛盾，將會給全球發展造成極大傷害。當務之急是優化治理制度，更新治理規則，共建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

制度是事物發展的準繩，規則是國際關系的基礎。從歷史的角度縱觀全球經濟治理發展路徑可知，二戰后，各參戰國社會經濟均遭到嚴重破壞，急需恢復與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率先建立了以自身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包括貨幣體系、貿易制度、投資模式等，經濟全球化也因此奉行著較為統一的制度、規則。隨著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主要機構組織相繼成立，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復與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階段由此展開。但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新自由主義制度的衰落、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已經不再是“一超獨霸”，而是變為一個個“利益競爭集團”，進而形成了多邊主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科技、產業、企業等各個層面的發展均對建立全球經濟治理新模態、新動力、新機制提出了緊迫要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發生變革與調整。舊的國際規則已不再適用，而新的規則還未完全形成，在新老交替、新舊更迭的過渡期，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巨大挑戰。

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亟待更新。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不斷涌現的全球性挑戰，先前的治理規則頻繁“失語”，經濟衰退和通脹高企的風險增多，暴雷事件頻發，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持續增強。特別是數字經濟、互聯網模式的崛起，在加速資源跨境流動和提升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運行風險及其防控難度，對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除此之外，美歐國家之間對治理主導權的競爭也阻礙了治理規則更新，新興經濟體在涉及集體利益時，常因發達國家介入、利益分歧而難以獲得話語權。俗話講，“無規矩不成方圓”，目前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可謂是“名存實亡”，多數西方國家一味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戲規則”處理全球性經濟問題，過于“自我”的政策導致全球宏觀政策陷于困境，進一步制約了全球經濟治理效能的提升，并加劇了經貿摩擦的頻率與深度。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事關各國根本利益，大國間的博弈勢必空前激烈，這在無形中加劇了修改與制定規則的難度與風險。分領域來看，目前全球經濟治理在新舊制度過渡期主要存在四方面挑戰：第一，全球金融領域。美元體系面臨日益增多的風險、成本以及政策不明晰，導致貨幣呈現“板塊化”發展趨勢——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大貨幣“三足鼎立”，加之目前包括數字貨幣在內的多種貨幣形式蓬勃發展，一場金融領域革命已在全球發酵。第二，全球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多邊機制仍然是全球貿易規則的主渠道，但如今美國認為做大貿易的“奶酪”越來越困難，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拿走了越來越多的份額，主張“美國優先”的既得利益者，企圖制定更加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規則，并陸續退出多個全球多邊機制，向全球貿易規則發起挑戰。與此同時，數字貿易催生出數字貿易壁壘*這一新型壁壘。數字貿易壁壘的存在，根本上還是因為世界并未形成統一權威的數字貿易規則。因此，建立全面、規范、合理、開放的數字貿易規則框架體系，成為全球貿易領域的重大課題。第三，全球監管領域。近年來，各國在綠色經濟、金融科技及數字經濟等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新策，但隨著通貨膨脹、資本外流、匯率貶值及金融風險抬頭，普惠金融、數字金融和綠色金融等新興發展領域將給全球金融監管帶來不小沖擊，配套的監管制度、手段、能力亟待更新。第四，全球數字化領域。近幾年，全球支付產業數字化轉型全面提速，但加密資產廣泛采納可能削弱央行執行貨幣政策的能力，引發系統性風險。同時，數字貨幣應運而生，但數字貿易談判與規則競爭僵持不下，數字金融國際監管框架與技術標準尚未確立。

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是全球性命題，對各個國家而言，都意味著全方位、多角度的挑戰，涉及農業、工業、科技、教育、文化等諸多領域。從一定意義上說，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既是一種外部挑戰，更是一種內部鞭策；既是對自身體制的一種建設，也是對世界發展的一種迎合；既是順應時代的一種方式，也是改變世界的一種途徑。治理得好可以推動世界向前進步，治理不好則將被時代所拋棄。中國是發展中的新興國家，過去數十年，中國從參與經濟全球化中收益頗豐，但也經受了一系列不公平、失準則的貿易對待與關稅制裁。隨著實力地位的增強，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引領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的重要力量。近年來，逆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凸顯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缺失與短板[1]。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唯有敞開懷抱、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彰顯大國風范。中國在積極參與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同時，也應正視自身在發展中遇到的一些阻力與問題，保持迎難而上的勇氣定力，更從容地應對世界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變化。

全球經濟治理路在何方

從歷史邏輯來看，全球經濟治理經歷了由霸權主導轉向霸權合作再升格為多元共治的演進過程。第一階段，1944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創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標志著全球經濟治理的開端。第二階段，為協調各國政策，主要發達經濟體于1976年創立了G7非正式國際機制，其表現出明顯的新自由主義特征[2]。然而，這一模式的內在缺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盡顯無疑，其公平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均受到極大挑戰。2008年金融危機后包含主要新興發展中國家的G20順勢被升級為領導人峰會，標志著第三階段正式開啟。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重要平臺，最終演化為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模式。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之路主要經歷“了解、參與、發聲”三個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為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中國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合法席位（1980年）、中國成為亞洲開發銀行會員國（1986年）等一系列合作交流工作的開展，中國逐漸接觸到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運行規則，并積極與國際市場接軌合作。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后，中國對外開放的步子邁得更大，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啟了中國經濟外交新紀元，逐漸從一名“旁觀者”變為平等、互利的“參與者”。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愈發接近世界經濟舞臺中心。如今，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積極開展多領域外交工作，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大幅提升。

當前，美歐的傳統領導地位在金融和債務危機中遭到削弱，中國卻始終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和原則深度融入國際經濟事務合作。中國堅持多邊主義，并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旨在讓全球人民的福祉最大化，理性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但中國的努力卻被部分西方國家惡意抹黑。誠然，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終將會過去，沒有歷史的積淀也不可能有今日的世界。目前存在的問題多數是歷史遺留問題，我們肯定歷史中好的做法并且繼承發揚，但未來之路又將何去何從？這需要從“發展”“合作”以及“創新”中尋找答案。

發展是第一要務

用發展推動自身矛盾的解決，同時亦促進世界問題的治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始終將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既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又在世界共同發展中推進自身發展[3]。

黨的二十大在充分肯定黨和國家事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鮮明指出“我們的工作還存在一些不足，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當前我國在發展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突出問題：一是產業發展動力不足問題。動力不足的原因有結構性問題，當前中國經濟仍然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傳統產業仍占據較大比重，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問題還比較突出，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創新能力不足，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動能。此外，金融領域和房地產領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資產泡沫現象，非實體經濟聚集了過多的發展資源，也削弱了增長新動力賴以形成的基礎。二是供需結構不匹配問題。近年來，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增強，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成為支撐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動力源。但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廣大消費者的消費結構和消費理念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個人的精神生活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國在中高端產品和服務領域供給能力有限，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還未充分發揮。三是腐敗問題。腐敗會導致資源的不當配置、破壞市場運行規則、降低投資者信心、影響企業創新和競爭，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危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持續推進反腐倡廉，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一些隱形變異、曲線斂財、翻新升級的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正在悄然發生。反腐工作絕非一朝一夕，“零容忍”不是口號、“正新風”不是跟風，反腐工作須久久為功、與時俱進。四是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1994年日本進入深度老齡化時，人均GDP已經達到3.99萬美元，步入發達經濟體；而中國2021年步入深度老齡化時，人均GDP只有1.26萬美元，且尚未跨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4]。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過快或者過慢都不利于經濟的發展，而一旦人口增長陷于停滯困局，經濟社會就會失去發展活力。

想要更好地融入世界、發展世界，必須先解決自身存在的這些突出問題，用發展的思維、眼光跟上時代的步伐，與此同時加強跨國合作，積極應對全球性問題，共同促進世界的繁榮發展。

合作是第一目標

“團結就是力量，分裂沒有出路”[5]，全球經濟治理要堅持在發展中尋求合作共贏。 然而，憑借工業革命而占據先發優勢的西方國家，牢牢掌控資本主義世界“中心市場”，并讓多數發展中國家淪為“世界代工廠”或原材料“附庸市場”，不僅造成不可逆轉的全球環境污染，同時也加劇了世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更有一些國家奉行單邊主義，迷信零和博弈，鼓吹“筑墻設壘”，操弄“脫鉤斷鏈”，讓多邊會議、國際組織成為大國戰略博弈和戰略競爭的工具，嚴重阻撓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導致國際供應鏈大幅受阻，致使疫情中的世界經濟遭受疊加傷害，更加劇了部分脆弱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困境。其中，美國政府大力推行“美國優先”原則，拉幫結派，大搞“小圈子”主義，對多個國家發起貿易戰，特別是打著“安全”與“公平競爭”的旗號，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征收高額關稅、限制技術交流、阻止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事務等等。同時，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的驟然爆發則進一步惡化了地區間的合作關系，導致國家間的信任危機在全球蔓延，深刻影響著全球治理工作的開展。

應該認識到，比新冠疫情更嚴重的是“信任危機”，比經濟危機更可怕的是“協作困境”。開放合作共贏是人類發展永恒主題，世界的共同繁榮，離不開每一個國家的支持。俗話說，“獨行快，眾行遠”，地球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家園，唯有堅持開放合作，才能推動全球經濟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在歷史長河中前進、在時代發展中進步。人類早已經成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各國應該摒棄對抗思想、冷戰思維，加強對話協商、交流合作，為全人類共同的發展而努力。中國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多邊組織和條約的重要參與者與實踐者，始終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合作理念，作出“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的承諾，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最大范圍的平等互利與最大化的人類福利。在中美關系這個極其重要的全球雙邊關系中，中國也始終倡導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目前雖然有競爭、有分歧，但經貿關系發揮著穩定雙邊關系壓艙石的作用，合作依然是中美關系的主導面。未來，中國將繼續積極參與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打造各個群體均能獲益的包容、普惠的經濟全球化新模式，使經濟全球化真正惠及全人類。

創新是第一動力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與創新，各個領域迎來了巨大的變革和機遇。科技創新不僅推動了國家經濟的繁榮和競爭力的提升，還促進了全球合作和可持續發展。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應牢牢把握科技這一關鍵要素，通過科技創新共同探索解決重要全球性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以科技創新的高水平開放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至少不應讓科學技術成為限制全球經濟治理的阻力與障礙。

科學技術需要對全人類負責，同時應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6]。但目前，世界上不斷有鼓吹“長臂管轄”與“脫鉤斷鏈”的聲音出現，國與國之間的科學技術交流被限制，大國經濟競爭逐漸演化到科技領域，嚴重阻礙全球經濟社會創新發展[7]。不得不承認，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但一些國家卻并未認清合作開放是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邏輯，反而一味加劇矛盾。例如，美國試圖用斷供手段封鎖中國芯片行業發展，將高端科技牢牢鎖在“保險柜”中，抵觸交流、拒絕合作。實際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芯片銷售規模約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美國對正常的半導體產業經貿往來人為設限的做法，背離公平競爭原則，違反國際經貿規則，不僅損害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也將影響美國企業的市場利益[8]。

中國則在科技博弈中表現得非常清醒。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確立科技自立自強的發展路線，大力推動國家實驗室、大科學工程、重點國家研究機構改革，高度重視“雙一流”大學和科技領軍企業建設，以此全面支撐原創性知識生產、高端人才培養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同時，多部委聯合發布破“四唯”、破“五唯”的通知，并逐年提高基礎研究經費支持，引導激勵科技人員從傳統科技發展范式向新科技發展范式轉型。另一方面，中國持續推動中外科技合作交流，特別是通過加強例如氣候變化、人類健康等面向全球共同挑戰議題的合作，促進科技成果在世界范圍內的共享；積極融入全球科技創新體系，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大力支持外籍專家牽頭中國科技計劃，積極參與全球科技創新治理體系改革和重大國際科技合作規則制定，為世界科技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只有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共享，讓世界共享科技創新的豐碩成果，人類社會才能獲取更多的收益，科學技術才能更快地迭代升級，進而實現良性循環、合作共贏。實際上，不僅是科學技術，投資、貿易、金融等全球經濟治理的眾多方面均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各國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應樹立大局意識和全局觀念，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注重國際合作、協同創新，攜手構建經濟全球化新秩序，推動世界經濟平穩運行。

治理目標：實現合作共贏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關鍵在于充分利用集聚優勢理論，不斷挖掘、積累和吸收各種外部優勢資源，在整合過程中一方面增進自身的吸納能力，另一方面對外輸出自身的優勢資源。簡言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既要集聚優勢，也要輸出優勢，唯有合作共贏，才能長期穩定發展[9]。具體而言：

第一，集聚發展優勢，讓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體人民、合作伙伴。2023年8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金磚+”領導人對話會上指出：“國際社會要以天下之利為利、以人民之心為心，推動發展問題重回國際議程的核心”。發展的機會是平等的，而不是少數國家的特權，各國應秉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理念，為人類社會創造更多福祉。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不但要求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切好。為此，要繼續集聚發展優勢，打破地方和城鄉的行政性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各個堵點，促進商品和要素在全國范圍內暢通流動，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與此同時，全方面、多角度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適己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立人者，眾之所戴。”中國向來提倡“共享”，注重“共贏”，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歡迎更多的國外優質產品進入中國市場，也持續不斷地為世界市場供應優質產品；加速人才、科技、產業、投資、貿易等方面交流與合作，促進國際間優質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全面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加快“金磚+”合作機制建設，讓共贏經濟效益惠及更多的合作伙伴，真正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

第二，集聚合作優勢，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合作交流是時代的主旋律。近年來，部分西方國家為了搶奪利益蛋糕，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沖擊多邊機制和國際規則，給全球治理和國際關系帶來挑戰，危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國保持一定的耐心和定力。面對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與“各自為政”的全球治理現狀，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繼續集聚合作優勢和全球化的正能量，積極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話語權，吸引更多國家加入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紓解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缺乏資金支持的困境，推動實現國家間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設施聯通、民心相通。同時，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將其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遵循，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與其他國家一道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規則和制度體系。

第三，集聚數字優勢，以數字技術賦能全球經濟治理、更好造福世界各國人民。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工智能、網絡通訊、生命科學等影響經濟發展與科技格局的重大領域都將迸發出新的活力，今后全球經濟治理絕不缺乏“數據”之爭。全球數字化發展領域之廣、范圍之大、速度之快、力度之強、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而在數字化這一全新領域，我們與歐美等發達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為此，要牢牢把握數字化發展機遇，堅持技術為第一要素、創新為第一動力、人才為第一資源，打造全球數字經濟合作平臺，集聚全球數字優勢，全力推進數字人民幣全生態、全場景、全鏈條應用。強化技術交流、知識分享，努力彌合全球數字鴻溝，為落后國家推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積極參與和引領數字國際合作，不斷提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話語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數字化改革與創新，與其他國家共同探索出一條數字資源共建共享、數字經濟活力迸發、數字治理精準高效、數字文化繁榮發展、數字安全保障有力、數字合作互利共贏的全球數字發展道路。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首先要解決好自身的突出問題，保持“刀刃向內”的勇氣與決心，主動凈化革新，隨時“修枝剪葉”，適時調整優化發展政策。唯有這樣，才能在處理全球經濟事務時挺起腰板，也唯有這樣，才能更大程度集聚各種優勢，惠及世界各國人民。盡管經濟全球化可能存在諸多短板與不足，但不可否認，其仍然是符合世界各國人民根本利益的選擇，全球化發展潮流不可逆轉、治理腳步不可停歇。“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站在全球經濟治理的重大轉折點上，中國要繼續集聚優勢資源促進自身新發展，并且積極向世界分享發展紅利與成功經驗，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青島行政學院管理學教研部青年教師姜振煜、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趙文杰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張燕玲：《破解發達國家“反全球化”怪象：“發達國家受害論”是偽命題》，參考消息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5645849971407&wfr=spider&for=pc，2017年4月25日更新。

[2]陳偉光、劉彬、聶世坤：《融合還是分立：全球經濟治理制度變遷的邏輯》，《東北亞論壇》，2022年第3期，第29—43頁。

[3]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會理論學習中心組：《全面系統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認真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光明日報》，2023年5月31日，第6版。

[4]《未來十年：歷史不會簡單重復》，華夏時報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1106732484711138&wfr=spider&for=pc，2023年7月11日更新。

[5]《習近平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2-11/15/c_1129130012.htm?from_source=www.cbg.cn&wd=&eqid=ebc33eec00a3c790000000066496297b，2022年11月15日更新。

[6]楊利華、王詩童：《科技創新的法律之治：科技法律體系的構建研究》，《科學管理研究》，2022年第5期，第2—12頁。

[7]張新平：《美國科技霸權損害人權阻礙發展》，《人民日報》，2023年4月7日，第17版。

[8]《商務部：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 美國打壓終將反噬自身》，環球網，https://m.huanqiu.com/article/4DbFDIGiiqm，2023年7月6日更新。

[9]于永達、汪濱：《優勢集聚過程中的領導力評析》，《湖北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第40—44頁。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