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才紅利”是指一國憑借充足的人才數量、優良的人才質量、合理的人才結構所形成的發展優勢。目前，我國正處于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過渡中，尚存在短板和不足。要形成高水平的“人才紅利”，必須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圍繞如何提高人才質量、優化人才結構做文章。充分釋放“人才紅利”，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還需要發揮國家的引領作用、高端人才的突破性創新能力以及優化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

關鍵詞:人才紅利 人才質量 人才結構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3月13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我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過2.4億，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年。可以說，我們的‘人口紅利’沒有消失，‘人才紅利’正在形成，發展動力依舊強勁。”那么，什么是“人才紅利”？如何促進“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如何充分釋放“人才紅利”，使之轉換成“發展動力”？

我國“人才紅利”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被認為是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廉價勞動力的存在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形成市場優勢；另一方面，在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大的人口結構下，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較輕，社會保障支出較少，得以實現高儲蓄、高投資。這種因為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導致的發展優勢被稱之為“人口紅利”。多項研究表明，“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在20%—30%左右。然而，隨著我國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逐漸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已有12個省市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單純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紅利”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迫切需要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型，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提供新的動力。

如何理解“人才紅利”？如果說“人口紅利”強調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那么“人才紅利”則強調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質量。人才指的是這些勞動人口受教育程度較高，有所專長且能力和素質較高。除此以外，按照人口的三個基本要素——人口規模、人口質量、人口結構（或分布），我們可以將“人才紅利”理解為憑借充足的人才數量、優良的人才質量、合理的人才結構所形成的發展優勢。與“人口紅利”相比，它不僅僅是一種數量上的紅利，更是一種質量和結構上的紅利。

目前，我國已建成世界最大規模高等教育體系，在學總人數超過4430萬人，毛入學率近60%，2023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158萬人，在人才培養的數量上已經有足夠的基礎。然而，隨著高學歷人才培養規模的快速擴大，一些高校熱衷于申請博士點、碩士點，卻忽視了師資建設、課程建設和就業形勢分析，導致高學歷人才培養的質量和結構失衡，引發“高學低就”“人才內卷”。與此同時，高學歷人才更傾向于到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以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工作，而非偏遠地區和民營企業，導致用工荒、人才短缺與就業難并存。這些都反映出我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過渡中，在人才質量和人才結構（或分布）上還存在短板，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人才紅利”。

有效配置人才資源促成高水平“人才紅利”

面對當前我國人才供需結構性矛盾，如何將這些高學歷人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這就需要供給端和需求端共同發力，圍繞如何提高人才質量、優化人才結構做文章。

需求端優化策略

一是要通過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努力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解決總體就業難問題。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2022年，中國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其中包括本科專科生967.3萬，碩士86.2萬，博士6.6萬。如此大規模高學歷人才資源的消化，需要依賴且只能依賴于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畢竟有限，研究生擴招等延遲就業的舉措也只是權宜之計。號召大學生“脫掉長衫”、放下優越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還是要千方百計發展經濟。疫情三年對我國民營企業沖擊較大，如2022年上海注銷企業總數達到282204家，注銷企業數量排名全國第一，其中，微型企業消失了21.6萬家。為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就業容納器作用，需要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加強對中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實現促發展、穩就業。

二是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高就業崗位供給質量，優化就業結構和人才結構。目前，大學生送外賣、大學生做保安等現象在日常生活變得常見，甚至有自媒體炒作“全國七萬碩士在送外賣”等不實消息，調侃“外賣已經是一個知識密集型行業了”。然而，這些事實上反映出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水平并沒有釋放出足夠多的高質量就業崗位，較單一的有限的崗位需求無法容納大規模的不同層次的人才。這就需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產業提質的過程中催生出豐富的產業類型、產業生態以及企業主體，在需求側實現就業市場量和質的轉變。另一方面，推動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特別是要在保證產業鏈完整的同時適度延長產業鏈條。產業鏈越長，其所釋放的崗位需求就越多、層次就越豐富，越能更好地滿足不同類型人才的就業需求，使高精尖人才、中等技術人才、一線操作人才等都能在產業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要發揮產業鏈對人才培養鮮明的導向作用，通過產業鏈轉型升級催生新業態新模式，引導人才與產業之間的適配，推動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深度融合，不斷提高人才質量、優化人才結構。

三是要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提升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機會和吸引力，優化人才空間布局。一直以來，東部沿海地區和省會城市都是大學生就業的首選，中西部地區和二三線城市則少人問津，“人往高處走”“孔雀東南飛”現象由來已久，人才資源存在區域錯配的問題。國研中心一項調查數據顯示，東北地區20所高校2019屆畢業生的總流失率高達63.46%，其中東北部屬高校畢業生流失率更高，大部分在70%以上，最高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有近90%在非東北地區就業[1]。然而，中西部的發展、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和基層工作等，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引導高學歷人才向這些地方分流，才能更好發揮“人才紅利”的作用。要繼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其他區域政策工具，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因地制宜培育當地特色支柱產業，優化產業集群分布，吸引相關人才入駐。提升欠發達地區的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為其引進高層次人才提供工資待遇、遷移入戶、崗位晉升等政策優待。建立引導人才區域間有序遷移流動的長效機制，如廣東省2023年出臺了《廣東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三年行動》，提出要搭建高校共青團助力縣域發展工作對接平臺、建立常態化聯系本地戶籍大學生的制度機制、設立廣東青年鄉村創業擔保貸款貼息專項資金等，為知識青年到鄉村就業創業建立機制、提供保障。

供給端優化策略

一是要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目前，一些大學生面臨“一畢業就失業”的情況，這一方面與整體的經濟形勢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部分畢業生的質量和素質沒有達到就業市場的要求，除了取得文憑以外沒有其他特別突出的技能，學業不精且沒有實習經歷，在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上都有提升的空間。這就需要高校等人才培養方在教學育人方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傳統上我國很多高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因為教師的職稱評定、業界影響都與科研成果直接掛鉤，所以在時間和精力上較少分配給課堂教學，導致備課不足、照本宣科，教師不認真講、學生不認真聽，淪為“水課”。因此，要完善教師培訓與激勵體系，改革職稱晉升機制，加強教師教學能力建設，引導教師重視教學、重視課堂，確保課程教學質量，履行好傳道授業解惑之職；積極組織學生參與社會調查、單位實習等社會實踐活動；加強對學生的服務和管理，嚴格課堂教學管理，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教學互動，重視日常考核和綜合測評。嚴把考試關和畢業關，讓進入就業市場的畢業生都擁有真才實學。

二是要以產業結構和用工需求為導向，動態調整優化學科專業設置。近年來我國高校撤銷專業數量逐年增多，2017年241個、2018年416個、2019年367個、2020年518個、2021年804個，這說明高校專業設置與市場用人需求錯配問題是長期存在的，需要不斷動態調整。在人才培養上如何做到供需匹配？首先，要積極調查高校學科專業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匹配程度，主動調整相關培養專業的優先次序。對于那些長期就業不佳、學生就學興趣也不高的專業，要及時撤銷。其次，要密切跟蹤行業發展，根據行業發展趨勢和經濟轉型方向預測人才需求，及時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學科專業，使人才培養能夠滿足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需要。同時，對新設專業的就業情況和發展前景做反饋調查，動態調整師資力量與課程配置。最后，要進一步深化校企之間的對話和合作，使校方和畢業生能夠了解到企業的真實需求，對一些專業可以采取對口培養、定向輸送的方式，有計劃地開展招生和聯合培養工作，打造產教融合共同體。

三是要調整人才培養結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應用型人才。一直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受傳統培養學術精英型人才理念的影響，在自身發展方向以及人才培養方面都崇尚向學術型、研究型轉變。在社會觀念和社會地位層面，也存在學術型人才優于職業技能型人才的刻板印象，導致在人才結構中較市場需求而言普通學術型人才占比過多，技術技能型、應用型人才依然比較短缺的狀況。隨著我國先進制造業的不斷發展，相關行業應用型、復合型人才需求呈現井噴式增長，如在鋰電行業，寧德時代2021年員工人數增長5萬人，其中生產人員、技術人員增幅居前，分別增長4.47萬人、4487人，同比增幅為216.17%、80.24%[2]。因此，要調整人才培養結構，走差異化培養的路子，對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階段賦予不同的培養重點和培養模式，如本科教育階段，在開展通識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綜合素質的同時，重點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而學術性人才的培養則放到更高的教育階段。加大對應用型本科高校的支持力度，引導具備條件的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大學轉變。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加大對職業院校的投入和支持，促進職業本科教育發展，做好中學階段的學生分流工作，為學生提供技能型、應用型的升學就業路徑和發展上升通道。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依法興辦與其產業相關的職業院校，直接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四是要主動謀劃高等院校地區、城市布局，促進“人才下沉”。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區域布局結構存在不均衡的現象，一是區域間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差距明顯，經濟發達省份的高等院校無論在財政支持還是平臺建設上都要遠勝于欠發達地區。二是高等院校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同時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的知名高校也不斷在東部大城市開展異地辦學，進一步導致了東部大城市人才高度集聚的分布格局。我國人才密集地區主要分布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省會和直轄市以及城市群區域，這些區域高學歷人才存量多，同時對域外人才吸引力大。調查顯示，2017—2021年東部地區人才凈流入占比從6.2%增至12.9%，長三角、珠三角人才凈流入占比分別從4.6%、2.0%增至7.4%、4.1%[3]。與此同時，高度的人才集聚導致了激烈的就業競爭。而非中心城市和地區，如一些有產業基礎的二線城市雖然近年來承接了來自中心城市的人才外溢，但總體上依然存在崗位缺口，就業環境較寬松。各高等院校、職業院校需在符合教育部相關政策的前提下主動謀劃，在那些具備人口和特色產業支撐的非中心城市和地區開展產學研合作，設立異地研究院或培養基地，引導人才與當地經濟發展特色及產業布局有效對接，實現人才的本地培養、本地消化，為人才就業開拓新的區域途徑，促進人才分布結構的均衡。

將“人才紅利”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動力

當人才真正成為社會追逐的“紅利”，而不是一項需要去解決的“問題”的時候，人才作為個體和群體的價值才會真正得以彰顯。充分釋放“人才紅利”，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除了要提高人才質量、優化人才結構，避免“人才內卷”“人才浪費”之外，還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發展方向上的引領作用。“人才紅利”作為發展動力的真正實現，不僅需要人才作為一種資源的存量，還需要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為人才作用的發揮提供開創未來的平臺和賽道。近年來，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全球供應鏈重構的趨勢明顯，高端制造業如芯片產業面臨的外部打壓愈演愈烈。與此同時，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如人工智能在這兩年集中爆發，成為引領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重要增長點和大國博弈的新賽道。在此背景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顯得尤為緊迫，加快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大力發展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等成為引領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目標和發展方向。這些發展未來產業的戰略規劃非單個的企業或行業能夠實現，許多未來產業的發展需要長期的前期積累和基礎研究，而且短期內不會產生明顯的收益。這就要求必須發揮國家的角色和作用，在產業政策、發展目標等方面著眼長遠、精準把握，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在產業引領和人才推動的互構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是要培養造就一批具備突破性創新能力的高端人才、領軍人物。目前，我國產業升級轉型主要依靠創新驅動，特別是自主創新驅動，只有掌握了核心技術才能形成競爭優勢，才能不被“卡脖子”。而創新作為人的一種實踐活動，則主要依靠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智慧。在高端制造業等領域，高端人才、領軍人物引領整個行業變革和突破性發展的例子頻頻顯現。雖然我國的人才數量和質量居世界前列，但是高端人才在整個人才結構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尤其缺乏具有創新特質的領軍人才。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2017年以來中國人工智能論文發表量就已經是世界首位，但是在突破性論文方面與美國依然差距明顯，2015—2020年美國人工智能突破性論文數超過其他排名前十國家的總和[4]。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從業人員雖然數量多，并且近年來在不斷增長，但是由于尖端科研人才的缺乏，在此領域并沒有形成突破性的創新成果，行業發展依然處于跟隨和追趕的狀態。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高端、頂尖人才的培養和利用，改進教育體系，完善激勵機制，在工作上和技術上給予他們充足的自主權和話語權，以尖端人才帶動整個科研團隊的進步和整個領域后備人才的培養和積累，引領行業的突破性發展。

三是優化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尖端人才的引領，還需要更多的中高端人才的支撐。使各類人才都能物盡其用、自由創造，是釋放“人才紅利”的內在要求。這就需要尊重人才成長和創造的規律，破除體制機制的障礙，做到留得住人才、出得了創造、用得好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于人盡其才的使用機制、有利于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制、有利于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系更加發達，一茬接一茬茁壯成長。”這些都需要在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在人才管理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中的作用，營造利于創新創造的制度環境、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提升人才服務的個性化、差異化水平，充分發揮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和科學家的主體性，進一步釋放人才活力，催生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本文作者為 鐘明華，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洪志雄，中共廣東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注釋

[1]錢誠、孫飛：《從東北高校畢業生就業去向看東北人才流失問題》，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17483，2022年1月13日。

[2]葉玲珍：《鋰電行業人才需求井噴式增長 企業花式搶人求賢若渴》，證券時報網，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586162.html，2022年5月23日。

[3]任澤平：《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2-05-17/zl-imcwipik0221829.shtml，2022年5月17日。

[4]陸趣、黎芝源、周子彭：《競爭人工智能——從論文突破性看中國人工智能創新水平》，中金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fB7F__-A0vNw5DwTcZDhEw，2023年4月4日。

責編：周素麗 ／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