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照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我們將發展新能源作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雙碳”）目標的科學選擇。盡管我國新能源產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在技術、質量和市場等方面競爭力不強。在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也面臨著諸多能源安全風險挑戰。因此，我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論述，切實提升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科技化、智能化、多元化、生態化水平。我們要依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新能源發展和能源安全，切實提升化解能源安全風險的能力。唯此，才能切實提升我國新能源的競爭力。

關鍵詞:“雙碳”目標 新能源 競爭力 能源革命 能源安全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A

在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雙碳”）目標下，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是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必然選擇。對于全面系統布局“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確保能源安全”[1]。在“雙碳”目標下，新型能源體系是以風電和光電等新能源為主體、以煤炭和石油等傳統能源為輔助，依靠先進科技手段與產業體系打造而形成的復合能源體系。盡管我國新能源產業取得重要進展，但也存在著諸多短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情況下，國際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復雜態勢給我國帶來諸多新機遇和新挑戰。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促進我國新能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的戰略背景

在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嚴重的全球性問題背景下，由于能源問題、碳排放問題、氣候問題、生態環境問題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內在的關聯，因此，發展新能源成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必然選擇。這樣，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

發展新能源對于落實“雙碳”目標的意義。氣候變暖有復雜成因。從人為原因來看，這是由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造成的。這種排放是燃燒化石燃料以獲取能量時產生的。這種能量對現有的經濟體系起到重要支撐。由于不能放棄經濟發展，而維持一定的經濟發展總是需要一定的能源支撐，使用化石能源所造成的二氧化碳又是人為排放溫室氣體的主要源頭，這樣，在傳統能源綠色發展的基礎上迭代發展新能源以形成新型能源體系就成為落實“雙碳”目標的重要任務和路徑。在談到能源領域落實“雙碳”目標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促進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積極有序發展光能源、硅能源、氫能源、可再生能源。”“要加快發展有規模有效益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氫能等新能源，統籌水電開發和生態保護，積極安全有序發展核電。”[2]一般來講，新能源具有非碳、再生、清潔、安全等優勢，可以有效確保落實“雙碳”目標并促進氣候治理，可以有效確保能源供給和能源安全并確保高質量發展和民生福祉。根據國際能源署的預測，如果全球能源轉型成功，到2050年可望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50%以上。

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成就和不足。我國已經自主地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于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已經系統地把“雙碳”工作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當中，將發展新能源確立為落實“雙碳”目標的重要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能源技術和產業實現了快速發展。我國水電、風電、光伏發電裝機均超3億千瓦，均居世界第一；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設備生產規模居世界第一，多晶硅、硅片、電池和組件占全球產量的70%以上；我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占全球保有量的50%左右。[3]但是，當前我國新能源及其產業仍然存在著十分明顯的短板。客觀上來講，由于新能源自身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等特點，在新能源的實際利用上存在著穩定性較差的問題。在價格方面，由于技術瓶頸等問題，我國新能源技術的發電成本較高，依賴政府的財政補貼才能實現商業化運營，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賠本賺吆喝”的問題。從國際市場方面來看，我國能源企業存在著“大而不強”的問題。在2022年全球新能源500強企業中，德國、美國、中國、日本企業平均規模分別為165億元、125億元、103億元、90億元。在總體上，我國新能源產業在技術、質量和市場占有方面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間。

國際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態勢和挑戰。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新能源及其產業已經成為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和新的增長引擎。為了扶持美國新能源產業的競爭力，按照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的《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等法案，美國計劃撥款3700億美元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加強氣候彈性，向稀土供應鏈投資2億多美元以在2025年之前重建用于風力渦輪機的國內稀土永磁體供應鏈。歐盟提出了到2030年實現至少40%低碳技術設備在境內生產的目標。日本也提出了相應舉措。此外，發達國家通過“雙壁壘”方式力圖抑制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在技術壁壘上，發達國家掌握部分高壁壘技術，掌握著光伏和電池供應鏈的核心技術，會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保持其競爭優勢；在貿易壁壘上，發達國家具有較大的市場空間，會以碳關稅等手段阻止和減少外部技術和產品的流入。自2012年以來，我國風電和光伏產業連續遭受美國反傾銷反補貼制裁。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我國新能源產業都遇到了嚴重的“卡脖子”問題。

總之，按照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我們應該將發展新能源作為實現“雙碳”目標、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當下，烏克蘭危機帶來全球能源安全問題，日本福島核污水排海造成全球生態環境風險問題，都給發展新能源帶來新的變數。但無論如何，提升我國新能源產業競爭力都是我國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不二法門。

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的原則和舉措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我國新能源產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為了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我們必須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堅持將提升新能源競爭力作為發展新能源的核心任務。只有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切實提升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科技化、智能化、多元化、生態化水平，促進我國新能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有效提升我國新能源的競爭力。

堅持新能源產業發展的人民性

能源需求是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能源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能源安全對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因此，如果我們要從根本上提升新能源競爭力，就必須進一步明確新能源產業發展的人民性原則和導向。

在國內層面上，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我們必須將滿足人民群眾的用能需要作為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改善人民群眾的用能條件和環境，統籌新能源需要和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將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作為新能源產業的價值支點。進而，我們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激發他們在新能源開發和利用方面的創新活力，依靠他們推動我國新能源產業的創新發展。最后，按照共享發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我們要切實保證國有新能源資源的保值和增值，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能源權益，將能源產品尤其是新能源產品的價格維持在人民群眾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切實保證新能源發展的成果能夠為人民群眾共享。尤其是，國有新能源產業企業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帶頭作用，繼續發揚“大慶精神”，切實加強自身廉政建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勇于做新能源產業共享發展的排頭兵。

在國際層面上，當前全球氣候正義的關注點已經從“排放權”轉向“能源權”。“我們不應該為了公平而賦予人們污染的權利，而應該把重點放在實現他們的能源權上。因此，解決辦法在道義上是合理的，而且具有實際的吸引力：通過提供清潔能源來減少貧困。”[4]因此，我們要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能源共同體，切實加強出口和外貿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動這些企業切實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和尊重所在國的風俗習慣，以誠實守信贏得國際市場。尤其是，中國企業應該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向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廣我國“光伏扶貧”“風電扶貧”等經驗，在所在國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充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積極推動和參與當地的包容發展和人本發展。這樣，才能真正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支持。

提升新能源產業發展的科技化水平

在新能源產業上，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上。未來，新能源產業的競爭將主要集中在科技實力上。習近平總書記將能源技術革命作為能源革命的重要內容，要求通過推動能源技術革命來帶動產業升級。他指出：“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能源技術發展將為解決能源問題提供主要途徑。”[5]因此，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在堅持黨的領導下，我們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來推進新能源科技革命，形成支持新能源科技革命的國家支撐體系。

瞄準能源科技和能源產業的短板開展科技攻關。針對我國新能源產業存在的不足，要通過科技創新的方式來彌補短板，實現后來居上。例如，針對風電、光伏等新能源大規模、高比例并網后給電力系統的穩定性帶來的挑戰，我們要推進高效太陽能電池、先進風電設備等關鍵技術突破，圍繞著提升新能源的穩定性來開展科技攻關。在此基礎上，要持續提升新能源開發利用的技術水平和產業化水平，促進電、熱、冷、氣等能源深度耦合，加快建設集風、光、水、生、火于一體的現代能源基地。

瞄準能源科技和能源產業的前沿問題開展科技創新。重點是圍繞大容量風電、高效率太陽能電池、大容量新型儲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氫、大功率液化天然氣發動機、可控核聚變等方面的課題開展科技攻關。我們應該利用德菲爾法，組織科技工作者識別新能源的重要技術方向和發展路線圖，組織力量開展攻關，大力培育和發展新能源方面的新業態。

瞄準零碳負碳目標，在太陽能和氫能開發和利用方面取得技術創新的突破。太陽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清潔能源，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最公平的能源。綠氫是通過可再生能源發電進行電解水制氫的能源，在制氫過程中沒有碳排放，可用來再次發電和用于燃料電池驅動汽車。因此，我們要圍繞著開發和利用太陽能、生產和制造氫能來開展科技攻關，將“太陽能+氫能”作為人類文明的最終能源選擇。現在，我國科技工作者已經研發出液態太陽燃料。這一成果的技術路線是規模化電解水制氫，本質上是一種人工光合成反應，可以類比自然界中的光合作用；與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相比，其效率增加了數十倍。這預示著未來能源及其產業發展的方向。

提升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智能化水平

智能化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趨勢和特征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制造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廣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帶動了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變革”。[6]我們要加快促進新能源產業向智能化的方向發展。

在促進能源產業智能化發展的基礎上，我們要努力打造智能化能源系統。從技術支撐方面來看，要切實加強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在新能源領域的推廣應用，為打造智能化能源系統提供技術支撐。從覆蓋環節來看，要促進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真正融入到能源的產、運、儲、銷、用等各環節，構筑能源系統各環節數字化智能化創新應用體系，堅持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培育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與新能源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優勢。目前的智慧能源系統偏重于能源的調動和管理，智能化能源系統應該實現智能化在新能源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各個角度的全覆蓋。

在新能源領域的對外合作過程中，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智能化的先進經驗，以提升我國新能源產業的智能化水平。同時，我們應該利用智能化的手段和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能源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切實保證能源產品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提升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多元化水平

多樣性有助于系統的穩定性并能夠提升系統的效能。在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中，我國形成了“光伏+”和“風電+”等多種模式，建構起了新能源的多元化應用場景和創新商業模式。現在，我們應該將“新能源+”和“互聯網+”統一起來，構建“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以此來提升我國新能源的競爭力。

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來構筑和完善“新能源+智能化+”模式。在光伏方面，大力發展“光伏+智能化+”模式，將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有機地統一起來，積極發展推動光伏治沙、林光互補、農光互補、牧光互補、漁光互補。進而，我們可以建構“光伏+智能化+建筑”等模式。在風電方面，大力發展“風電+智能化+”模式，將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有機地統一起來，推廣“海上風電+智能化+海洋牧場”等模式。在各類新能源之間，在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相統一的基礎上，推動各種新能源的一體化發展，完善“風光火儲一體化”“風光儲氫一體化”“風光火儲多能互補”等多種模式，并將之與其他各類產業尤其是綠色產業有機融合起來，實現各類綠色產業的協同發展。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國新能源企業應該幫助項目所在國按照“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發展新能源，促進當地的綠色發展和包容發展。在總體上，“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就是要有效地利用新能源以應對氣候變化并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統一。

提升新能源產業發展的生態化水平

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對于生態環境具有雙重的影響。一方面，新能源可以減少空氣和水污染、降低噪聲污染、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一方面，一些新能源設備的生產會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資源并會產生一定數量的廢棄物，一些新能源項目可能會影響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地、擾亂生態系統的運行。在這種情況下，按照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7]的要求，要按照生態化（綠色化）的原則促進新能源產業的綠色發展。

新能源產業必須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質量發展路子。一是要大力推廣生態修復類新能源項目。我們要將能源科技和恢復生態學結合起來，探索在石漠化、荒漠化地區開展具有生態修復價值的新能源項目和模式，探索利用采煤沉陷區、露天礦排土場、廢棄露天礦坑、關停高污染礦區等工業遺產和遺址發展新能源產業，開展廢棄礦井改造儲能等新型儲能項目研究示范。二是要加強新能源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我們要統籌新能源項目開發中涉及到的多重生態環境要素，科學評價新能源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和效益，“要從全球變化、碳循環機理等方面加深認識”[8]，力求減少新能源項目對資源、環境、生態系統的擾動，力求減少新能源項目的“碳足跡”，力求提升新能源項目的防災減災救災的能力。三是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實現新能源產業的綠色發展。按照生態優先的原則，新能源項目在設計、施工、運行等方面都要嚴格遵循綠色標準。在設備原材料和介質的選用方面，要注意稀土等資源開發利用可能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利用材料技術等成果實現原材料的綠色代替。在退役風電機組和光伏組件的處理上，要實現綠色回收和循環利用，延伸產業鏈。最終，應該實現新能源產業的全生命周期閉環式綠色發展。

在海外發展新能源產業和項目的時候，我國企業應該將新能源開發和利用與當地的生態環境保護統一起來，充分履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社會責任，促進當地的可持續發展。

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的安全保障

當下，發展新能源面臨著一系列風險。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我們要“處理好減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可能伴隨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9]。要將提升應對能源安全風險能力作為提升新能源競爭力的重要方面。

切實提升有效化解國內能源安全風險的能力。發展新能源有助于降低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帶來的能源進口風險以及由之帶來的軍事安全風險。但是，在轉向新能源的過程中還會面臨其他方面的風險。因此，我們要強化能源安全風險的預測預警，切實提升有效化解國內能源安全風險的能力。現在，日本公然將核污水排入公海的行為可能引發公眾對核電安全風險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實行最嚴格的核安全標準和最嚴格的核監管，切實保證核電的有序發展、安全發展、綠色發展。此外，也應該思考選擇核能的代替方案。

切實提升有效化解國際能源安全風險的能力。我國新能源產業的對外開放會降低所在國的能源供應風險，尤其是有助于緩解能源貧乏的發展中國家的能源供應風險，同時有助于提升我國國內能源安全的水平。因此，我們要積極開創新能源國際合作的新局面。在這個過程中，國際能源安全風險也有可能被轉移和轉嫁到國內來，要切實提升有效化解國際能源安全風險的能力。日本向公海排放核污水的行為勢必會增加我國核安全風險和全球安全風險，我們應該有禮有節、有理有據地與之進行堅決斗爭。從排放物質來看，核污水和核廢水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核泄漏之后被放射性物質污染的水，后者是核電廠冷卻以后的廢水，前者會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災難，后者是正常的排放。日本向公海排放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從排放程序來看，日本是在自我測定放射性元素含量的情況下進行排放的，公開的只是核污水當中的氚的含量，而沒有公開其他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其實，在日本排放的核污水當中，包含有超過60種放射核素，而不只是氚一種元素。從排放的國際監督方面來看，日本沒有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和參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評估范圍受到日方的嚴格限定，僅對日方單方面采集的少量核污染水樣本開展實驗室間比對分析，取樣獨立性和代表性嚴重不足；這一評估只是對排海方案的評估，而不包括排海以外的其他可能處置方案，也不包括核污染水凈化裝置的有效性和長期可靠性。從排放后果來看，由于地球上的陸海空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是一個整體，日本排放的放射性物質有的半衰期長達5000年，因此，日本的排放行為不僅會造成嚴重的海洋生態環境災難，而且會通過地球的物質循環造成整個地球生態環境災難，更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從排放的社會性質來看，日本出于經濟節約的考慮選擇了排海方案，放棄了其他更為安全有效的處置方式，更為嚴重的是這背后可能隱藏著研發核武器以使軍國主義復活的圖謀。因此，我們應該深刻揭露日本排放行為的反動實質和反動圖謀，與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共同促使日本停止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行為，盡快以安全有效的方式關閉福島核電站，以維護全球安全。

總之，我們要切實統籌新能源的發展和安全，切實提升新能源安全風險的化解能力，將之作為提升我國新能源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和保障條件。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治理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新進展新論斷新貢獻研究”（項目編號：2022JZDZ008）階段性成果】

注釋

[1][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深入分析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面臨的形勢任務 扎扎實實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人民日報》，2022年1月26日，第1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綠色發展》，《人民日報》，2023年1月20日，第7版。

[4]Alexandre Gajevic Sayegh，Pricing Carbon for Climate Justice，Ethics，Policy & Environment，22：2（2019），116.

[5][6][8]習近平：《論科技自立自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70—71、151—152、156頁。

[9]《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人民日報》，2021年10月25日，第1版。

責編：董惠敏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