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服務于國家治理的“軟治理”，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具有深刻的價值意蘊。文化治理能增強文化認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鄉村振興全過程；克服實踐困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貫穿鄉村振興全過程；引領文明風尚，讓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優秀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得到弘揚。文化治理能在確保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精神引導和價值塑造基礎上，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條路徑上賦能，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成功。進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能力，科學定位文化治理多元主體角色是關鍵，規范健全文化治理市場秩序是基礎，發展深化文化治理社會功能是支撐。
關鍵詞:文化治理 軟治理 鄉村振興 鄉村文化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可見，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之魂。加強文化治理，是鑄造民族魂、提升國家精氣神的關鍵一招，更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一個子系統、子要素，其結構要素的變遷反映了國家治理結構形式的演化變遷。在中國大陸，文化治理作為一個新的治理概念出現在學術文獻研究中的時間不長。1994年何滿子發表一篇《文化治理》的評論性文章，這是中國知網上能查閱到的最早的以“文化治理”為主題的文章。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學術界開始重視文化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作用。
文化治理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戰略抉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的力量最終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文化的軟實力最終可以轉化為經濟的硬實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文化治理是集理念、數據等要素、制度、機制和技術于一體的治理形式，通過文化規則引導與道德教化熏陶，強調政府與市場協調合作，尋求政府、社會與市場三者互動，以多元主體思維處理公共文化事務，進行公共文化決策，配置文化資源與權力，構建起一種物質與精神平衡發展的社會秩序。因此，文化治理是服務于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的“軟治理”。
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價值意蘊
人類生存發展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一切精神與物質財富，都以多樣化的文化載體、多層次的文化影響、多元化的文化表現為文化治理內容，并完美結合為鄉村振興中的“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賦能。在文化治理的所有元素中，所具有的“道德、信仰”的價值意蘊，成為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關鍵。
價值意蘊一：增強文化認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鄉村振興全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廣大鄉村民眾的參與，更需要理想支撐與精神保護，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以文化治理突破社會發展現實利益，將鄉村的文化治理提升到國家治理的文化價值高度，才能攻堅克難達到理想彼岸，增強全國人民對鄉村振興的價值認同。
文化治理是培育核心價值觀的力量保障，是一項統籌文化發展戰略、推進文化發展能力、促進文化價值增生的“軟治理”模式，其價值目標在于形成鄉村振興的文化認同，建構精神秩序，塑造文化心理。文化認同是文化治理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對鄉村振興的文化認同，文化治理在鄉村振興中就缺乏動力支持，就無法為鄉村振興凝聚起政治性、普遍性的力量，無法為鄉村振興提供觀念引導、精神支撐和集體實踐。具有“軟治理”特點的文化治理，能夠有效提升鄉村振興中的文化認同效能感，凝聚起參與鄉村振興的多元主體的“文化認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過程中生成的。文化治理突出文化的政治功能，有助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振興中的啟蒙意義，增強鄉村社會的文明理性，塑造鄉村社會良好的精神秩序，引導鄉村社會向“好”、鄉村民眾向“善”。同時，文化治理有助于克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鄉村中的“邊緣化”危機，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鄉村建立起一種有秩序、有規則、有倫理意義的文化系統，對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具有根本影響。文化治理還有助于保障國家政治價值在鄉村中的整合，避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因信念信仰缺失帶來價值沖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文化治理的優化，在鄉村振興中具有更豐富的內容和更強的魅力。
價值意蘊二：克服實踐困境，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貫穿鄉村振興全過程
鄉村振興不僅僅是經濟振興，更不是偏離社會主義制度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振興，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鄉村中得到更充分彰顯的振興，其總的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文化治理作為一種科學的“軟治理”結構，有利于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優越性在鄉村振興中得到充分彰顯，并實現系統的成長與成熟，為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提供內生動力和外在保障，實現制度的靜態完善與動態發展。
鄉村振興是一個動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通過文化治理型構起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治理體制，維護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確立與公民行為觀念相一致的文化要素與心理習慣，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陽光雨露惠及每一個居民，從而在鄉村建構起一個充滿活力、秩序良善的文化生態環境，實現鄉村振興的文化價值觀和治理理念的高度融合統一，最終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價值。文化治理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關鍵內容，拓寬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場域，增強了鄉村振興的發展動力。
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化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境。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復雜性、變動性、不確定性等因素，對戰略實施的有效性產生很大的影響，需要高密度、有效的制度安排支撐。文化治理的“軟治理”可以彌合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主體多樣性、價值理念多元性、議題領域交叉性等帶來的分歧，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宏觀層面上有章可循，不斷克服現實困境，優化戰略實施的運行邏輯，使其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軌道，形成法治化、規范化的文化生態環境。微觀層面上，文化治理能夠解決具體環節上可能出現的秩序失當、管理混亂、競爭失衡、效率低下等難題，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信任建立、權力配置、責任歸屬、利益均衡等，從而使鄉村振興戰略在文化治理的助推下，始終在靜態結構與動態過程中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價值意蘊三：引領文明風尚，讓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優秀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得到弘揚
文化治理本質上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社會中形成價值轉換，傳承、喚醒和激活蘊藏在鄉村中的優秀文化價值，使之成為鄉村振興的動力，引領鄉村文明風尚，增強鄉村文化競爭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文明道路，提升鄉村社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真正實現文化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
中國的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從稻魚共生的農耕技術，到節氣時序的農耕經驗，再到耕讀為本的農耕文化，農耕文明的優秀遺產是鄉村振興的寶貴財富。在拓展鄉村文化資源要素、為鄉村振興服務上，文化治理承擔著挖掘豐富多彩的中華傳統文化資源、提升鄉村文化競爭力的重任。
首先，文化治理要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在一種開放的狀態下實施，封閉是沒有出路和前途的，要以文化自信宣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次，文化治理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在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牢牢地植根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土壤上。鄉賢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通過文化治理積累鄉村的社會資本，諸如建立鄉賢榜、鄉賢廊，成立鄉賢理事會和鄉賢基金，評選“道德模范”“民間愛心人物”等，弘揚百姓身邊的鄉賢事跡，讓鄉賢精神滲入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發揮道德楷模作用，能夠豐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文化治理內容，降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制度成本。
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
發揮文化治理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作用，并不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是必須找到合適的路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就要求著眼于國家文化安全，確保鄉村振興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確保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精神引導和價值塑造，確保文化治理的公共治理思維，使鄉村振興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抓手。
文化治理賦能產業興旺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沒有發達的產業，鄉村振興就只是一句空話。因此，發展才是硬道理，要通過文化治理，將精神轉化為物質、將“軟實力”轉化為產業“硬實力”，實現鄉村一二三產聯動，農工商旅興旺。具體來說，就是依托當地的資源稟賦、生態環境優勢，發揮文化的引領作用，使鄉村中的百工技藝各顯所長，發展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養殖、文化+休閑等，將文化注入到地域、產品和器物之中，打造名牌、名品與名物，使百姓享受到文化治理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與利益。
文化治理賦能生態宜居
生態文明是關系到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并且成為鄉村振興的原動力。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就是通過大力弘揚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優良傳統，與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碳達峰”“碳中和”的現代文明理念融合起來，踐行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實現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把鄉村中的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經濟優勢，真正使鄉村成為藍天白云、青山綠水、宜居宜業的美麗家園。
文化治理賦能鄉風文明
鄉風文明是文化治理的應有之義，更是鄉村振興的標志。以文鑄魂、以文培元、以文化人，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成果才會可持續、有后勁，才能彰顯鄉村振興的精氣神。文化治理賦能鄉風文明建設，一是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人，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的思想引領、強大的精神力量、豐潤的道德滋養，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為廣大村民的自覺行動和實踐。
二是大力開展文明創建，引領鄉村新風尚。通過文明村鎮、文明家庭、道德模范、時代楷模等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在鄉村中營造仁愛孝悌、耕讀傳世、敦親睦鄰、守望相助、敬老孝親、謙和好禮的社會風氣，形成“人人爭做好人、人人學做先進”的良好氛圍，提振農村精氣神，增強農民凝聚力，讓文明鄉風春風化雨。
三是培育新理念，設立農民豐收節，舉辦技能大賽，大力推廣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將優秀的傳統文化理念、文化活動、日常倫理、社會風尚等融入到鄉村振興中，賦予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開展垃圾分類、廁所革命，反對鋪張浪費、大操大辦等，不僅使村民富口袋，而且使村民富腦袋。
文化治理賦能治理有效
鄉村治理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組成，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和“最后一公里”，治理是否有效，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安定和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基礎的牢靠。因此，要將文化治理與“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這“五治”融合，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新格局，護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全過程。
文化治理賦能“政治”領路，運用黨建文化、紅色文化引領，發揮鄉村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創新“黨建+治理”“黨建+網格化管理”模式，提升基層政府的向心力、組織力和戰斗力，構建鄉村治理新格局。
文化治理賦能“自治”主導，通過全過程人民民主文化引領，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激發村民在鄉村振興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將基層民眾的矛盾和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有效提升村民對鄉村振興各項工作的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
文化治理賦能“法治”護航，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發揮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潤滑作用，提升廣大村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使鄉村振興始終沿著法治軌道，改變傳統的鄉村熟人社會辦事搞關系靠人情的思維習慣，筑牢鄉村振興的法治基石。
文化治理賦能“德治”教化，弘揚中華民族崇德向善的優良傳統文化，在鄉村振興中崇尚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以德化人，德潤人心，讓“德治”教化貫穿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全過程，以才興德、以文養德、以評弘德，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精神力量。
文化治理賦能“智治”支撐，強化鄉村治理新引擎。信息化時代到來，大數據、區塊鏈、元宇宙、人工智能等的出現和使用，使得文化治理的方式內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網絡文化、大數據文化、人工智能文化等，廣泛融入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了智慧性技術支撐，信息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或不跑路，實實在在提升了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文化治理賦能生活富裕
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目標，就是要實現鄉村全體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文化治理鑄魂塑形的強大力量和功能，賦能人們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文化治理激發中華文化農耕文明的精神屬性，將豐富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活化為鄉村振興的文化特質和精神氣質；將以祠堂等古建筑遺存為載體的器物文化、以家風家訓家譜為載體的精神文化、以傳統技藝等為載體的非物質文化，轉化為鄉村振興的生態要素、生產要素、生活要素與文化要素；淬煉中華民族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人文精神，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積極向善的價值取向，凝聚起鄉村振興的共識，賦能人們精神生活富裕。
文化治理挖掘中華文化農耕文明的經濟價值，拓展形成“文化+”理念思路，將文化因子融入農業生產經營和農民生活中，大力發展創意農業、休閑農業、田園綜合體等新型農業，延長農業產業鏈供應鏈，實現鄉村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形成具有文化底蘊、“一村一品”的特色品牌；運用現代信息化的文化傳播手段，加快云計算、物聯網等先進科學技術在鄉村振興中的應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以文化賦能美麗家園建設，優化鄉村聚落、鄉村建筑、道路肌理、鄉村自然景觀風貌，提升鄉村宜居水平，帶動鄉村旅游、生態旅游、紅色旅游、傳統村落旅游等，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豐富廣大農民的物質生活。
提升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能力的建議
科學定位文化治理多元主體角色是提升賦能鄉村振興能力的關鍵
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科學定位多元主體的功能和角色是關鍵。政府在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擔負著“主導者”角色，承擔著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政策制定和制度供給責任，既是這一過程的制度體系提供者，又是這一過程作用發揮的執行者。但發揮政府作用不是傳統的“單打獨斗”“一家獨大”，而是擔任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平衡器”，多元主體在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引導者，既不“越位”“失位”，也不“錯位”“虛位”，而是在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時，充分發揮企業、社會組織和居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激發多元主體的內生動力，高效運行、協同發力、合作共贏，在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營造規則平等的文化生態，建立起科學規范的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基礎支撐。
規范健全文化治理市場秩序是提升賦能鄉村振興能力的基礎
文化治理必須有一個規范健全、科學合理的市場秩序，才能保障其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時資源配置優化、市場活力激發、運營效果明顯。這就要求必須具有健全的政策法規體系，有效保障各類主體在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場域中具有相同的價值契合，公平地享有規則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的紅利。同時也要保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始終能夠沿著綠色、低碳的發展路徑，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有效避免因秩序失當產生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沖突困境，最終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秩序的合理性、過程的科學性和成果的有效性。
發展深化文化治理社會功能是提升賦能鄉村振興能力的支撐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場域是文化治理功能發揮的重要平臺，也是促進文化治理價值增生的“大熔爐”。要完善文化治理結構，創新文化治理方式，豐富文化治理載體，使文化治理的社會功能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場域中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發展，從而為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更有力的支撐。因此，提升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的能力，就需要增加對文化治理的財政支持，強化文化治理的基礎設施建設，遵循公益性、平等性、便利性原則增加和優化鄉村中的公共文化供給，在文化治理中以“示范”與“規范”相結合的路徑復興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優秀傳統價值觀，拓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張力，凸顯人民群眾在文化治理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中心位置。
【本文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展史”（項目編號：18ZDA012）成果】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頁。
[2]習近平：《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
[3]蔡文成、趙洪良：《結構·價值·路徑：文化治理的內在邏輯與實踐選擇》，《長白學刊》，2016年第4期，第133—140頁。
[4]丁曉強、趙靜：《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使命》，《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8年第5期，第5—11頁。
[5]劉晨光：《制度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核心要義》，《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23年第1期，第5—20+164頁。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