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起源可以從文化和政治兩個層面進行觀察。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指秦漢以前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彼此交融聯系而形成的相對的文化共同體，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國指秦漢以前囊括中國大部地區的統一國家，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對應傳說中的軒轅黃帝時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具有“一元”的宇宙觀、倫理觀和歷史觀，形成了“多支一體”圈層結構，政治上的早期中國則具有“一統”特征。

【關鍵詞】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政治上的早期中國 新石器時代

【中圖分類號】K87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2.004

【作者簡介】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新石器商周考古學、中國上古史、環境考古與人地關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較。主要著作有《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等。

要理清中國的起源這個重要問題，首先需要明確“中國”一詞的內涵。大多數時候所謂“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有時候所謂“中國”是“中國（中華）文明”“中國（中華）民族”等語境里的中國，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自古以來，政治上的中國指囊括現在中國全部或大部疆域在內的統一國家，文化上的中國則是由中國全部或大部疆域內相似文化組成的共同體，也可稱之為“中國文化圈”。雖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國內部單元的劃分并不完全一樣，但總體而言都具有統一性特征，其地理空間也基本一致。從歷史上來看，政治上的中國分分合合，而文化上的中國卻始終只有一個且持續穩定發展。可以說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的中國分裂時向往統一、統一時維護和強化統一的重要基礎。

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中國，都至少可以前溯至秦漢時期。但再向前溯源對這一問題就有了不同認識。20世紀八九十年代，嚴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國文化格局，[1]張光直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2]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3]都明確將文化上的中國追溯到史前時期。21世紀之后我們進行了接續性的研究，提出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文化圈的概念，[4]還就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5]。政治上的最早中國，學者提出了起源于西周、[6]夏代晚期的二里頭、[7]早于夏代的陶寺[8]等各種不同觀點，還有學者甚至提出最早的中國須從軒轅黃帝算起[9]。現在看來，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國，其起源形成過程、空間范圍結構、表現特征等，都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起源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指秦漢以前中國大部地區文化彼此交融聯系而形成的相對的文化共同體，也可稱為早期中國文化圈。從對考古材料的分析來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

中國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舊石器時代即已開端。距今約1萬多年前進入新石器時代后，各區域間文化的交流更加明顯，在中國中東部地區形成五大文化系統，彼此之間已經存在一些聯系。距今8000多年后各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加速，中國大部地區整合成四個文化系統，且各文化系統之間開始接觸融合：可能受到長江下游上山文化的陶壺等泥質陶器的影響，裴李崗文化出現泥質陶，裴李崗文化人群的西進催生了渭水和漢水上游地區白家文化的誕生，裴李崗文化向北對華北的磁山文化、向南對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都有影響[10]。正是由于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發揮了紐帶作用，四個文化系統初步聯結為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從而有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起源。

令人稱奇的是，在裴李崗時代形成的雛形的文化上早期中國范圍內，已經出現了共有的“一元”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誕生了“敬天法祖”信仰，孕育了整體思維、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穩定內斂等文化基因。中華先民的“一元”宇宙觀，即“天圓地方”觀和敬天觀，體現在八角形紋、[11]龍鳳紋[12]及其祀天儀式[13]，含石子龜甲、[14]八卦符號[15]及其數卜龜占行為中，還體現在骨“規矩”、骨律管及其觀象授時行為[16]等方面。共有的“一元”倫理觀和歷史觀，是指重視親情、崇拜祖先、牢記歷史的觀念，集中體現在“入土為安”的“族葬”習俗中[17]。這些中華文明原創思想的集中涌現，表明距今8000多年前中華文明起源已經邁開了第一步[18]。

古史傳說里中華民族最早的先祖是“三皇”中的伏羲、女媧，事跡見諸周代兩漢及以后的文獻中，如伏羲作八卦、[19]觀象授時[20]和女媧補天[21]等。距今8000多年前長江、黃河流域八卦符號、骨規形器等的發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關伏羲、女媧的傳說可能并非子虛烏有。

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形成

距今約70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時期后，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融合趨勢顯著加快，進一步整合形成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華南、東北三大文化區或文化系統。距今約6000年前后，中原核心區的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從晉南-豫西-關中東部核心區向外強力擴張影響，由此造成黃河上中游地區仰韶文化面貌空前一致的現象，而廟底溝式的花瓣紋彩陶則流播至中國大部地區：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北至內蒙古中南部，東北至西遼河流域，東達海岱、江淮，南達江湘。此前的三大文化區或文化系統的格局因此大為改觀，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系形成一個以中原為中心、包含三個層次的超級文化圈。與此同時，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陶圈足盤和玉石鉞等器類也流播至黃河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區，甚至已經越過臺灣海峽到達臺灣島。此外，先前已有的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和知識系統在廟底溝時代得到繼承和發展。

由于這個超級文化圈的空間范圍涵蓋后世中國的主體區域，三個層次的空間結構和夏商周時期的畿服制圈層政治結構有相近之處，“敬天法祖”等宇宙觀、倫理觀和歷史觀一直延續到后世中國，因此可以說廟底溝時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早期中國文化圈”正式形成[22]。

廟底溝時代恰好也是社會復雜化程度加劇的時期。此時晉、陜、豫中原核心地區聚落數量激增，出現面積達數十萬甚至超百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聚落中還出現了面積達數百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23]。在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刺激下，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都普遍出現了社會變革。江淮地區凌家灘遺址中僅一座墓葬的隨葬玉器就達200件之多，[24]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現規模宏大的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25]。這些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大型建筑、大型墓葬的出現，表明當時中華文明起源已經邁開了第二步[26]。

政治上早期中國的起源

政治上的早期中國，指秦漢以前囊括中國大部地區的統一國家，其起源自然就與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相關。恩格斯提出的國家的標志，[27]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就是主要根據地緣關系而非血緣關系來組織社會；二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集中體現在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王權”方面。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至少在黃河中游和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區域王權和地緣關系，達到了早期國家標準，其他區域社會也邁進了或者即將邁進國家社會的門檻，而社會劇烈分化的過程至少要追溯到距今大約5300年前。

距今大約5300年以后，黃河中游地區至少出現了3個區域中心。一是晉、陜、豫交界地帶，主要體現在靈寶西坡遺址有了高級別的貴族墓地[28]。二是鄭洛地區出現有宮殿式建筑的鞏義雙槐樹中心聚落，[29]其占地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三是在隴山西側出現占地約100多萬平方米的甘肅秦安大地灣中心聚落，該聚落中出現面積約42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30]。距今5100年左右進入銅石并用時代以后，在隴山以東出現了面積至少達600萬平方米的慶陽南佐都邑聚落[31]。該聚落中部是由9座大型夯土臺及其內外環壕圍成的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的核心區，核心區中央有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帶有夯土圍墻和護城河的宮城區，宮城中心是建筑面積達700多平方米的坐北朝南的主殿。整體建設工程可能需要數千人工作至少兩三年時間才能建設完成，建設過程中需要組織周圍廣大地區的大量人力物力，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區域王權與地緣關系，也意味著早期國家的出現。南佐的白陶、黑陶等特殊物品罕見且精美，應當是由高水平專業工匠制作而成，白陶、朱砂陶、綠松石飾品等的原料和大量水稻可能來自國家控制下的遠距離貿易。

距今5300年左右在長江下游興起良渚文化，約距今5100年良渚聚落初具規模，并形成以良渚聚落為中心的早期國家或者“古國”。良渚聚落有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內城、630萬平方米的外城，還有水壩、長提、溝壕等大規模水利設施。內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臺城”，上有大型宮殿式建筑[32]。城內有級別很高的反山墓地，墓中發現了隨葬600多件玉器的豪華墓葬[33]。在良渚古城周圍約5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分布著300多處祭壇、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個明顯的級別[34]。良渚諸多大規模工程的建造、玉器等物品的制造、大量糧食的生產儲備，都需調動大量人力物力，神徽、鳥紋、龍首形紋的普遍發現可能意味著整個太湖周圍的良渚文化區已經出現統一的權力[35]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體系，并且存在一種對整個社會進行控制的網絡[36]。此外，距今5000年左右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墓葬棺槨成套、分化程度更甚，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古城林立，其中規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占地面積達兩三百萬平方米[37]。

距今約4700多年進入廟底溝二期或者廣義的龍山時代以后，黃土高原尤其是陜北地區的遺址數量急劇增加，北方長城沿線涌現出許多具有突出軍事性質的石城，同時在黃土高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發生突變。這一系列現象應當是以黃土高原人群為勝利方的大規模戰爭事件的結果，很可能與文獻記載中軒轅黃帝擊殺蚩尤的涿鹿之戰有關[38]。

我們看到，距今5100年左右形成的早期國家還局限在黃土高原和太湖周圍這樣的局部地區，且當時的國家形式只是擁有區域王權的“古國”或“邦國”[39]。而萌芽狀態的“天下王權”，應當出現于“涿鹿之戰”之后。按照《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的記載，軒轅黃帝征途所至，東至海岱、西至隴東、南達江湘、北到華北，當時已設官監國、諸侯來朝，儼然是“一統”的氣象。這一說法可能有夸張的一面，但從考古發現看，距今4700多年黃土高原政權的對外擴張影響十分顯著，至少在黃河流域可能一度實現以黃土高原為重心的原初的“一統”，長江流域很可能也受其節制，說明文獻記載有真實歷史背景。因此，政治上中國的起源應當在距今4700多年的廟底溝二期之初或者傳說中的軒轅黃帝之時。

此時已經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國繼續發展壯大，最重要的表現是馬家窯文化向西、向南的擴展。馬家窯文化本身是仰韶文化拓展到甘青地區后與當地文化融合的產物，馬家窯文化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進入青藏高原東南部，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卡若文化等，還為青藏高原帶去了黍、粟等作物種植；向西則已經延伸到河西走廊中西部。

政治上早期中國的形成

政治上早期中國的形成，當以距今4100年以后的初步“一統”國家夏的最早出現為標志。而這種“一統”的整合趨勢在距今4500年左右進入狹義龍山時代后，明顯加快了節奏。

距今約4500年，在晉南地區出現了占地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聚落，其中包含宮城、大墓和“觀象臺”等[40]。同時或略晚在陜北地區出現有宮殿建筑的延安蘆山峁遺址，[41]距今4300年在陜北地區出現面積達400萬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42]。在河南的王灣三期文化、造律臺文化和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當中，也發現多個面積達數萬到數十萬平方米的古城。陶寺都邑的玉器、美陶等很多與禮儀相關的文化因素來自于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又通過陶寺都邑聚落流播到蘆山峁、石峁，甚至甘青和寧夏南部地區的菜園文化、早中期齊家文化，這些玉器的流播范圍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響，當時可能存在一個以陶寺為都邑的早期國家，統治范圍至少及于黃河流域。與此同時，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修建的多個古城仍然存在，上游地區的寶墩文化也發現多個古城，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則進入沒落階段。長江流域文化和黃河流域文化的差別總體上比較明顯，尤其是長江中游地區出現的與祭祀相關的陶套缸遺跡、數以十萬計的紅陶杯和紅陶塑等，有著濃厚的地方特色，由此推測其與黃河流域文化屬于不同的政治實體。

距今約4100年進入龍山時代后期，中原龍山文化大規模南下影響豫南和江漢兩湖地區，很可能對應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43]隨即夏王朝誕生。通過“禹征三苗”，夏朝至少已將長江中游地區納入版圖，因此，《尚書·禹貢》等記載的夏禹劃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實歷史背景[4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夏朝初年夏王已經初步擁有“王天下”的“一統”政治王權[45]。文獻記載中夏朝統治集團除夏后氏外還有許多其他族氏，親緣與地緣（政治）關系得以緊密結合，[46]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統一天下的結果，政治上的早期中國自此正式形成。此后的商、周王朝時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國得到進一步發展。

夏朝建立的時候，通過進一步的文化交融，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范圍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兩廣地區，東南至包括臺灣島在內的沿海地區，東達山東半島，東北達黑龍江地區，北部涵蓋整個內蒙古中南部甚至更遠的地區，其覆蓋范圍遠大于秦漢以來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鴉片戰爭前的疆域或現在的中國疆域比較接近。不僅如此，由于各區域文化要素的互相交融，源自中原的炊器鼎，源自東方的飲食器豆、圈足盤和酒器鬶、盉，源自華北的炊器斝、鬲，以及源自西方興于中原的青銅器技術等，已經遍見于中國大部地區，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

結語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起源和形成的兩個關鍵節點，分別是距今8000多年前和距今6000年左右。政治上的早期中國則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對應傳說中的軒轅黃帝時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政治上的早期中國，都涵蓋了中國大部地區，彼此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進一步而言，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具有“一元”的宇宙觀、倫理觀和歷史觀，形成了“多支一體”圈層結構，政治上的早期中國則具有“一統”特征。“一元”宇宙觀和相對獨立的地理格局，[47]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上中國的趨于“一體”和政治上中國的趨于“一統”，地理環境的廣大多樣性特征和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種發展變化的可能性，既長期延續主流傳統又開放包容，是一種超穩定文化結構。早期中華文明因此可稱為“天下文明”模式，以區別于兩河流域的“城邦文明”模式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誠信仁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連續發展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18ZDA172］、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重大課題“早期中國文明起源的區域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47]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頁。

[3]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61～162頁

[4]韓建業：《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8頁；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5]張致政、程鵬飛、褚旭、韓建業：《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形成和發展學術研討會紀要》，《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李新偉：《“最初的中國”之考古學認定》，《考古》，2016年第3期；徐良高、周廣明：《當代民族國家史的構建與“最早的中國”之說》，《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張國碩：《也談“最早的中國”》，《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6]李零：《禹步探原——從“大禹治水”想起的》，《書城》，2005年第3期。

[7]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26～229頁；杜金鵬：《“最早中國”之我見》，《南方文物》，2019年第6期。

[8]何駑：《最初“中國”的考古學探索簡析》，《早期中國研究（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6～43頁。

[9]孫慶偉：《“最早的中國”新解》，《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10]韓建業：《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影響與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11]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白陶祭器上面的八角形紋可能表達“天圓地方”觀。參見賀剛：《湘西史前遺存與中國古史傳說》，長沙：岳麓書社，2013年，第342～345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洪江高廟》，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1284頁。

[12]高廟遺址白陶上的大口獠牙雙翼飛龍紋、雙翼飛鳳紋、“天梯”紋應當與“通天”觀念有關，遺址中大型祭壇上的“排架式梯狀建筑”或者“通天神廟”遺跡，瘞埋有焚燒過的動物骨骼的祭祀坑等，是當時存在祀天儀式和敬天信仰的表現。類似高廟文化的龍形象，還見于同時期西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比如遼寧阜新塔尺營子遺址的大口獠牙龍紋石牌，阜新查海遺址的堆塑石龍。參見劉勇：《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七千五百年前石雕神人面像》，《光明日報》，2019年9月29日，第11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13]韓建業：《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祀天遺存和敬天觀念——以高廟、牛河梁、凌家灘遺址為中心》，《江漢考古》，2021年第6期。

[14]賈湖墓葬中隨葬有內含石子的龜甲，有的龜甲上還刻有可能表示占卜結果的字符，應當是八卦類龜占數卜工具。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宋會群、張居中：《龜象與數卜：從賈湖遺址的“龜腹石子”論象數思維的源流》，《大易集述：第三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11～18頁。

[15]在長江下游浙江義烏橋頭遺址上山文化陶器上，發現了六畫一組的八卦類卦畫符號；在蕭山跨湖橋遺址跨湖橋文化的角器、木器上，發現了六畫一組的八卦類數字卦象符號，這些與同時期賈湖的數卜當屬一個傳統。參見：《浙江義烏橋頭新石器時代遺址》，《201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王長豐、張居中、蔣樂平：《浙江跨湖橋遺址所出刻劃符號試析》，《東南文化》，2008年第1期。

[16]賈湖遺址中經常與龜甲一起出土的骨“規矩”，可能是規劃天地、觀象授時的工具，骨笛被認為是天文學儀器“律管”。參見王楠、胡安華：《印證神話傳說：賈湖遺址發現骨制“規矩”》，《中國城市報》，2019年7月22日，第13版；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95～197頁。

[17]韓建業：《裴李崗時代的“族葬”與祖先崇拜》，《華夏考古》，2021年第2期。

[18]韓建業：《裴李崗時代與中國文明起源》，《江漢考古》，2021年第1期。

[19]《周易·系辭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20]《周髀算經》：“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

[21]《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列子·湯問》：“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

[22]韓建業：《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考古》，2012年第3期。

[2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105號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市西坡遺址發現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

[2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的新發現》，《考古》，2008年第3期。

[25]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69～479頁。

[26]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8頁；韓建業：《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4期。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4～195頁。

[2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靈寶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29]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鞏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21年第7期。

[3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31]韓建業、李小龍、張小寧、徐紫瑾：《甘肅慶陽市南佐遺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成果（2021）》，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36～141頁；韓建業：《南佐“古國”：黃土高原上最早的國家》，《光明日報》，2023年1月8日，第12版。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

[3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34]張忠培：《良渚文化墓地與其表述的文明社會》，《考古學報》，2012年第4期。

[35]張馳：《良渚文化大墓試析》，《考古學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57～67頁。

[36]趙輝：《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論一處中國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09～117頁。

[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天門石家河城址及水利系統的考古收獲》，《江漢考古》，2023年第1期。

[38]韓建業：《中國北方早期石城興起的歷史背景——涿鹿之戰再探索》，《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2期。

[39]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6～251頁；嚴文明：《黃河流域文明的發祥與發展》，《華夏考古》，1997年第1期；王震中：《邦國、王國與帝國：先秦國家形態的演進》，《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4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何駑：《山西襄汾縣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4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延安市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19年第7期。

[4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神木縣石峁遺址》，《考古》，2013年第7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發現石峁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神木縣石峁城址皇城臺地點》，《考古》，2017年第7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神木市石峁遺址管理處：《石峁遺址皇城臺地點2016～2019年度考古新發現》，《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4期。

[43]楊新改、韓建業：《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44]韓建業：《龍山時代的文化巨變和傳說時代的部族戰爭》，《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韓建業：《從考古發現看夏朝初年的疆域》，《中華讀書報》，2021年6月30日，第13版。

[45]王震中所說夏商周時期的“復合制王朝國家”，實質就是“一統”政治中國的早期階段。參見王震中：《夏代“復合型”國家形態簡論》，《文史哲》，2010年第1期；王震中：《中國王權的誕生——兼論王權與夏商西周復合制國家結構之關系》，《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46]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中國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471頁；沈長云：《夏朝的建立與其早期國家形態》，《齊魯學刊》，2022年第1期。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erms: Its Origin and Formation

Han Jianye

Abstract: The origin of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is a relative integrated cultural community made by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most regions befor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age 8000 years ago, and took shape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age 6000 years ago or so. The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is a unified polity comprised the major parts of China befor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originated about 4700 years ago probably corresponding to the legendary period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ook shap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a Dynasty around 4000 years ago. The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is characteristic by the monistic views in cosmology, ethics and history, and formed an "integrated and multi-branched" concentric structure. The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is featured by Unity.

Keywords: Early China in cultural term, Early China in political term, the Neolithic age

責 編∕包 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