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傳統海洋政治敘事往往基于一國利益的考量，主張通過控制海洋、戰勝敵國進而實現“制海”的戰略目標，但這種依托個體理性構建的海洋治理觀無視海洋治理的全球公共性和整體關聯性，給國際社會帶來的是大國爭霸海洋和海洋治理赤字，因而亟需代之以新的海洋治理理念和敘事。新型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遵循關系理性，以構建關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為長遠目標，主張關系治理和合作治理，促進國家間關系和諧及“人海和諧”，進而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和善治，真正實現人類的“治海”理想。

關鍵詞:海洋治理 關系理性 海洋命運共同體 全球公共性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以“制海”為根本目標的西方傳統海洋政治敘事存在明顯的理念缺陷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福島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此舉嚴重破壞全球海洋環境、損害周邊國家人民的切身利益，日本國內、周圍國家和部分國際組織強烈反對。與此同時，眾多西方政府和媒體卻對此表示沉默，美國更是明確表態支持日本。日本和西方國家在此事件上的所作所為，不僅違背一系列國際法原則，而且充分暴露了它們長期奉行的傳統海洋政治敘事基調，即優先考慮海洋地緣政治主導權和控制權，無視海洋治理的全球公共性和整體關聯性，將本國或小集團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和海洋主體之上。這種敘事基調存在著明顯的理念缺陷，必須予以堅決抵制。受到嚴重威脅的全球海洋環境安全，迫切需要世界各國清理傳統海洋政治敘事，更新全球海洋治理觀念，確立全球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新型敘事。

早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就已經在討論海洋治理問題，他們用“制海權”揭示當時地中海地區國家間的海上爭霸行為。但是，古希臘哲人們只是對特定現象和特定概念進行討論，并未提出系統的理論。直至近代馬漢“海權論”、“英國學派”、法國“青年學派”等的出現，西方海洋政治敘事才走向系統化和理論化，理論家們紛紛提出以“制海”為根本目標的諸多觀點。

美國海軍將領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海權論”是近代西方海權理論的代表，其思想迎合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殖民擴張、大國爭霸的需要，因而備受推崇。馬漢“海權論”主要著眼于如何控制海洋以達到帝國不斷擴張的目的，他認為“制海權”對于一國國力最為重要，本國與世界市場的海上通道能帶來大量商業利益，因此必須用強大的海軍確保制海權。同時，海洋可保護國家免于本土作戰，因而相對于陸軍，海軍對戰爭的影響更大。因此，他主張美國應建立強大的遠洋艦隊，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峽附近的水域，再進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并與列強共同開發攫取東南亞與中國的海洋利益。

與著眼于絕對制海權的馬漢不同，“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朱利安·科貝特主張相對制海權。他認為，當面臨強大的陸權國家時，海權的力量非常有限，因而海軍和陸軍的緊密配合是取得戰爭勝利的最佳途徑。同時，有限戰爭是英國權勢的根源，所以需要掌控海上交通線的海軍對大陸進行封鎖，配合陸上進行有限戰爭，從而戰勝陸地強國。

法國的“青年學派”同樣強調控制海上交通線，當時的法國急需海外殖民地，但海上面臨強大的英國，陸上又面對崛起的德國，基于本國資源的有限和敵國實力的強大，“青年學派”主張法國應該利用新技術打造一支小型艦隊，打擊敵國的海上商業航線，造成對方決定性的損失和國內混亂，進而按照法國的意志進行談判，實現法國的戰略目標。

二戰后美國的海洋戰略產生于美蘇冷戰背景之下，帶有明顯的大國爭霸、控制海洋、積極備戰的特征。1982年美國“海上戰略”的主要目標就是摧毀蘇聯海軍，運用航母空中力量和兩棲作戰能力影響陸上戰斗，迫使蘇聯在有利于美國和其盟友的條件下結束戰爭。冷戰結束后初期，美國海洋戰略放棄了打大戰的基調，轉向威懾敵人以及與敵人進行一定的合作。2005年和2007年美國分別頒布《國家海上安全戰略》和《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標志著美國海洋戰略發生重大變化，不再針對某一特定國家或威脅，轉而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保衛全球商業和安全體系。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自2015年開始，美國海洋戰略的指導思想又從保護全球體系轉向了以對抗威脅為驅動，海權戰略思想重回備戰。[1]2020年12月17日，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共同發布新版海洋戰略《海上優勢：以一體化全域海軍力量取勝》，指明了美國海洋戰略在大國競爭時代新的發展方向。新版海洋戰略更加強調大國競爭，目標直指中國，新戰略共37次提及中國，將中國視為“最緊迫、最長期的戰略威脅”。新版海洋戰略不僅關注傳統“高階戰爭”，還強調灰色地帶的“低烈度競爭”，對于這兩者的挑戰，美國認為一體化海上力量和全領域行動能力是解決之道，需要美國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三方開展更加深入和密切的合作，一體化的美國海上力量必須能夠在未來沖突中打敗別國的侵略，同時阻止其他地方的機會主義侵略，也必須能夠保證美國在從海底到太空、大洋、近岸再到信息環境、網絡空間、電磁頻譜的所有領域的影響力。

西方傳統海洋政治敘事的理論基礎是個體理性本位主義，認為獨立的“理性”個體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存在，“理性”的個別國家基于本國利益制定海洋戰略，而根本目標則是服務于一國利益。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沖突的、競爭的、零和的，海洋戰略的目標是解決戰爭或競爭背景下，國家如何利用海洋打敗對手，奪取海洋霸權。就人類和海洋的關系而言，這種傳統海洋政治敘事中，人類和海洋的關系是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在此敘事下，大國紛爭不斷，海洋治理赤字頻發，全球海洋環境安全得不到保障，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受到威脅，嚴峻的海洋政治現實呼吁新理念和新敘事。

以“治海”為最高理想的全球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更符合海洋關系的全球總體性

2019年4月23日，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青島集體會見應邀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的外方代表團團長時，提出了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國家個體利益，著眼于如何促進各國在海洋治理領域合作，以實現國家間關系的和諧以及人類和海洋間關系的和諧。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蘊含的敘事邏輯不再是個體理性，而是關系理性，其哲學基礎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東方特色。

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告訴我們，關系理性而非個體理性才是更符合世界現實的敘事邏輯。全球化將萬事萬物關聯起來，無人無事無物不處在關系之中。關系在全球化時代已具有本體地位，世界政治中的行為體是關系行為體或關系中的行為體，行為體做出決定和采取行動的基本依據是關系，是依其此時此地所處的關系網絡中的位置，以及這一位置與關系網絡中其他行為體的相對關系，來判斷情勢和進行決策的。理性不再是個體理性，而是關系理性，只有當行為體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明確了自己的位置和相對身份之后，才會知道什么行為是理性的。循此邏輯，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中最重大的命題就變成了如何看待關系、如何處理關系；而全球治理的最高理想就變成了如何實現全球關系的治理、怎樣結成全球范圍的關系共同體。

近年來我國所推動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就是這種關系共同體，因為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不局限于議題治理，而是擴展到關系治理，試圖對國家間關系、人與自然關系以及人們的關系認知進行變革。這種關系理性或關系治理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中國傳統的陰陽和合說和中庸辯證法。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秦亞青所構建的“關系理論”就認為，陰陽關系是所有關系的基本形態，是“元關系”。從互動主體的角度看，陰陽關系中的兩極不是兩個獨立自我、和他者不同的實體，二者在互動時也不具有先在的性質。相反，它們首先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兩個相關部分，而不是簡單的西方二元論的兩極分立。從互動過程的角度看，中庸辯證法對元關系的基本表述是“和諧”，亦即差異體的適切合作。和諧并非沒有差異，和諧是以差異為前提。在開始交往的時候有著明顯的差異，通過在和諧的過程中互動，逐漸融合，生成新的合體。共同進化可以也必然在不預設同質化的條件下產生，在不同生命體或是文化體保持原有特征的情況下形成新的生命合體。[2]

在關系理性基礎上構建關系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是當今世界各國應當普遍遵循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或新敘事。在全球治理中，各國對于相互關系的認知不再局限于個體理性或原子國家視角，而是基于關系理性或命運共同體視角，國家處于命運共同體的關系網絡中，只有使自身和共同體達到和諧的選擇才是理性的。各國在海洋治理領域也應當遵循這一新的敘事邏輯，以全球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取代西方傳統海洋政治敘事。

全球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最突出的特征是命運共同體，國家與國家之間、人類與海洋之間是命運與共、安危與共的整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海洋的和平安寧關乎世界各國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維護，倍加珍惜。”這就意味著，各國應當高度重視海洋關系的全球整體性和海洋治理的全球公共性。為此，和諧與合作就成了重塑全球海洋政治敘事的關鍵環節，其最終目標則是實現海洋之治或海洋善治，即達到“治海”而非“制海”的目的。

“治海”首先強調海洋和諧，和諧是海洋關系全球整體性的體現。國家之間關系的和諧體現為和而不同、相依共生。海洋控制和海上霸權導致國家間沖突，破壞海洋關系的全球整體性，永遠不會帶來和諧。命運共同體雖由不同的國家構成，但不同并不一定意味著沖突，不同的國家基于不同的條件、文化、需求參與到關系互動中，可以形成新的和諧。在海洋治理上，只有倡導和促成和諧的國家間關系，才是實現海洋之治的正途。近些年來，美國出于大國競爭需要，遏制中國海洋權利和向海發展空間，不僅出臺新版海軍戰略，還積極聯合所謂價值觀相同的印太國家，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大搞“四方安全機制”、美英澳聯盟（AUKUS），企圖繼續控制印太兩洋，顯然這樣只會給印太地區帶來更大不安寧和不和諧。

中國政府倡議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希望促進海上互聯互通和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藍色經濟發展，推動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進海洋福祉，促進海洋關系和諧。

海洋關系的和諧不只局限于國家之間，也適用于人與海洋的關系。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要求，人類要像關愛生命一樣關愛海洋，促進“人海和諧”。人與自然屬于不同的主體，雙方不是絕對的對立也不是絕對的統一，但可以在互動中不斷尋求平衡，以達到最終的和諧，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日本政府不顧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執意決定將核廢水排放入海，顯然有違“人海和諧”的原則。而中國的主張是，全面參與聯合國框架內海洋治理機制和相關規則制定與實施，落實海洋可持續發展目標；高度重視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持續加強海洋環境污染防治，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實現海洋資源有序開發利用，“為子孫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藍天”。

“治海”更強調海洋合作，合作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環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存之道和發展鐵律是合作”。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既發源于和合共生的中華文明傳統，也符合世界現代文明中的合作進化認識論。按照關系理性的邏輯，合作的過程正是共同體內關系建構和發展的過程，由于過程就是“流動的關系”，維持共同體內的合作過程就是維護共同體內的關系，因此，在實現海洋之治的過程中，合作是鐵律，也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為促進亞洲海洋和平與合作，中國大力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致力于營造平等互信、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地區海洋安全格局。中國領導人鄭重宣布，中國海軍將一如既往同各國海軍加強交流合作，積極履行國際責任義務，保障國際航道安全，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產品；海軍作為國家海上力量主體，對維護海洋和平安寧和良好秩序負有重要責任；各國海軍應該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進互信，加強海上對話交流，深化務實合作，走互利共贏的海上安全之路，攜手應對各類海上共同威脅和挑戰，合力維護海洋和平安寧，而不是走海上爭霸、大國戰爭的老路。所有這些政策主張和宣示，是新型海洋命運共同體敘事的重要鋪陳，將影響世界各國共同踐行海洋合作之路。

海洋命運共同體并不忽視沖突，相反承認沖突的客觀存在，但認為沖突和分歧都是可以妥善解決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國家之間在涉海問題上難免有沖突和分歧，但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能循一國之私、不顧他國和公共的安全。在海上通道安全和海洋資源利用等方面，更應摒棄傳統海洋政治敘事，不搞霸權控制、團團伙伙，更不能威脅海洋環境安全、危害人類長遠福祉。相反，各國應堅持平等協商，完善危機溝通機制，加強地區海洋安全合作，推動涉海糾紛妥善解決。總之，在海洋治理領域，只有遵循關系理性，共同致力于合作，才有望通過調控分歧、化解沖突，實現國家間理想的和諧狀態。

【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岳心怡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師小芹：《海權戰略思想尋跡》，《史學月刊》，2018年第2期，第17—21頁。

[2] 秦亞青、李宏洲、方鹿敏：《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輯，第30—46、204—205頁。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