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個結合”比對的是“第一個結合”，“又一次思想解放”比對的是“第一個結合”所產生的思想解放，針對的是過去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不正確認識。“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要求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任務，以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為出發點，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為落腳點，著眼于新時代治國理政，把握好結合的辯證法。

關鍵詞:“第二個結合” 思想解放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這個重大論斷內涵豐富、意味深長，需要我們認真思考、深刻把握。

“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比對和針對

“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這個論斷讓人很自然聯想到與“第一個結合”、與之前的思想解放的對比。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從第一次思想解放到又一次思想解放，做這樣的理解，語義上才是最為對稱的，句式上才是最符合中文習慣的。

“第一個結合”所產生的思想解放

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結合”的確產生了一場思想大解放。十月革命炮聲所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孕育了中國共產黨。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到蘇聯的強勁支持，因而當時黨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都不能不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在一個時期內，我們黨受到教條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地對待蘇聯經驗的束縛，王明、博古等就是這種影響的理論和實踐的代表人物。那時脫離了中國實際的理論，說起來引經據典、慷慨激昂，卻不能很好認識中國問題，對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錯誤和巨大的損失。黨的歷史上出現右傾和“左”傾錯誤，都與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有關，都與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有關。

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2]這“第一個結合”將我們從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從本本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致力于從中國具體實際中進行探索。我們黨在這“第一個結合”中，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問題，找到了一條不同于蘇俄的、適合中國自己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解決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問題，在一個無產階級占少數、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強調把思想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無論出生于什么階級，入黨首先要在思想上入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嘗試“再次結合”，以蘇聯為鑒戒，初步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正確處理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重要關系，統籌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總體而言，毛澤東思想是“第一個結合”的產物。

以前和新近的思想解放

如果不拘泥于“兩個結合”限定，就更廣義的思想解放而言，“又一次”可以是相對以前的思想解放，尤其是上一次的思想解放來說的。這種廣義的理解，盡管針對性不是很精準，卻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的確，人類歷史上有過很多次大的思想解放。世界近代史上，文藝復興是一次思想解放，啟蒙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它們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中國近代史上，社會劇烈的轉型中伴隨著多次重要的思想激蕩，維新變法是，辛亥革命是，而高舉“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更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

回顧新近的思想解放，則聚焦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歷程。鄧小平同志曾嚴肅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3]20世紀70年代末，以真理標準討論為標志，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蕩滌對其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開啟了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世紀90年代初，在國內外復雜的形勢下，在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緊要關頭，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圍繞社會主義本質這個根本問題，對一系列當時困惑人們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做出了新的回答，成為又一個思想解放的宣言書，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的階段。

關于如何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解放

比之“第一個結合”引發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引發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所主要針對的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思想解放就是擺脫禁錮，從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誤解和遲疑中解放出來。

中國共產黨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和政策，有過復雜的、曲折的過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4]毛澤東同志甚至還說：“孔夫子所以成為圣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到處參加造反。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當時孔夫子周游列國，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5]毛澤東同志在許多講話中，引用過孔夫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諸子百家的思想，諸如用“愚公移山”說明革命任務，把“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等等。另一方面，我們在理論上對傳統文化總體上是批判的，在實踐上更有過火的、損害的行為。歷史唯物主義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分析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實質，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6]。《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著名的“兩個決裂”的論斷，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7]中國傳統文化毫無疑問屬于“傳統的觀念”，本質上代表的是歷史上統治階級的利益，因而我們總體上對其所采取的是批評的、革命的態度。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還是民主革命中針對國民黨“尊孔復古”的批判，還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等，都是對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持批判態度。在曾經的“破四舊”運動中，對歷史文物所造成的損失是空前的，包括孔府孔廟等遭到了嚴重破壞。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正視和反思的歷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了更深刻的、更全面的認識。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山東曲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同有關專家學者代表座談中表示：“中華民族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一定能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我這次來曲阜就是要發出一個信息：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講話中指出：“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8]，這是極為重大的政治判斷。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兩個結合”。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是我們黨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9]這其中的“兩是”“三表明”深邃精辟、意境高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

“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第二個結合”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10]。對于這個思想解放，我們要著重把握思想解放的目標，以及思想解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任務

思想解放不是隨心所欲、無的放矢，而是有強烈問題意識、使命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思想解放本身不是目的，不是為解放而解放，不是搞意識上的“內循環”，而是通過思想解放，以思想的引領帶動實踐的創新，更好地完成使命任務。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解放，從最本質來說都是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通過不斷解放思想，探尋革命、建設、改革的規律，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新時代，在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關鍵時期，我們黨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又一次思想解放就是為了完成我們的中心任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聚焦于、服務于中心任務的思想解放，才是方向正確的解放、精準高效的解放。中國式現代化正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理論和實踐創新的焦點，又一次思想解放要著重在這個方面發力。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不能不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要堅持“第二個結合”，以科學的態度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努力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擁抱新時代的現代化建設。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以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為出發點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鑒古知今，從歷史的延長線中理解現實、預判未來。從思想史上看，中華傳統文化大體經歷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并立、宋明理學發展等幾個歷史時期。這些時期各具風采而文脈相承，是當代文化賡續的基礎。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特性，才能萃取精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華傳統文化極其龐大、非常復雜。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如何分清其中的精華與糟粕，既是重大的政治命題，又是復雜的學理難題，長期爭論不休、難有共識。須知，我們解放思想的出發點，不是所有的傳統文化，而是其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11]很顯然，我們所要的結合，是同優勢結合，而不是同劣勢、缺點結合。優秀傳統文化也很多，要更聚焦于其突出的特性。習近平總書記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包括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些既是結合的出發點、立足點，也是結合成果的生長點。我們從連續性中，堅定文化自信，堅定走自己的路；從創新性中，勇于面對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從統一性中，堅定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從包容性中，堅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從和平性中，堅持立己達人，堅持合作、不搞對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和列舉，全面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要素，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的確，“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12] 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結合的內在基礎。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為落腳點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13]同時，“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4]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這要求我們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使之中國化時代化，這是“兩個結合”的落腳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15]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個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16]結合的結果，不僅要讓馬克思主義成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要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就馬克思主義。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面挖掘，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通過結合，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穿中國衣，實現“兩通”，即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夯實“兩基”，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牢牢扎根。通過結合，讓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新時代得到更充分檢驗，讓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更充分貫徹，讓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21世紀得到更充分彰顯。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著眼于新時代治國理政

國家治理不是“飛來峰”，而是擁有悠久綿延不斷歷史，內嵌著深厚的“道統”“政統”。歷史雖然是過去發生的事情，但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出現在當今人們的生活之中。評價一個制度、一種力量是進步還是反動，重要的一點是看它對待歷史、文化的態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17]

新時代，治理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變化迅速的、復雜的國家，不可能簡單復制國外的經驗，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深植于中國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18]中國在人類發展幾千年文明史上，曾經長期處于領先地位，不斷積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諸如集中統一的朝廷制度、郡縣制度，選賢任能的科舉制度、監察制度，等等。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文化傳統有深入了解，需要對我國古代治理的經驗智慧進行積極總結，打通中國治理上的歷史血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又一次思想解放”要把握好結合的辯證法

認識到“兩個結合”不容易，而將之落實落細更不容易。不結合不行，生硬的結合、機械地結合也不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拿捏精準需要辯證法。

一方面，結合不是文化復古主義。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復雜的對象，哪些是優秀的，哪些是糟粕的，哪些應該繼承和弘揚，哪些應當批判和拋棄，需要更為深入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毛澤東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19]將中華傳統文化視為一個整體、不分青紅皂白唱贊歌，就不是好的結合。厚古薄今，搞文化復古主義，以儒學作為指導思想等等，這些不是“第二個結合”，而是“第二個結合”所要劃清的界線，所要克服的現象。結合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致力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以“雙創”來衡量結合的好壞。

另一方面，結合不是搞拼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者如果完全不同，就結合不了，風馬牛不相及，拉郎配是不行的；兩者如果完全相同，就用不著結合，直接相加和代替就行了。結合的基礎是契合，契合總的來說是不同之中有相同點。這些契合，有的是世界觀方法論的契合，如辯證法等；有的是價值上的契合，如人民性等；有的是具體結論上的契合，如集體主義、共同富裕等。兩者相同方面是結合的鏈接點，沒有相同就不能結合。兩者不同的方面對于結合更有意義，這正是使兩者互相成就的地方。相同方面的相得益彰，不同方面的取長補短。這種結合不是簡單的物理結合，而是更高、更深的化學結合、有機結合、生物結合，結合的結果“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20]。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貢獻研究”（項目號：21&ZD001）、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科學體系研究”（2023）階段性成果】

注釋

[1][9][10][16][20]《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人民日報》，2023年6月3日，第1版。

[2]《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頁。

[4][19]《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頁、第707—708頁。

[5]《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頁。

[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頁，第421頁。

[8][11]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頁、第11頁。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0頁。

[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頁。

[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5頁。

[15]《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認識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取得更為豐碩的理論創新成果》，《人民日報》，2023年7月2日，第1版。

[17]《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1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9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