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了深刻闡發。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論述，為我們深入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承中華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精髓，在實踐中不斷繼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貢獻力量。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文明 突出特性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了深刻闡發，為我們深入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承中華文明提供了思想指引。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了中華文明，并推進中華文明延續發展。文化特別是狹義的文化更多是指思想觀念和精神形態，是個中性詞。“文明”與野蠻相對，指人類社會進步的狀態和發展的成果，是一個褒義詞。文明既是文化形態的集中體現，也是文化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中的正向反映，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的，比如落后文化、野蠻文化等，所以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文明，文化的歷史也長于文明的歷史，因為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只有優秀的文化才能孕育出文明的種子。一個民族的文明依附于其文化的發展，如果文化消失也意味著其文明的消失。人類歷史上先后出現了數十種文明形態，諸如米諾斯文明、蘇美爾文明、瑪雅文明等，但這些文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或衰落、或消失，或融入其他文明，只有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綿五千多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就是中華文明擁有悠久燦爛的優秀傳統文化，讓中華文明從始至終都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成功地應對了各個歷史階段的挑戰，使中華民族可以始終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連續性。

從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管經歷了文化的萌芽、發展、碰撞、融合、創新等不同階段，但始終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通過文化的浸潤，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特有的風俗習慣、精神品格、道德風范，使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文字的出現是文明的顯著標志，對中華民族而言，文字特別是漢字的發明可以說是中華文明萌芽的標志，漢字延續至今也足以證明中華文明的發展性和延續性。在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優秀傳統文化也以眾多的學術流派、文學作品、民間藝術等樣態來傳承中華文明。其中，發源于先秦時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興盛于宋元明清的心學、理學、佛學等眾多學術流派，提供了中華民族發展所需的思想營養；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各種文學作品，為提升中華民族思想境界和審美能力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琴棋書畫、剪紙、雕刻、雜技、戲曲等民間藝術形式也豐富了中國人民的閑暇生活和精神世界。不僅精神生活是中華文明延續的載體，物質形態呈現的文明形式也承載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因素，如農耕、水利、建筑、絲織品、青銅器、瓷器、飲食、茶道等物質樣態所呈現的文化元素，也表現出了中國人民對真善美的追求，其蘊含的勞動精神、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勤儉精神等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明延續的重要表征。

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不僅要理解古代的中國，也要理解現代的中國，更要理解未來的中國。傳統文化樣態所具有的知識智慧和思想資源不僅是中華文明基因深深扎根于中華大地的生動體現，也是中華崛起的文化價值之源。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形成的文明觀不僅在歷史進步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在今天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烙印，是我們代代相傳的文明基因，更是培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活水源頭。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首先，中華文明具有的創新性體現在從古至今的思想觀念上。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經典就有自強創新的表達。《周易·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進取創新的力量源泉。《周易·系辭上》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日新”“生生”即創新。《周易·系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意思是事物發展遇到困境就必然要有所變革，變革則能通達，通達則能恒久。《周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指只有除去舊的事物才能建立新的事物。《禮記·大學》也提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等經典中充滿的創新、革新、求變的思想，一直激勵著中國人不斷進取和變革。到了近代，為應對時代變局，思想家康有為繼承了傳統的革新觀念，提出只有變革創新才能救國的觀念。康有為指出：“近者洋人智學之興，器藝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異，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變局也。”“夫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1]因此，他在《變則通通則久論》一文指出：“法《易》之變通，觀《春秋》之改制，百王之變法，日日為新，治道其在是矣。”中華民族是一個飽經滄桑的民族，但中華文明卻始終綿延不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具有自強創新精神。

其次，中華文明具有的創新性在社會實踐中也得以體現。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2]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不僅創造了我們耳熟能詳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四大發明”，還有農業、冶鑄、土木、水利、建筑、航海等領域技術的發明創造和創新。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不僅體現在科技創新上，也體現在社會變革中。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既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國人民的抗爭史和變革史。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變革接連而起。新中國成立后，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和技術上的封鎖、外交上的孤立，但是封鎖和孤立并沒有讓中國人民退縮，反而激發起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勇于創新的精神。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科技創新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都是得益于中華民族的自強創新精神。正是創新精神不斷激勵著中國人民奮勇拼搏，不斷變革，才迎來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創新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這種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是我們直面現實、攻堅克難、銳意進取，不畏困難、不懼挑戰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力量。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愛國統一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文明的精神基因和精神標識。《詩經·小雅》中的“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尚書·周書》的“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左傳》的“謀不失利，以衛社稷”“德，國家之基也”，《禮記·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都是愛國思想的最初表達。“統一”的概念，肇始于先秦時期的“大一統”。“大一統”一詞始見于《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漢書》中記載：“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3]從先秦諸家言論來看，天下一統是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政治主張。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繼承了公羊學之“大一統”思想，并做了進一步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4]此時的“大一統”除了要求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統一，還要求在歷法、禮樂等方面的統一。從此“大一統”觀念作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心理特質，深深根植于人們的內心深處，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動搖的文化根基。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面臨被分割蠶食以至亡國滅種的危險，于是“大一統”再次被強調，并重新以“大規模統一”的內涵被廣泛使用。梁啟超的“天然大一統”、孫中山的“五族共和”等都是對“大一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梁啟超曾感嘆：“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勢。”[5]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了新的民族國家觀，即“民族統一”論，他指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這里的“大一統”開始指向的“統一”，不僅是政權、領土的完整統一，也是民族、文化的和諧統一。從此中國是一個統一國家的觀念就牢牢地印在各民族的集體意識之中。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使得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團結一心，不懈努力，共同捍衛著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

愛國統一精神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不斷發展和鞏固的核心理念。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浴血奮斗、勇往直前，歸結起來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華民族熱愛祖國、追求統一的精神基因，發揚近代以來中華兒女團結一致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精神斗志，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奮斗，實現了愛國統一精神的升華。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維護中華民族團結統一。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各民族文化可以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堅不可摧。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指出“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我們要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促進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建設偉大的祖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思想傳統，深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這是中華文明凝聚力、生命力、創造力的精神來源，也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內在動力。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首先體現在思想觀念的倡導上。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強調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的包容氣度，主張“和而不同”“和衷共濟”。《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論語·子路》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也是文明融合的基本法則。“和而不同”即與他人相協調，但并不盲目地重復或附和別人，也就是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表面的相同和一致。《尚書·陳君》中言：“有容，德乃大。”《道德經·十六章》中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這些都體現出中華文明在長期實踐中所彰顯的寬容的氣度和包容的智慧。因此，和諧包容就成為千百年來中華文明處理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重要準則。縱覽中華文明的歷史，包容的風范已根植于整個中華文化的精神譜系之中，這是中華文明最突出的特質之一。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更是體現在歷史的實踐中。中華文明有著巨大的整合性和寬容度，不斷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等界限，產生了巨大而又無形的文化聚合力。一個社會的矛盾沖突有時要運用強制的力量來加以解決，但強制的目的仍然是為了達致社會的和諧。解決社會沖突的最佳手段是運用和諧的方法來化解矛盾，乃至把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在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民族沖突和文化的較量，最終不僅沒有導致民族分裂和文化沖突，反而促進了民族融合，其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秉承“包容”之道，通過彼此溝通，最終達到相互融合的境地。

包容之道是中國人的智慧，不僅促成了社會的穩定與平和，而且促進了文化的包容和整合。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發展進程，可以說就是各種不同思想文化不斷交流、不斷互相吸取、不斷融合的過程。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后經過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終于形成了多元一體、互補共存、求同存異的文化格局，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另外在具體的文化層面，如文字、方言、衣著、飲食等，以及民族風俗習慣等方面，由于華夏地域的幅員遼闊和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也呈現出不小的差異，但本著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原則，相互學習借鑒，亦使得中華文明更加豐富多彩。從歷史上看，周邊異域文化的融入，外來文化的輸入，也給中華傳統文化帶來了更多新元素和新營養，兼容并蓄并沒有改變中華文明中優秀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內核，反而讓中華文明在汲取外來優秀文化后不斷煥發更加燦爛的光輝。

“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不僅是處理不同文化之間關系的原則，對于解決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紛爭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中國的漢唐盛世為例，張騫作為漢王朝的使臣出使西域，開啟了具有世界意義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中華文明與歐亞文明交流匯通的和平道路；唐代經濟文化之所以繁盛，就是因為秉行了對各民族和外來文化的開放胸襟的包容原則。在當今世界，由于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導致的地域沖突和文化糾紛不斷發生，把“和而不同”作為解決紛爭的原則也具有現實意義。在“和而不同”的原則下，人們求大同存小異、和諧共生、互補互濟、美美與共，才能達到利益整合和人類共榮的局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國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處、合作共贏，繁榮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傳統文化的和合包容精神，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和而不同”的為人處事之道，更是為社會整合、民族融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了思想源泉。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和平”是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理念之一，是深植于中國人靈魂深處的文明觀。《論語·季氏》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倡導通過文化、道德等文明方式感召“遠人”，而不是用武力來征服他人。社會和諧、社稷和平始終是中國人的政治理念和追求的目標。《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就是強調在民族關系和國家關系的處理上，要親善、和睦、協和。不僅儒家主張社會的和諧和國家的和平，道家墨家等也都反對戰爭、主張和平。《道德經·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墨子·兼愛》提出：“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語》中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劉安在《淮南子·氾論訓》中說道：“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6]這些思想都反映出中華傳統文化中富有和平的基因和反對不義戰爭的文明觀。孫中山先生明確說道：“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7]英國哲學家羅素曾這樣評價：“中國倫理道德品質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為現代世界所急需。這些品質中我最看中的是心氣平和，以理服人，不以武力相迫。”[8]

和平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鮮明特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復興之路，是追求和平、維護和平、捍衛和平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既促進中國自身發展、也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力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其他國家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迅猛發展不會、也更沒有對任何國家和地區構成威脅，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和平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貿易市場。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大勢，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了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平基因，中國兩千多年對外交往的歷史，以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和平發展的實踐，都足以證明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也決定了中國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會始終堅持國際合作，反對霸權，追求和平。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要把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與推動各國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結合起來，把堅持和平發展與維護我國正當權益和核心利益統一起來，推動我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為人類和平發展的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意識形態建設的歷史進程與基本經驗研究”（項目號：21&ZD029）子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湯志鈞：《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3頁、149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3][漢]班固：《漢書》（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194頁。

[4][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7頁。

[6][漢]劉安著、陳廣忠譯注：《淮南子譯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71頁。

[7]孫中山：《三民主義》，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第61頁。

[8][英]伯特蘭·羅素著、田瑞雪譯：《中國問題》，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第241頁。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