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歷史政治學方法研究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可以發現其兩大形態特征：首先，中國式現代國家是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內通過反抗性革命建立起來的，在價值、形態、制度、機制等各方面截然不同于作為壓迫、支配、壟斷主體的西方式現代國家；其次，中國式現代國家有十分濃厚的傳統性，與中國傳統國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歷史連續性。基于這兩大形態特征，可以提出超越西方既有理論、發展新的現代化和現代國家理論之若干基礎性命題。【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國家 國家理論 現代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D61/D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04

引言

今日中國已是一個成熟而完備的現代國家：就政治而言，國家權力對疆域內相互平等的國民實現了有效的直接治理；就經濟而言，基本實現工業化；就社會形態而言，基本完成城市化，初步形成與之相應的治理機制、社會結構、生活形態。

因此，中國式現代國家已經定型。與其他現代國家相比，它至少有兩個醒目特征：首先，在價值、結構、運轉機制等各方面，與中國傳統國家的形態高度相通，古代內在于現代之中；第二，與歐美各國的現代國家之間存在重大形態差異，事實上兩者在政治上始終存在分歧、緊張甚至沖突，且隨著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態日益成熟而趨于公開和激烈，中美關系之劇烈變化即是其表征。

長期以來，西方各界普遍拒絕承認當代中國國家形態之現代性質，要求其“轉型（transformation）”，即轉向西方的國家形態——這被西方視為現代國家形態之正統，不合此標準者則是前現代的，沒有世界歷史正當性。在很長時間內，這種認識、主張也一度為國內各界普遍接受，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研究取向受其支配，社會政治實踐也一度受其深刻影響。直到新時代逐漸形成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之后，這種認識、主張才逐漸消退。

可見，是否承認當代中國已是成熟的現代國家，不只是一個關乎中國思想學術研究基本議程設置的根本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國家正當性（legitimacy）的重大政治問題。本文擬運用歷史政治學方法，探討中國式現代國家之形成機制，揭示其兩個基本形態特征，即古今的連續性、與西方的結構性差異，據此闡明基于中國事實超越西方既有理論、發展新的現代化和現代國家理論之若干基礎性命題。

不平等的世界體系與中國式現代國家之革命性

中國式現代國家是在兩百年來世界范圍內現代國家構建浪潮中建立起來的，故須從世界層面上對其進行研究。但這個世界不是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二段已清楚指出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成之歷史與世界脈絡：“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奮斗。”中國式現代國家是通過反抗性革命建立起來的，在價值、形態、制度、機制等各方面必然不同于作為壓迫主體的西方式現代國家。

1500年以后，在經濟、宗教、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西歐各國陸續派遣貿易遠征隊尋找海外財富，其最大收獲是進入并征服了文明發展水平嚴重落后的美洲，建立“大西洋世界體系”。現代資本主義從中發育成長，西方式現代國家由此形成，這些因素又使得工業革命的條件在英國逐漸成熟。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生產方式的一次革命性突破，英國由此獲得了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軍事、技術和產業優勢，乃展開全球范圍的征服和控制，建立了覆蓋全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其他西方國家在英國的壓力下陸續啟動、完成工業化，加入支配者行列，尤其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取代英國成為支配性世界體系的霸主。[1]

農業的中國敗于工業化的英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國家的接連敗退清楚證明了儒家政教之全面失靈，士人群體為救亡圖存，轉向西方尋找出路。英國建立世界霸權之后，其知識界逐步生產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體系，并以現代媒介向外傳播，于是，嚴復系統地翻譯介紹了英國自由主義的代表著作；美國在一戰后逐漸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于是以胡適等為代表的中國精英又系統接受了美式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觀念作用于現實，晚清、民國時期各領域的變革試圖模仿西方，通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實現富強。

最終這個希望落空了。西方構建的世界體系確把所有民族、國家納入其中，但列寧準確地指出帝國主義時代“基本的、最本質的和必然的現象”是“民族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2]。西方通過帝國主義機制進行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剝削，在國內維持光鮮亮麗的現代文明，自由主義就是這種特權性文明的觀念反映，甚至是西方進行帝國主義支配的觀念工具。殖民地民族、半殖民地國家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道路，只能加深被支配的困境。

工業革命也催生了另一種現代思想體系，即馬克思主義，從中發展出列寧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面剖析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列寧在兩個方面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創建先鋒隊政黨，作為“組織的武器”；其次是提出帝國主義和民族、殖民地理論，喚醒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政治自覺，為其指明社會主義的方向。中國共產黨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引的道路進行革命、建設、改革，中國式現代國家也就有了如下構成性要素。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建立現代國家之能動主體，全面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全部形態特征。儒家士人-士大夫群體于20世紀初開始解體，代之而興起的思想政治主體卻一盤散沙：軍閥以武力謀私利，政客沒有公共精神，土豪劣紳控制基層，全面接受外部知識的新興知識分子與人民基本脫節，都不具備推進現代化、建立現代國家之意志和能力。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馬克思主義先鋒隊政黨，即先進性-領導型政黨。[3]它具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建立了集中統一的政治組織機制，從而滿足了重新實現國家整合、集中一切力量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需求。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具有先進性，即掌握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據此斷然放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道路，走上通過民族民主革命建國，進而通過社會主義推進現代化的道路。

第二，中國共產黨通過雙重革命建立現代國家，革命性內在于中國式現代國家之中。晚清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實質是，西方列強把中國納入絕對不平等的世界體系，通過控制關稅、政治、金融、意識形態等領域，剝奪了中國實現自主發展的權利和能力。因此，帝國主義的控制、壓迫是推進現代化、實現文明復興的最大障礙。中國共產黨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到這一點，首先進行了徹底的反帝民族革命。同時，由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歸化”了國內各種權力主體：買辦資產階級享有特權，軍閥分別依附于不同列強，在城地主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剝削的末梢，知識生產依附于美國，所以要推進自主的現代化，就必須摧毀或改造這些組織、力量和觀念，因此，中國共產黨同時進行了廣泛的社會革命。雙重革命并行，使得中國經歷了世界現代史上最為徹底的革命，革命精神也就內在于中國式現代國家之中，并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表現形態，新中國成立之后其轉化為強烈的自主發展意志與實踐，猛烈沖擊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雙方展開長期的斗爭，中國式現代國家也就繼續保持了自覺的革命性。

第三，中國以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國家是發展型社會主義國家。近代中國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后，喪失了發展自主權，并經歷了“去工業化”，即高度發達的傳統手工業體系崩潰，淪為西方的原料生產地與工業品傾銷地；沿海口岸的局部現代化也主要服務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控制、剝削，這是典型的“外圍化資本主義”形態，循此不可能實現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進行了一次全面、徹底的“脫鉤”，從而構建了發展自主權；[4]社會革命消滅了各種資源耗散環節，政黨國家得以動員一切資源，普遍平等也有極大政治激勵作用。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在世界社會主義譜系中，這是一種“發展型社會主義”。[5]

第四，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以工業化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國家有堅實物質基礎。英國等西方列強是憑借其工業化力量打敗中國的，然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卻很少討論西方興起的這一關鍵環節。受其誤導，晚清、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忙于推進民主化或進行觀念啟蒙。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革命性變革，據此，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立刻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化上，集中稀缺資源建立重工業體系，從而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政治獨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又大力發展其他工業部門，最終建立了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式現代國家由此擁有了堅不可摧的物質基礎。

很顯然，在形成方式、價值、制度等各方面，中國式現代國家截然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國家：后者形成于對外征服、殖民過程之中；在完成工業化之后，又構建并竭力維護全球性支配體系，進行世界規模的剝削；由此獲得的“橫財”支撐了其所謂文明的、現代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包括競爭性民主。[6]中國卻被其置于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長期遭受壓迫和剝削。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通過反抗這個體系建立了現代國家，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保有國家政治獨立與發展自主權，持續抵制體系化的遏制或外圍化壓力。一方是壓迫、剝削的政治邏輯，另一方是革命、自主的邏輯，必然造就兩種完全不同的現代政治和國家形態：一個是帝國主義的現代國家，另一個是反抗者的現代國家，兩者不僅大不相同，事實上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相對的，現實中也確實持續進行著全方位競爭、博弈甚至斗爭，只不過在不同時期有顯、隱之別。當然，中國式現代國家也不同于日本、韓國等極少數非西方的現代國家，后者沒有經歷過全面的革命，在各方面都是西方的依附者，其國家形態也只是簡單模仿西方模式而已。

進一步比較而言，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成較晚，反而更為現代，僅從一個角度看：直接統治被視為現代國家的結構性特征，而中國在這個維度的水平最高，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雙重革命消滅了各種居間性權力和組織。同時，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國家更為先進，因為其不是通過對外征服，而是通過反抗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的，在價值上更為先進；因為其通過社會革命實現了國民高水平的平等，在政治上更為先進；因為其走社會主義道路，避免了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端，在經濟上更為先進，等等。

可見，惟有通過世界體系理論，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成機理，并確認其世界歷史正當性乃至優越性。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國家又有十分濃厚的傳統性，其與中國傳統國家（古代中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歷史連續性。

歷史的力量：中國式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的連續性

中國式現代國家的第二個形態特征是，傳統國家形態內在于中國式現代國家之中。西方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國家理論普遍斷定，古今之間，截然有別。在中國，古今國家形態之所以高度相容，并有明確的繼承關系，乃是因為，秦漢以來的傳統國家形態就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性。

我們是基于西方現代國家理論作出這一判斷的。“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征如下：擁有一種可以通過立法進行變革的行政與法律秩序，行政班子的組織活動——同樣受規范的制約——則以該秩序為取向。這個秩序不僅要求對國家的成員——公民，即由于出生于此而獲得成員資格的絕大多數成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求對她管轄權所及區域內發生的一切行動行使具有約束力的權威。”[7]在韋伯的論述中，現代國家的構成性要素是理性化官僚制。蒂利進一步闡明官僚制之結構前提：主權對人民的普遍直接統治。[8]基于這樣的定義，福山在其歷史社會學研究中明確斷定，秦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國家，[9]筆者對此也有系統論述。實際上，戰國時代各國就已初步打破封建的多中心權力的間接統治格局，實現了王權通過科層化的郡、縣官僚對國民之直接統治，秦朝將其普遍實施于超大規模疆域。[10]參考經濟史研究中的“原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一詞，可將這個時期的國家稱為“原現代國家（proto-modern state）”。

細究起來，這個原現代國家還有進一步的發展：漢武帝以尊五經為中心，進行了一系列文化、政治變革，最終形成了“大一統”的皇權士大夫郡縣制國家形態。這一國家形態具有“超穩定性”，此后兩千年間經歷無數內外沖擊而得以重建、擴展，蓋因其有效滿足了管理超大規模農業社會的需要。橫向比較可見，這一國家形態的治理績效優于同時期歐亞大陸中、西部迭次興起之主要政治體，我們可以說，秦漢中國構建了一個“超級原現代國家”。

這個超級原現代國家具有相當強大的政治自主性和組織動員能力，因而到了近世，面對西方工業化帝國主義列強，清朝仍有一定的抗衡和應變能力。到20世紀初，傳統政教體制固然瓦解了，但這個原現代國家歷史地積累形成之疆域、制度、國民政治共識等要素，仍構成新興政治力量賴以重建現代國家之基礎與牽引性、規范性力量，中國共產黨定型之現代國家也確實與之保持了明顯的歷史連續性，傳統得以內在于現代。

對于此中機理，學界已有所討論，孔飛力指認出若干歷史地形成的“根本性議程”，精英群體循此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現代國家的形成也就具有內生性。[11]我們還想補充一個更為重要的機制：中國是作為一個文明高度發達的歷史性國家在世界體系中遭遇失敗的，因而現代中國人最深層之共同意志是民族復興、文明復興，從精英到普通民眾莫不如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馬克思主義清醒地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國苦難之根源，也就具有更為堅定的民族復興意志，而抗日戰爭的契機使之得以完整呈現。中國共產黨自覺地把革命和建國事業置于中國文明歷史脈絡之中，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自覺地接續傳統——這一政治決斷清楚體現在毛澤東同志1938年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表述中[12]。傳統是具體的，其中的關鍵性因素以各種方式鋪就了現代政治的“軌道”。比如，兩千多年的直接統治和文教塑造了人民高水平的國家認同與“大一統”意識，于是在遭遇帝國主義入侵、國家日趨離散化之時，各階層普遍而深沉的政治期待是重建強政府、恢復“大一統”。漫長的歷史也塑造了人民對道德性政治、民本性政治的普遍期待。這就是“人心所向”。歷史、文明塑造的人心構成現代政治演變之底層邏輯，凡是不能有效作出回應的思想和政治力量次第遭到無情淘汰。中國共產黨順乎人心而行，其革命、建國、建設的努力也就具有明顯的“傳統化”趨勢，默認、認可、重構甚至強化了眾多傳統價值和制度，由此形成的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在幾乎所有重要方面都有明顯連續性，比較重要者有如下幾個維度。

第一，就國家精神而言，人本主義貫穿古今。人本是與神本相對而言的。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顓頊、帝堯持續進行“絕地天通”努力，確立“敬天”為中國宗教之中心信念，形成人本主義的國家精神，其要義是：人的唯一關切是人間秩序，此即《中庸》所說的“道不遠人”；人間形成和維護良好秩序的唯一主體是人，此即《中庸》所說的“為政在人”；塑造和維護這種秩序的唯一目的是人民普遍過上好日子，此即《尚書·大禹謨》所說的“政在養民”。[13]歷史唯物主義否定一切神靈的存在，全面確立人的主體地位與生產性實踐的歷史中心地位。中國共產黨結合兩者，其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都是人本主義的，依靠人、組織人、為了人，此即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政治觀。因此，中國式現代國家沒有任何宗教色彩，完全是此世的、人本的。這與美國政治過程的濃厚神教色彩形成強烈對比。

第二，就政治統治結構而言，從皇權郡縣制到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大一統”的特質未變。夏商周三代行封建之制，國家呈現為多元權力中心的間接統治格局；秦朝在超大規模疆域上建立了直接統治的皇權官僚郡縣制國家；漢武帝為之引入文教，“大一統”成為首要政治價值，維護國家在各方面一統之制度趨于完善，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士人在社會中、士大夫通過國家化的教化機制，共同塑造國民之國家認同。[14]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尤其強調集中統一。中國共產黨以此建立了集中統一的軍隊，進而建立集中統一的國家，并進行全面深入的國民理想與價值觀塑造，從而在更高層次上更為全面地重建了“大一統”國家結構，比如，延續了作為“大一統”根本政治機制的省縣制，又以集中統一的黨組織網絡予以強化。

第三，就國家領導-治理主體而言，從士人-士大夫群體到黨員-干部群體，同屬先進性領導團體。秦朝文法吏是典型的韋伯式理性化官僚；漢武帝建立察舉制，吸納研習孔子文教的士人進入政府，形成士大夫。從其訓練過程和行為模式看，士人-士大夫是道德、知識、政治上的先進分子，其所主導的政治帶有強烈公共性。[15]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是先進性，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組織的中國化，重視黨員、干部先進性的培養和保持，黨員-干部群體與士人-士大夫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相似性。[16]

第四，就經濟制度而言，從厚生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以養民、改善民眾生活為國家中心任務。人本主義國家精神落實為“養民”的政府職責，大禹明確提出厚生主義政治原則：“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17]。到戰國時代，資本主義萌芽有所發育，商鞅在秦國果斷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士人政府長期堅持這一政策，確保經濟體系以生產為中心運轉，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歷史唯物主義把物質生產作為人類首要的、核心的實踐，據此，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力推進工業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雖然吸納了市場機制，但仍以工業化為中心，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厚生主義傳統的創新性發展，而極大地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美式資本主義體制。[18]

第五，就社會生活而言，從孔子文教體系發展為社會主義文教體系，致力于對國民施行人文道德教育與塑造。《尚書·舜典》已闡明古典教化之基本性質：“敬敷五教，在寬”。到軸心時代，中國以西各文明走向一神教，教人信神；孔子卻建立“文教”，以五經之文，教人敬天、孝親、忠君。漢武帝確立文教為國家制度，士人政府普遍施行教化于所有人，教其孝親、忠君，成為好人和好公民。作為先鋒隊政黨，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對黨員和群眾的宣傳、教育；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為一套現代文教體系，廣泛開展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其道德文化水平，塑造其國家認同。[19]

總之，歷史地看，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成的初始條件是不同于歐美的：中世紀的西歐只有社會而幾乎沒有國家，[20]君主們近乎從頭構建現代國家；19世紀末中國為了應變而創制立法，則是在悠久且成功的原現代國家歷史基礎上進行的，其內在精神、制度元素也就通過各種機制全面深刻地滲入新國家機體之中。這樣，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成過程就不是發生在西方的“國家構建（state-building）”，而是國家重建或發展（state-rebuilding or state-development）。就此而言，歷史政治學是研究中國式現代國家之構成性方法，惟有通過溯源于歷史，我們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其種種價值、制度、機制及至政策之形態和理由。

基于中國事實重建現代化與現代國家理論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把中國式現代國家界定為：在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經由深刻全面的革命建立，由先進性-領導型政黨全面領導，扎根于自身歷史和文明，從而與傳統國家保持明顯連續性的“大一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這一事實為我們批判和超越西方主流國家理論、重建一種更為普遍的現代國家理論，提供了重大歷史契機——由此理論，我們也可以證成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態之世界歷史正當性。

在西方政治理論高度發達且幾乎支配全球思想學術界的今天，為什么必須重建國家理論？讓我們來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意識［dasSBewußtsein］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dasbewußteSein］，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21]很顯然，西方的政治理論、現代化理論、現代國家理論只是其相應現實生活過程的觀念反映，因而是歷史的、具體的，也就只是包含了一定普遍性的地方性知識，而西方在世界體系中的特權地位進一步削弱了其普遍性，種種政治因素甚至使之缺乏科學性。比如，它遮蔽了西方現代國家形成進程中兩個決定性因素——征服殖民與工業化，進而遮蔽了其國家形態之內在決定性維度——帝國主義。

主要憑借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主宰地位，這種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相關社會科學獲得了世界的思想、學術霸權。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學界，除20世紀中期以外，基本上都在此理論籠罩之下，并以其作為尺度，衡量中國現代化與現代國家之價值、制度、結構、政策，結論當然是，中國是“反常”的，必須“轉型”。

需要承認，在中國人剛剛開始理解現代性之時，這些理論確有一定啟發作用。但隨著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形態逐漸定型，西方理論不再有這種作用，反而成為理解、認識的重大障礙。中國式現代化在實踐上的成功在思想學術領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讓我們敢于批判、拋棄西方現代化和現代國家理論，進而基于中國事實重構理論。從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及其所形成的中國式現代國家的事實中，我們至少可以抽象出如下政治學命題，作為構建一種新的現代化與現代國家理論之出發點。

第一，高度組織化的先進性政治團體是現代國家構建和發展之有效能動主體。西歐現代國家是中世紀高度離散的宗教、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元力量經過復雜互動形成的，作為其觀念反映的西方政治理論也就具有明顯的結構中心主義傾向。歷史社會學認識到這一范式的不足，轉向國家中心主義，把韋伯意義上的官僚制政府作為政治能動者。然而，理性化官僚只是理性化行政權的人格化代表，不可能具有主體性、能動性。晚年韋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實踐中發現了政黨的力量，引入政治家作為能動政治主體。但進入20世紀后，西方政黨在選舉政治中逐漸衰敗，喪失了政治能動性和組織能力，淪為形形色色民粹主義的“尾巴”。因而，福山雖痛心于國家衰敗，卻給不出有效藥方，其強化行政能力的建議沒有任何可行性。

《中庸》曰：“為政在人。”士人-士大夫群體是一個先進性政治團體，中國共產黨與其擁有相通的精神氣質，依托先鋒隊政黨的組織形態，成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先進性政治團體，[22]具有全面領導人民追求先進政治目標的堅定意志和能力，構成革命、建設、改革之“第一推動力”。故此，中國式現代國家不是一種靜態的結構，而是一種持續發展的機制。這一事實決定了，研究中國式現代國家，應以中國共產黨為方法；更一般地說，在方法論上必須超越結構中心主義，轉向能動者中心主義，自覺運用歷史方法。

第二，領導權是國家最為重要的權力。古代國家的中心權力——君權，是一種本源性的、統攝性的領導權，能夠確保國家的整體性與適應性。進入現代，君權弱化，政黨發育，并獲取國家的政治領導權，主要表現為建立政府并全面指導其運轉。然而，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美式權力分立及制衡制度與學說，隨著美國世界地位的上升而廣泛流行，導致領導權在理論上隱匿、在實踐中消散，其結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國將不國”的離散化現象。

在古代中國國家結構中，皇權與士大夫共同擁有國家領導權——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知識和道德上。承襲這一傳統，并憑借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先鋒隊政黨的組織形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現代國家中發揮全面領導作用。領導權是一種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政治權力，統領一切權力、組織、個體，確保了國家的整體性和強大集體行動能力。研究中國式現代國家，必須以領導權為方法，從領導權看待一切其他權力、組織和社會力量。[23]

第三，現代國家的建立、建設是自覺的思想和政治選擇過程。自由主義高度推崇“自發秩序”，其在現實中運轉的結果就是所有民族、國家被納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喪失發展自主權，成為西方的依附者。比如，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在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自發秩序中退化為外圍資本主義；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民主化第三波的自發秩序瓦解了眾多國家的自主發展意志和能力，使其淪為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依附者。然而，中國共產黨依靠先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指導與悠久深厚文明傳統帶來的政治底氣、勇氣，選擇了一條反抗體系的道路，雖然多次遭遇挫折與體系化力量的沖擊，但始終堅持不懈，從而建立和保持了國家的發展自主權，這才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形成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態。研究中國式現代國家，必須重視思想、理論的作用，重視思想和政治的體系自主性問題。

第四，革命是建立現代國家之基本環節。歐美各國的古今之變無不經歷了劇烈動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卻有意無意地遮蔽這一事實，構建形形色色的反對革命的政治、國家理論，例如，斷言英美只發生了政治革命，由此建立了保障自由的憲政制度；宣稱法國以及俄國、中國同時發生了“社會革命”，包括改變所有制歸屬、顛覆階級結構、改造人們的價值和思想觀念、塑造新的生活方式，等等，于是走向“極權主義”。二戰后逐漸形成的美式現代化理論整體上也是反對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接受了現代化理論，也有“告別革命”之說的勃興。這種反對革命的現代化理論忽略了英、美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同樣發生過革命，還發生過大規模征服：英國征服北美、印度，北美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這是其原始積累的基本源泉。

中國有悠久的古典革命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通過革命改造世界的理論，中國共產黨結合這兩個傳統，除了通過政治革命奪取政權，還進行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深入改造社會文化的社會革命，比較徹底地掃清了現代化的障礙。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宣稱，建國意味著革命的終結，但中國式現代國家仍內涵革命性，這表現為持續進行社會改造、謀求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國家領導團體的自我革命。考察現代世界歷史可以發現，革命的徹底性與國家的現代性、現代化的成就之間存在正向關系，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就在于此。這些事實要求我們，研究現代化和現代國家，必須肯定革命，全面研究其不同形態與歷史作用。

第五，社會主義是可行的、更好的現代化道路。馬克思主義打破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壟斷性，世界各民族、國家可以在兩條發展道路中進行選擇。蘇聯、中國等不少國家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西方各國為了保障自己的壟斷利益，竭力維護自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并積極運用各種機制，強迫或誘導后發國家轉向這條道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比如韋伯的資本主義理論、美式現代化理論、發展經濟學等，就是為此服務的。可以說，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是世界現代政治之基本內容。西方享有先發優勢，資本主義道路在世界范圍內長期占據上風。但是，中國式現代國家的定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取得的重要成功，“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24]。據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過去兩百年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歷史，重新審視現代思想學術史上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辨。

第六，現代社會的根本價值是平等，現代國家的根本職能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中世紀歐洲貴族把相對于國王的自由權視為最高價值；早期現代歐洲政治哲學實現了一次轉換，把平等確立為現代社會的根本價值；英國在完成工業化并以帝國主義方式進行世界性資本主義剝削后，則將價值取向再度轉向自由——包括財產權，以此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把個體界定為權利主體，要求國家提供各種保障。由此，個體成為國家的消費者，國家退化為集團或個體進行“分利”的機制。但歸根到底，這種自由是以世界性特權為前提的，僅能為世界的少數所享有。對現代世界的絕大多數民族和個體而言，平等才是根本價值，包括民族平等、個體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正是為了實現這種雙重平等。相互平等的國民為了改善自身福利，必須共同努力，尋求國家發展。由此，每個人首先是國家的建設者，中國式現代國家就是相互平等的人民共同實現全面發展的機制。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西方主流政治哲學，重新思考自由與平等、分利與發展的關系。

第七，現代化的中心環節是工業化，大工業生產方式是現代國家的經濟基礎。關于現代國家理論的經濟維度，西方主流理論普遍強調私人財產權、資本主義機制或再分配，而忽視工業化與生產力的長期發展。在19世紀后期的英國、當代的美國，這種理論助推了“去工業化”，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大量后發國家受此理論誤導，忽視工業化對于現代國家構建和發展之基礎性作用。中國自身重視生產的厚生主義傳統與歷史唯物主義以生產為中心的理論，共同促使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之時就把工業化作為國家的根本任務，據此構建國家的價值、機構、組織、機制等。由此，中國式現代國家成為生產力持續發展的組織機制，極大地擴展了現代國家的職能。反過來，高效率且持續發展的工業生產方式構成現代國家之經濟基礎，支持社會、政治之正常運轉和發展。這一基礎一旦遭到破壞，現代國家必然出現退化，“拉美陷阱”、歐美民粹主義泛濫之根源就在于此。因此，研究政治、國家問題，還是要回到歷史唯物主義，把生產力問題作為塑造政治和國家的根本因素。

第八，現代國家是“大一統”國家。西歐的現代國家構建是針對中世紀權力高度離散的狀態展開的，以集中權力、擴張權力、對人民實行普遍的直接統治為宗旨，主權、民族-國民（nation）等觀念均體現了這一點，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論則是其意識形態反映；北美十三州獨立建國，同樣是由分走向合，《聯邦黨人文集》對此予以多方論證。可見，西方的現代國家構建實際上就是追求“大一統”，只不過受制于其歷史條件，未能完全做到。這種不徹底性給后來的退化留出了后門：在完成工業化且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之后，歐美各國的直接統治機制遭到削弱，社會各領域再度封建化。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則將錯就錯，個人權利、三權分立、民主化、公民社會、人權高于主權、市場替代國家等等理論，無不致力于解構國家、懷疑政府、貶斥權力。只是由于外部橫財持續輸入，歐美各國才勉強維持了國家整合，但目前其已進入衰敗通道之中，自由主義也在下坡路上猛踩油門。至于后發國家，按照這些理論進行的現代國家構建，普遍陷入嚴重的自相矛盾之中，常見的情形就是，競爭性民主制的名義保留，實際上固化了高度離散的前現代制度和社會結構而形成“封建民主制”。中國式現代國家則運用兩大資源，即中國自身的“大一統”傳統與先鋒隊政黨的集中統一機制，建立了史無前例、世無其匹的“大一統”國家，從價值上、結構上、機制上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國家整合，從而有能力保持秩序的穩定與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25]這一事實要求我們重新認識“大一統”的普遍意義。

第九，現代國家負有普遍教育塑造國民之職責。西方在其早期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以宗派化神教、公立教育系統及各種政治符號教化國民，塑造其國家認同，其中不乏強制。自由主義國家理論則從主張宗教寬容逐漸滑向國家價值中立，再退化為文化多元主義、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其結果是國家凝聚力的流失、國民的野蠻化與文明的明顯返祖。美國保守主義者痛感其害，返身訴諸清教，則引發了種族、宗教間的劇烈沖突。中國式現代國家基于自身人文教化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教育理念，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確立為國家根本任務，通過各種機制對國民進行普遍的道德、人文教育與塑造，形成進步主義的共同體認同，并使全社會保持積極向上的精氣神。

結語

如何認識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方法論的教條主義和唯心主義長期占據上風，以西方既有理論衡量、裁判中國事實，得出諸多虛妄結論。本文采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即歷史的反映論——這也是歷史政治學的基本認識方法，直面已經定型之中國式現代國家，從世界和歷史兩個維度分析其形成和結構，呈現其形態。

我們發現，中國近世建立現代國家的事業，在時間上晚于西方各國，最后定型之國家形態的現代性反而更為充分、完備。這是因為，首先，秦漢時代，中國就已形成原現代國家，兩千年歷史讓諸多現代性早已積淀為深厚的傳統；其次，馬克思主義批判性地超越了西方式現代國家。中國共產黨統合兩者，熔鑄出更為現代的國家形態。同時，中國式現代國家是通過全面深刻的革命建立的，更加平等，并通過內部積累實現工業化，因而從世界范圍看，具有明顯的政治和道德先進性。

更為現代和先進的中國式現代國家形態是有普遍意義的。西方式現代國家的建立依靠某些特殊條件，如英國的對外征服、殖民，北美殖民者奪取印第安人土地、奴役黑人、沒有外部強國窺伺等。這樣的現代化道路是不可重復的，依賴外部暴斂之橫財輸入維系之現代國家形態也是缺乏普遍性的。相反，世界大多數民族、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處境與中國相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其可以學習的，這條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26]。

基于以上兩點本文認為，立足于中國式現實化道路與現代國家形態構建自主的知識體系，是有理論上、實踐上的普遍價值的。本文的論述過程也在在表明，重構現代化與現代國家理論，必須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經史之學，兩者在認識論上、在歷史觀、社會觀、政治觀上高度相通相契，協同參與了中國式現代國家之構建，因而足以作為我們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之出發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資助”研究成果）

注釋

[1]姚中秋：《現代世界政治體系理論：基于對列寧帝國主義、殖民地理論的重述》，《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

[2]《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5頁。

[3]姚中秋：《中國何以創造出人類文明新形態——基于新的政黨類型學的內在解釋》，《學術月刊》，2022年第10期。

[4]姚中秋：《中國與世界體系的兩輪脫鉤——重新掛鉤：以自主發展為中心》，《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期。

[5]姚中秋：《發展型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社會主義的方向》，《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

[6]姚中秋：《西式民主的帝國主義基礎：對恩格斯列寧命題的驗證和發展》，《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7]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8頁。

[8]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129頁。

[9]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10]姚中秋：《可大可久：中國政治文明史》，北京：華齡出版社，2021年，第197～267頁。

[11]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12]《論新階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1頁。

[13]姚中秋：《絕地天通：中國式宗教治理之道與世界宗教分類之尺度》，《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14]姚中秋：《以國家整合為中心的大一統理念：基于對秦漢間三場政治論辯的解讀》，《學海》，2022年第5期。

[15]姚中秋：《領導性治理者：對士大夫的歷史政治學研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

[16]姚中秋：《干部作為政治能動者的一種類型：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

[17]《尚書·大禹謨》，對其解讀，參見姚中秋：《厚生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文化縱橫》，2020年第1期。

[18]姚中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歷史連續性：從厚生主義傳統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政治學》，2022年第2期。

[19]姚中秋：《論中國式文教國家：基于與西方古今國家形態之宏觀歷史比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20]布羅代爾說：“對中世紀來說，只有一種歷史，即社會史。”參見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4頁。

[21]《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頁。

[22]劉海波：《先進性團體政治的中國實踐與一般理論》，《經濟導刊》，2015年第4期。

[23]姚中秋：《領導權：基于中國實踐的權力類型學研究》，《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1期。

[24][26]《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64、64頁。

[25]姚中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超大規模國家的現代化》，《天府新論》，2023年第2期。

責 編∕桂 琰

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歷史政治學、現代世界政治體系理論。主要著作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可大可久：中國政治文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