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時代十年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得到極大提升。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阻撓和破壞增加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艱巨性和曲折性，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諸多深層次、根本性難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給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正確認識當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在體制機制上進行系統性重塑，在發展方式上進行根本性轉換，從根本上、系統化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不確定性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任務和目標，也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黨的二十大明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即“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要求“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1]；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時代十年國家治理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高。然而，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紀疫情陰霾未散，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新形勢和新挑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帶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

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明確的任務和目標，有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間長、任務重，要求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穩健的推進步驟，然而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世界和未來。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2]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將如何應對、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和挑戰？這既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也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繼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機遇。

從經濟上看，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中國經濟面臨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進一步加劇了主要經濟體的分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嚴重沖擊，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3]面對復雜的全球經濟形勢，要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充分激發社會活力，充分利用全球資源并廣泛借鑒人類文明積極成果，維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努力使中國成為疫情防控最好、經濟社會復蘇最快的國家。同時，還要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確保中國經濟安全健康發展。

從政治上看，全球范圍內政治分裂及軍事沖突使中國難以置身事外。北約擴張、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以及一些國家不遵守國際公約、國際準則，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構被一些國家操控或其職能弱化等政治分裂現象，必然引發國際秩序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在日益分裂和動蕩的當今世界，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努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為人類的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是繼續堅持和平發展，為維護人類和平貢獻中國力量；二是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三是在聯合國框架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并維護國際秩序，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思想觀念上看，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思潮不斷蔓延，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潮日益活躍，單邊主義、分裂主義、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在各種極端思潮涌現的背景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中國抵制各種不良思潮在全球的蔓延和在中國的滲透，在國際社會積極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一是積極反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支持并參與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二是抵制逆全球化浪潮，堅持多邊主義和維護聯合國在處理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三是防范分裂主義、顏色革命與國內矛盾產生共振，維持國內安定團結，維護中國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僅嚴重影響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可能引發世界性的危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活動遭遇嚴重困境，世界經濟衰退程度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人類歷史上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4]新冠肺炎疫情還加速和加深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它影響了全球化在時空中的繼續展開，使得大變局具有了新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百年不遇的世紀大疫情是對人類不同文明的檢驗，也是對世界不同社會制度的考驗。國家治理現代化天然地蘊涵著對人民的尊重、對生命的尊重。因此中國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同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偉大抗疫精神，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大在疫苗、藥物、設備方面的研發力度并不斷總結中國疫情防控的經驗和模式，積極參與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和國際援助，從而為當前全球疫情防控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為疫情背景下和后疫情時代經濟社會發展樹立中國標桿。

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阻撓和破壞增加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艱巨性和曲折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5]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充分彰顯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既造福中國、又惠及世界，為人類文明進步帶來了新希望。然而，一些西方國家卻無視中國發展對人類的貢獻，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和“修昔底德陷阱”，以捍衛所謂“自由民主價值”為旗號，糾集反華同盟，對中國實施戰略圍堵，繼而遏制中國的發展，試圖維護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維持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來自西方的阻撓和破壞，給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制造了嚴重的障礙。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努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然而美國不斷設置貿易壁壘，嚴重破壞國際市場規則，導致國際循環不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快速發展，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受冷戰思維的影響再次把社會主義中國視為新的威脅，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千方百計阻撓中國進一步發展。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依據所謂的“301調查”于2018年和2019年分四次對美國自中國進口的約3700億美元商品加征了7.5%至25%不等的關稅。美方一意孤行，導致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拜登政府雖然在對華政策上拋棄了一些特朗普時期的單邊主義做法，但拜登視中國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其打壓中國的決心沒有改變。美國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做法不僅影響了中美雙邊貿易，而且給世界自由貿易也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應對美國設置的貿易壁壘，中國一方面要與之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以捍衛中國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始終堅持多邊體制以捍衛自由貿易，在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上，努力拓展國際市場，促進國際國內雙循環。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這就要求中國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增強創新能力，努力實現科技自立自強。近年來，在科技領域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嚴厲的技術封鎖，中國在諸多領域還面臨“卡脖子”風險。“2020年修訂‘外國直接產品規則’限制華為公司；2021年利用‘實體清單’‘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斷對中國企業進行單方面制裁；2022年頒行的所謂‘涉疆法案’也包含了相關科技限制條款；近期公布的《2022年芯片和技術法案》明確禁止接受該法案支持的企業在中國擴大芯片生產。”[6]美國還炮制了“芯片四方聯盟”，希望成立一個由美國、日本、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組成的芯片聯盟，實現芯片生產閉環，將大陸企業排除在外。美國采取多維度的對華貿易政治策略，就是試圖從經貿、技術、投資和規則等層面約束并延緩中國的發展態勢，繼續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應對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快實施一批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增強自主創新能力。”[7]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既要求有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也內在要求不斷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然而當前一些西方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極力孤立中國并不斷給中國施加壓力，給國家安全帶來嚴峻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一些國家一味地“甩鍋”推責，抹黑中國的防疫工作，帶著“灰黑濾鏡”看待中國的對外防疫援助，造成國際社會的輿論動蕩與人心動蕩。[8]2021年12月9日到10日，美國以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為由，通過視頻形式舉辦了所謂的“世界領導人民主峰會”，以反對所謂威權主義、腐敗和保護人權為主題，肆意拉幫結派，旨在進一步孤立中國。美國不斷強化美日印澳“四方機制”，打著“自由開放”旗號全力推行“印太戰略”，試圖構建所謂的“亞太版北約”，為中國行使南海、東海主權以及保衛國家安全帶來挑戰。一些西方勢力還把中國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聯系起來，加緊在臺灣制造事端，推動臺海局勢走向緊張。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堵、孤立和破壞，嚴重威脅到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當前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所面臨的嚴峻外部挑戰。為了應對來自國外的安全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長臂管轄’機制”，“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加強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維護海洋權益，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9]。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10]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要順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開展偉大斗爭。

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使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諸多深層次、根本性難題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11]。隨著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全社會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明顯增強。而如今，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這意味著改革任務、難度和風險加大。一方面，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一點都不亞于四十多年前，比如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安全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發展問題；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進行全方位改革，特別是推進重要領域改革，而這將不可避免觸及深層次社會關系和利益矛盾,牽動既有利益格局變化。

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發展，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超額實現的背景下，中國必須改變利益分配格局走向共同富裕，這涉及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要求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變為“兼顧效率與公平”。當前，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高于國際社會公認的0.4的警戒線，如果任由貧富差距拉大，必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12]因此，解決公平問題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然而，一部分人按照所謂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邏輯，將個人財富的增長歸因為市場經濟規則和個人的智慧與勤奮，強調個人權利至上和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他們可能抵制分配制度改革。對此，全面深化改革絕不能以犧牲公平來換取效率，正如習近平同志曾指出的：“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13]

改革越深入，整體推進和系統配套要求就越強，多目標兼顧、多利益統籌、多方案比較的要求就越高；越接近改革目標，就越要啃硬骨頭，因而遇到的矛盾也會越深刻、越尖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1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6個方面，在15個相關領域部署了336項改革舉措，幾乎涵蓋了制度建設的所有方面，就改革作出了自1978年以來的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部署。隨著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任務的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框架更加成熟定型，初步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然而，這離“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仍有差距。就未來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走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15]全面依法治國是解決我們在改革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黨的二十大對全面依法治國進行了系統部署，要求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6]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所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僅是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制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了當前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其中包括“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等[17]。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首先是解決不充分問題，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在過去一個時期，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與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一些地方采取了粗放式發展，重點發展以一次性資源能源為要素的傳統產業，甚至大量承擔從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傳統產業。這種粗放式發展雖然使中國快速趕上了時代步伐，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持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就是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主要任務方面，由追求經濟發展數量和速度轉向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在發展方式上，由重點發展要素驅動的傳統產業轉向重點發展創新驅動的新興產業；在發展布局上，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轉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向“兼顧效率和公平”；在發展目標上，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轉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由讓中國人民富起來轉向讓中華民族強起來。

其次是解決不平衡問題，建立更加合理的區域、城鄉協調發展機制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貧富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是當前中國不平衡發展的突出表現。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國家統計局分省年度數據顯示，“2020年東部11省市GDP總和（550867.3萬元）比中、西部20省市、自治區GDP總和（461547.9萬元）還要多；而東部11省市人口總和（60690萬人）約為中、西部20省市、自治區人口總和（80323萬人）的四分之三，因而東部人均GDP（90767.4元）遠高于中、西部省份（57461.5元），其中人均GDP超過10萬元的6個省市全部在東部（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18]這表明，中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在鞏固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成果的基礎上應繼續加大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等國家戰略，逐步縮小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同樣，在城鄉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距，這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解決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打贏了艱苦卓絕的精準脫貧攻堅戰，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但在城鄉對比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較為突出的城鄉差距。2021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8931元，只占城鎮居民的五分之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在精準脫貧的基礎上繼續推進鄉村振興，持續縮小城鄉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貧富差距問題較為突出。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還必須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一是提升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二是加大二次分配的調節力度，通過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手段逐步縮小城鄉、區域、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大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投入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投入，發揮政府的兜底職能。三是通過稅收限制過高收入，通過法治取締非法收入，鼓勵高收入群體適當回饋社會。

結語

概而言之，隨著新時代十年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日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不斷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充分彰顯，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得到極大提升。然而，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又面臨諸多新形勢和新挑戰。首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的動蕩、分裂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增加了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使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極其復雜的外部環境。其次，中國開辟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對全世界、對全人類的莫大貢獻，然而一些西方國家卻無視中國和平崛起對人類的貢獻，而是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和“修昔底德陷阱”，以捍衛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為旗號圍堵中國、孤立中國，試圖遏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這給當前中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制造了嚴重的障礙、也增加了其艱巨性和復雜性。第三，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心任務是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縛國家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由于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必將觸動現有的利益格局，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如今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遇到的都是深層次、根本性的改革難題，這是對當前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嚴峻考驗。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滿足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還包括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保等方面的高要求，這就要求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在體制機制上進行系統性重塑，在發展方式上進行根本性轉換，從根本上、系統化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文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數據驅動地方治理現代化綜合研究”（19ZDA113）、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歷程與經驗研究”（21ZD006）成果】

注釋

[1][2][5][7][9][10][16][1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01版。

[3]胡鞍鋼：《中國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基本走向與未來趨勢》，《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38—53頁。

[4][8]李海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判斷與世界回響》，《社會科學家》，2021年第9期，第150—155頁。

[6]高喬：《日本“隨美起舞”損人害己》，《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8月23日，第010版。

[1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頁、第12頁。

[12][18]杜志章：《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新語境和新要求》，《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1—12頁。

[13]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頁。

[14]張伯瀚，郭強：《加強頂層設計引領改革實踐》，《人民論壇》，2020年11月（上），第79—81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

New Situations and New Tasks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u Zhizhang

Abstract: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er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changes, thus greatly raising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At present, unprecedented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brought by the world’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ob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by some western countrie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have increased the enormity and tortuousness of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eanwhile, deep-seated and fundamental difficulties confronted by China when it has entered a critical phas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and 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have put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is endeavor.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new situa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in this process, systematically reshap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fundamentally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to essentially and systematic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uncertainty; Chinese approaches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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