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小企業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加快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是國民經濟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基礎。中小企業數字化的理論基礎是數據化理論、工業互聯網理論、商業模式創新理論和線上線下融合集聚理論。在實踐中，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的特點，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著缺乏數據文化和數據管理實踐、缺乏數字化轉型意識和技能、缺乏足夠的適合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工具、缺乏明確的成本與收益分析框架、政策支持精準度不夠等現實困境。由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就業、創新創業等方面的重要意義，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并從頂層設計、政策性平臺建設、政策精準支持等方面，加快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我國應在培訓、資金、數據、工具、生態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關鍵詞】企業數字化 中小企業 工業互聯網
【中圖分類號】F27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5
【作者簡介】李勇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電子商務與新消費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數字經濟、平臺壟斷、服務經濟理論。主要著作有《人工智能——技術與倫理的沖突與融合》、《新中國服務經濟研究70年》（主編）、《從產品經濟到服務經濟》等。
導言
中小企業是經濟的基礎。工信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我國企業數量達4842萬戶，其中99%以上是中小企業。數字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數字化轉型是企業持續成長的必經之路。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9.8%。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程度不斷加深，需求大幅度增加，大量中小企業利用數字化手段進行產品營銷，[1]進而推動其內部數字化轉型。經合組織（OECD）、Facebook和世界銀行的聯合研究計劃《商業未來調查》收集的數據顯示，在OECD國家的中小企業（有Facebook主頁的）中，有25%～62%在2020年提高了業務流程的數字化程度。很大一部分中小企業（約40%）確信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他們對數字技術的使用；但也有一部分中小企業（約30%）并不同意這一觀點。Bloomberg Media Studios和IBM公司202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企業數字化起到了明顯加速作用。OECD（2021）的調查表明，70%以上的中小企業關鍵決策者認為，現在技術對企業而言比疫情之前更重要。還有研究機構指出，這種加速作用的影響將超過10年（Twilio, 2020）。這也導致咨詢公司IDC在2020年時預測，全球數字化轉型支出在2023年將達到6.8萬億美元，[2]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10月，IDC的這一預測數據僅為2.3萬億美元。[3]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將使其能夠以更快的速度與員工、客戶以及其他相關方溝通，并為其獲得資源提供便利，包括資金（如借貸）、培訓和招聘渠道、政府服務等，也有利于其與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其他企業協同，從而更深入地融入其中（OECD, 2021），還能夠推動中小企業與銀行業務相互嵌入，從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Accenture, 2022）。因此，數字化將推動中小企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或稱中小企業2.0階段（SME 2.0），[4]這些企業正在大量利用數字化技術管理其遠距離交易、有效地交付貨物和促進金融服務的獲取。中小企業的數字化已經成為全球各國數字化戰略的重點。OECD（2020）的數據表明，有34個OECD國家已制定國家數字化戰略，以國家戰略全面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歐盟委員會發布的《2030年數字指南針》（Digital Compass）提出，到2030年，要使90%以上的歐洲中小企業至少達到基本的數字化強度（2020年僅有60%）。
整體上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仍面臨很多實質性障礙，在實踐中也明顯落后于大型企業，甚至在過去的10年中，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在數字化方面的差距正在擴大。2015年對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印度、土耳其、英國和美國員工人數少于5人的微型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企業沒有網站（可能以某種形式存在于社交媒體平臺中），22%的中小企業根本沒有在線業務。歐洲投資銀行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強調，只有不到30%的微型公司運用了至少一種數字技術，而約有80%的大型公司運用了數字技術（OECD, 2021）。OECD（2020）的另一項研究表明，2019年電子商務業務收入在大企業營業額中占24%，但在小企業營業額中僅占10%；有33%的大企業運用大數據技術改進其業務，但在中小企業中不足12%。
本文擬從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邏輯出發，從數據化、工業互聯網理論、商業模式創新、線上線下融合集聚等理論視角，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理論架構，通過分析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障礙，借鑒中小企業轉型的國際經驗，提出加快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建議。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邏輯
在理論上，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首先是一個數據化的過程，有了數據，就可以利用數據模仿物理世界的操作，影響物理世界，從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這一過程中，數據將成為一種核心要素。而實現數據化之后，中小企業可以將其內部生產過程，以及外部的供應鏈產業鏈、營銷過程等進行聯網，從而實現整個生產經營過程的數字化。數據化與工業互聯網既能使中小企業改變其商業模式，也能夠讓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服務的主體改變其服務模式。數字化改變了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關系，從而使中小企業集聚模式發生了變化，由此形成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框架。
數據化理論。中小企業數字轉型的重要前提是擁有數據。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與普及，人們通過傳感器等多種數字設備能夠更精準地感知世界，并以數據的方式將物理世界復現出來，也就是說，能夠以數據的方式對物理世界進行數字化搭建，并利用算力、算法等對物理世界進行模擬、控制、優化等操作。由于對數據進行傳輸、轉換、改造、運用、模擬、共享等方面的成本要遠低于對物理世界進行同樣操作的成本，因此，數字化在中小企業降本增效方面擁有極大的空間。
數據化使數字技術能夠融入產品設計、生產制造、營銷、售后服務的整個過程，給整個實體經濟體系帶來了革命性影響。例如，中小企業可以通過數字化平臺，與知名設計機構、設計師協同，采用“大設計、小試驗”的研發模式替代傳統的“試錯研發”，促進產業快速升級，豐富產品品類。新“模式”的平臺化、共享化，使用戶實現個性化定制，生產者實現柔性化生產、按需生產，提高企業的靈活性和快速響應能力，從而獲得高水平的產品設計。數字技術也能夠推動企業將內部的行政、會計、財務等職能部門的工作外包，對企業的組織方式產生巨大影響。
數據化能夠超越物理世界的局限。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企業通過對物理過程的模擬，能夠對制造過程進行更多維度的探索，從而為工廠、車間和生產線尋求最優的智能轉型升級路線和方案，而不會對物理世界的資源造成浪費。在元宇宙中同步實施多種方案的模擬，也能夠加快物理世界的迭代過程。另一方面，數據能夠在網絡空間內無障礙流動，其點對點運輸成本極低，甚至接近于零成本。從本質上看，數據傳輸與空間距離、國家邊界或其他自然障礙無關，它是反空間的，或者說是無重力的。這決定了數據的轉移與物質資本的轉移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數據產品在格式統一等方面，較物理產品更為容易。數據的這些性質，能夠有效地降低中小企業融入產業鏈的成本，從而使中小企業能夠與產業鏈、供應鏈實現快速耦合。
數據化意味著數據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成為企業的戰略性資產。在實際經濟中，數據要素發揮作用需要運用相關技術，而與數據相關的技術非常復雜，既有通用技術，也有專用技術。對中小企業而言，部分數據處理和數據分析能力具有通用性，他們能夠借助數據工具，從企業的數據中獲得有價值的信息，發揮優化價值鏈、提升制造生產效率、有效利用勞動力及改善客戶關系等作用（OECD, 2013）。
工業互聯網理論。從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來看，數據化主要是解決模擬、可視化、分析等虛擬空間問題，而工業互聯網則解決感知、連接、控制等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聯系的問題。
工業互聯網將新一代信息技術引入產業部門以實現深度融合，對國民經濟各產業內在的運作流程、運行機制、生產要素、研發設計、生產方式、組織模式等方面都產生深刻影響，能夠推動中小企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技術能力、提高產品質量、降低資源消耗、防范金融風險，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基礎。
自2012年通用電氣公司（GE）提出工業互聯網的概念以來，[5]工業互聯網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方面的研究持續增加。唐國鋒等（2021）對2012～2021年工業互聯網相關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發現，在此期間，相關中文文獻有914篇，英文文獻有858篇。
工業互聯網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在感知層面。要實現數字化，首先必須使系統能夠感知到物理世界的狀態。工業互聯網借助大量傳感設備、物聯網等，實現對物理世界的實時感知，進而實現對物理世界的模擬、優化和控制等。在國外，工業互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更多地被稱為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例如，在唐國鋒等人（2021）統計的858篇與工業互聯網相關的論文中，其中555篇關鍵字涉及工業物聯網，168篇涉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而關鍵字涉及工業互聯網的僅有51篇。
二是在連接層面。工業互聯網不單純是將數據進行連接，還對人、機、物、系統進行深度融合，將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信息物理空間（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將數據與物理空間聯系起來，不但能夠實現對物理世界的實時感知，更能夠實現實時控制和優化。這不僅能夠替代勞動力、降低人員成本，更能夠對各種流程、參數及工序等進行綜合優化，從而減少浪費、降低庫存，減少原材料、能源等投入，并節約土地，降低排放，從而更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三是在開放層面。在生產端，工業互聯網能夠與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主體進行實時動態連接，所有相關主體能夠跨越時空聚集在虛擬空間中，各種相關數據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共享，從而構建起覆蓋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全新制造和服務體系，實現更高效的協同。工業互聯網與消費互聯網進行耦合，能夠對消費偏好、研發、生產、倉儲、營銷、市場競爭、供應鏈等諸多方面的信息進行整合，形成工業大數據，使供給側與需求側智能匹配，對消費者的需求進行更為精確的響應，從而協助解決生產過剩、供給效率低下等傳統生產模式無法解決的問題。
四是在平臺層面。工業互聯網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平臺化的趨勢。平臺化能夠讓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匯聚資源，從而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門檻和成本。目前，我國具備一定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超過100個，連接設備數量超過7600萬臺套，工業機理模型數量達58.8萬個，服務企業超160萬家（韓鑫，2021）。
在平臺化演進過程中，產業互聯網是從1.0階段的資訊及信息撮合到2.0階段的電商交易及運營，再到3.0階段的打通閉環供應鏈（金融、物流、倉儲），提升行業效率及黏性服務，最終將迎來以信息數據中心為基礎的（產業數字化、供應鏈數字化）行業整合及高效匹配的4.0階段。
商業模式創新理論。數字化帶來了平臺的擴張，因為在數字化環境下，虛擬空間存在無限擴張的可能。平臺在擴張過程中還會積累大量數據，形成“數據—網絡—活動”（Data-Network-Activitites）循環，或稱“DNA”循環（BIS, 2019），這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性質的正反饋循環（李勇堅，2022），將推動平臺商業模式快速創新。
一方面，中小企業可通過使用各種數字類型的平臺，如工業互聯網平臺或云計算平臺來促進商業模式創新。而且，由于中小企業戰略更靈活，決策時間相對更短，其商業模式創新的效率甚至可能會高于大型企業（Cenamor & Frishammar, 2021）。例如，作為數字平臺的最終用戶，中小企業可以在制造系統中結合物理和網絡組件，建立基于傳感器和執行器的靈活供應鏈，從而重新設計其商業模式。很多中小企業通過利用網絡協同制造平臺的能力，突出發展其在設計、品牌、營銷等方面的能力，從而實現快速擴張。
另一方面，為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的服務平臺商業模式也持續創新。云計算使中小企業無須購置大量計算設備硬件和軟件即可開始數字化轉型。IaaS（基礎設施即服務）、PaaS（平臺即服務）和SaaS（軟件即服務）等服務模式使中小企業能夠以“即需即用即付”的模式獲得數字化轉型所需的基礎資源，這使中小企業無需承擔前期投入。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能力的平臺商業模式持續創新，例如，機器學習即服務（MLaaS）在靈活性和訂閱計劃的可擴展性方面提供與SaaS類似的優勢，能夠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使中小企業有可能自己訓練人工智能模型、購買算法或租用人工智能系統所需的基礎設施（OECD, 2021）。又如，分布式賬本技術（DLT）對某些中小企業以及初創企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出現了“區塊鏈即服務”（BaaS）提供商。BaaS提供商運行區塊鏈系統的后端操作，使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能夠專注于其應用程序的設計，拓展區塊鏈應用領域，從區塊鏈的獨特功能中受益。
線上線下融合集聚理論。在數字經濟時代，基于E集群（E-Cluster）（Davidovic & Latinovic, 2013）等新產業集群理論，諸如淘寶、京東等線上平臺利用其完善的線上產業生態與創新能力，與線下集群深度融合、相互促進，推動產業集群實現由線下基于物理空間的集聚，全面轉變為基于線下產業鏈、聯動線上產業生態的線上線下融合式集聚形態（譚洪波、夏杰長，2022），實現更快速的產品研發、更精準的供應鏈整合、更高效的生產模式、更敏捷的消費新供給。
數字化支持下的線上集聚，實現了規模經濟、信息知識溢出，降低了中間成本。其價值在于推動品牌塑造、培育壯大產業發展、構建專業服務平臺，實現產業鏈智能化、集群化，打造數字化產業生態系統，實質是對傳統集聚理論的深化。第一，數字化營銷使得線上集聚空間內的企業可以獲得任意數量的中間投入品，形成規模經濟；第二，線上集聚推動傳統勞動力“蓄水池”向分散在各地的勞動力“水源涵養地”演變，降低搜尋成本；第三，通過數字化，線上集聚推動隱形知識顯性化、作用空間廣泛化，使溢出效應更顯著；第四，線上集聚顯著放大Jacobs外部性，[6]實現技術互補和知識共享；第五，數字化營銷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推動產業集聚發展（譚洪波、夏杰長，2022）。
線上線下融合集聚的產業集群，推動傳統的產業地理集聚向線上集聚轉變，推動全產業鏈集中、集聚、集約發展，實現從單一產業上下游集聚到線上融合集聚，再到產業生態的全面完善。而這種新的集群模式對中小企業數字化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線上線下融合集聚，在線上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更豐富的數字化工具，企業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以低成本的方式進行數字化。線上形成的數字化生態，集聚了為同類企業服務的眾多服務商，也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了更多選擇。而且，基于線下產業集聚而產生的各種數字化工具，能夠根據行業和企業特點進行持續迭代，更加適應中小企業需求。產業集聚所帶來的需求規模效應，也將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的成本，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困境
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仍處于起步階段。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2022）指出，79%的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探索階段，12%的企業處于應用踐行階段，而達到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占比僅為9%。騰訊公司（2021）將企業的數字化分為四個階段，即基礎探索期、簡單操作期、復雜應用期及全面實踐期，經過量化打分可以發現，處于四個時期的企業占比分別為41.3%、38.1%、19.0%、1.6%，處于數字化初期的企業占比接近八成。數據表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仍面臨著不少現實困境。這與國際上的一些調查結果具有類似之處。歐盟委員會對中小型企業（SME）的一項調查顯示，[7]62%的歐盟中小企業面臨數字化障礙，70%的中小企業表示，他們至少面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困境，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監管障礙或行政負擔（55%）、付款延遲（35%）、融資渠道不暢（21%）和缺乏技能（17%）。從整體上看，缺乏數據意識和數據管理實踐、數字化技能不足、數字化成本和收益不明確，影響著中小企業對數字化的需求；而在數字化供給方面，缺乏適合中小企業的數字化工具；在外部環境方面，對中小企業數字化的支持政策缺乏針對性。
一是中小企業缺乏數據文化和數據管理實踐。從總體上看，盡管中小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數據，但是，中小企業對數據進行收集整理的能力不足。例如，調研發現，很多中小企業所使用的機器設備，并不具備從外部收集數據的接口，或者這些數據的格式和收集方法并不一致，導致中小企業無法在現有條件下收集、保存、分析、利用數據（Bianchini & Michalkova, 2019）。在數據化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數據數量和質量難以滿足數字化轉型的需求。
數據質量與數量問題同樣體現在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的不同環節，這些環節的數字化基礎差異較大，數據質量和數量也參差不齊，各個業務單元之間的數據連通性較差，容易產生數據孤島，無法將數據的效用更好地發揮出來。一般而言，中小企業在行政辦公、市場營銷等方面的數字化入門較為容易，在基礎數據等方面有著較多積累。但是，在生產數字化領域，如ERP（企業資源計劃）、CRM（客戶關系管理）、SCM（供應鏈管理）應用等方面，與大企業有著較大區別（Andrews; Nicoletti and Timiliotis, 2018）。大部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需的數據等基礎資源不足（OECD, 2021）。2021年下半年廣東省電信規劃設計院對企業進行實地走訪調研發現，90%以上的企業仍通過人工采集獲得數字化所需的基礎數據，基本未使用物聯網；80%以上的企業ERP系統數據仍使用人工輸入，基本沒有結合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如果將中小企業內部生成和收集的數據與外部的免費數據資源或收費數據資源進行耦合，如行業概況、個人數字活動痕跡（消費者偏好、購買模式）、其他企業數據（定價政策、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或公共機構提供的數據，企業數據將產生更大的價值。但大部分中小企業缺乏這種外部數據獲取、分析、利用的能力，因而無法充分發揮數據協同效應。
缺乏數據意識也將帶來數據分析利用的困難。數據分析利用需要有長期的數據積累，且數據分析所帶來的效益并不能立竿見影，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研究表明，如果一個組織不完全信任來自大數據源的信息，則數據的分析利用在公司層面不太可能帶來變化（Ross; Beath and Quaadgras, 2013），因此，對中小企業而言，要發揮數據帶來的益處，需要完成從“直覺驅動”到“數據驅動”決策文化的轉變，這要求對數據分析具有堅定的信念。然而，中小企業往往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在數據分析方面難以堅持長期投入。這本身會導致數據積累的中斷，以及數據效益無法進一步體現。
與數據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小企業在數據安全等方面缺乏足夠的投入和能力。OECD（2021）的研究指出，收集和管理的數據量和粒度的增大可能會使中小企業面臨更多的數據泄露風險，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中小企業對線上業務的依賴加強，但中小企業的數據安全能力并沒有相應提升，在歐洲，2015年只有30%的中小企業制定了正式的數據安全政策，而大型企業中這一比例接近70%；在OECD國家中，大型和小型企業之間的數據安全能力與政策執行方面的平均差距為45%，最終導致很多中小企業的數據安全受到了黑客的威脅。數字安全攻擊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由于網絡漏洞，中小企業面臨嚴重的經濟和聲譽損失風險。中小企業數字化使其脆弱性顯著增加，也讓整個供應鏈都面臨更嚴峻的數據安全風險，一些黑客可以利用中小企業的數據安全漏洞，切入大型企業和政府的后門。這使中小企業成為連接基礎設施系統中的薄弱節點（OECD D4SME Initiative, 2021）。從主觀上看，中小企業一般缺乏本地部署數字化系統的能力，數字化轉型意味著要將企業的數據、流程、技術資料等敏感信息放到云上，而企業往往對上云后的財務、技術等涉及商業機密的數據安全懷有疑慮，這種顧慮也會影響中小企業將企業活動數據化的積極性。
因此，在部分企業的戰略規劃中，數字化戰略與業務發展是“兩條線，兩層皮”，企業發展戰略對數字化部署方向的指導性差，數字化部署的重點與業務發展側重關聯弱。這種“零敲碎打”式的數字化建設往往難以觸動企業轉型的核心，難以發揮對業務的賦能作用。
二是中小企業缺乏數字化轉型意識和技能。從主觀上看，中小企業對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階段缺乏了解或存在理解偏差，意識不到企業轉型發展的必要性和未來轉型的必然性。
從對國內企業的實地調研來看，很多中小企業主只知道數字化的基本概念，對其基礎條件、具體流程、發展階段等缺乏了解，企業缺乏轉型的主動性。大多數企業領導對于數字化轉型概念的認知都是十分模糊且片面的。有人認為智能制造就是數字化轉型，也有人認為使用了一些工業軟件就是數字化轉型，甚至還有人將在線營銷系統等同于數字化轉型（騰訊，2021）。在國際上，OECD（2021）的調查也表明，中小企業普遍缺乏主動推進數字化的意識；而且，公司越小，采用新的數字業務實踐的可能性就越小。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即使使用互聯網等信息通信技術（ICT）推動業務數字化，大多數也局限于數字化辦公、網站、電子商務等領域，在復雜業務應用（如ERP）方面，中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改進業務的中小企業更是鳳毛麟角（OECD, 2021）。進一步研究表明，中小企業不愿意將其IT系統的開發和維護外包，在利用云計算方面遠低于大中型企業。2021年下半年廣東省電信規劃設計院對省內30余家企業的走訪調研發現，僅有一家企業使用了云計算服務。
數字技能不足也是影響中小企業數字化的重要方面。中小企業數字化基礎差，數字化轉型需要從其數據收集、生產流程、管理模式等底層結構開始，要求企業擁有既懂數字技術又懂業務的人才，而這些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這方面的人才。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需要企業員工對算法提供的結果進行全面判斷，這對其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現有的員工往往缺乏這方面的技能（Agrawal; Gans and Goldfarb, 2019）。根據2015年一項對日本制造業的調查，推動制造業數字化的一個重要障礙是缺乏數據方面的人才，且企業也缺乏獲得這類人才的渠道（Motohashi, 2017）。對中國企業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中數字化相關人才平均占比僅為20%，只有15%的企業建立了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李勇堅，2022）。
技能缺乏使中小企業無法充分發揮現有平臺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潛力。在很多情況下，中小企業數字化是從利用平臺能力開始，無論是電商平臺，還是社交媒體平臺，都提供了大量低門檻的數字化工具，這些工具的技術含量低，前期投入小，能給中小企業數字化入門帶來極大便利。然而，中小企業在挖掘電商平臺、社交媒體平臺功能方面仍有很大的不足。McCann和Barlow（2015）的研究發現，中小企業往往缺乏戰略規劃能力，對社交媒體的運用往往流于表面，很多企業僅限于建立一個社交媒體賬號，并將公司及其產品的一些基本信息發布到網上，對于后期的引流、獲客、粉絲維護、數據分析等往往缺乏統一規劃，這樣，公司無法充分發揮社交媒體的作用。
解決技能不足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加強培訓。OECD（2021）利用跨國數據進行的回歸分析表明，使用社交媒體的公司比例與為其員工提供ICT培訓的公司比例之間存在相對較強的相關性，對小公司而言，這種相關性更為明顯。在小型公司中，非專業員工接受ICT培訓的比例每增加1%，公司社交媒體使用量即增加1.1%，這一相關度要高于中型企業（0.7%）和大型企業（0.5%）。然而，中小企業為員工提供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因為企業擔心內部人參加培訓之后跳槽到別的企業。
三是供給端缺乏足夠的適合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工具。中小企業數字化基礎較差，往往缺乏基礎數據、信息化部門和數字化應用經驗，因此，需要針對中小企業的特點，開發出一系列門檻較低、見效快、易用性好的數字化轉型工具，幫助中小企業開始數字化歷程，并切身體驗數字化的益處。OECD全球中小企業數字化論壇（the OECD Global Initiative on "Digital for SMEs"）第二次圓桌會議發表了一份政策文件《SME Digitalisa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Digital for SMEs (D4SME) Policy Paper》，其中指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工具包括：高效遠程辦公和提高幸福感的數字工具（其核心是提供可持續的遠程辦公工具）、適宜中小企業快速收集與運用數據的工具。但是，現有的工具在功能設計和定價等方面，都沒有參考中小企業的特性。
然而，從現有的數字化轉型方案來看，大部分解決方案提供商都熱衷于做面向行業大型企業的數字化升級改造通用方案，很少有服務商能夠深入到中小微企業的實踐之中，根據中小微企業研發、設計、生產、營銷、管理、服務等場景，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既有的方案都是將大企業運用過的方案進行縮微改造，在功能設計方面并不完全符合中小企業的實際需求。在價格方面，也沒有針對中小企業的特點進行個性化的定價，整體定價偏高。從開發成本上看，中小企業運用的設備比較繁雜，缺乏統一的數據接口和格式，無法統一生產制造過程的數據采集系統，增加了解決方案本身的復雜度。在方案運用過程中，還要根據中小企業現有的管理規范等對數字化方案進行適用性修改，增加了方案開發的成本，使很多提供解決方案的企業缺乏為中小企業提供富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的積極性。
四是缺乏明確的成本與收益分析框架。對中小企業來說，數字化轉型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成本，除了在網絡、數字化設備、信息系統等資源方面增加投入之外，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還涉及基礎設施改造、系統建設、人才培訓和引進、運行維護等多個方面的成本，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又涉及多種互補技術的協同，這些技術的應用需要企業持續投入資金。因此，中小企業在進行數字化投資時，面臨著在哪些方面投資、按照什么時序進行投資等問題。
在數字化轉型的效益方面，數字化轉型需要企業協調各方資源以及企業內外協同，才能取得比較理想的效果。從一些咨詢公司的調研結果來看，數字化轉型項目難以取得理想效果的概率高達70%～80%（文婧，2022）。即使是一些有可能獲得成功、有利于增強中小企業增長潛力的項目，其數字化轉型所耗費的時間也非常長，不會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和生產力的快速提升，這將增加中小企業投資的沉沒成本。以人工智能為例，已有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術應用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獲得效益，其短期內的收益并不明確（Accenture, 2019）。金融機構對于不確定性較高的數字化轉型項目投資也持謹慎態度，即使愿意進行金融支持，這類項目的融資成本也會相對較高（OECD, 2019）。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小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決策時，往往面臨巨大的成本壓力，而當前又缺乏收益估算的方法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收益難以確定，使很多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缺乏積極性。大部分中小企業管理人員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高，且收益不確定，預期回報較低。根據2014年對1000家德國中小企業的調查，年收入低于5億歐元的企業中有70%沒有進行生產流程數字化。例如，在人工智能方面，企業需要投入較高的沉沒成本，還需要大量互補性投資，但其投資回報的可見性較差，缺乏明確的證據（OECD, 2021）。
五是政策支持精準度不夠。中小企業復雜多樣，涉及各行各業，需要精準的支持政策。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中小企業將整個生產流程數據化，帶來了數據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數據本身也存在合規問題，在收集、存儲和處理個人數據時，中小企業往往缺乏足夠的法律和技術團隊，會產生較大的法律風險。這要求政策更具靈活性，在確保數據安全的情況下，減少中小企業的合規成本。
數字化轉型要求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新型基礎設施，包括寬帶網絡、云計算、人工智能平臺、區塊鏈平臺等。然而，調查表明，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在利用新型基礎設施方面仍有較大的差距。在所有OECD國家中，大小企業在高速寬帶連接方面的數字鴻溝在2011年至2018年間急劇擴大。在愛爾蘭，2018年大小企業之間的連接差距是7年前的5倍。在比利時、德國或英國，這一差距為3倍。在云計算方面，大小企業之間也存在差距，2018年，OECD國家中，大企業購買云計算服務的可能性是小企業的兩倍（Kergroach, 2020）。我國也存在同樣的情況，2021年下半年廣東省電信規劃設計院對省內30余家企業的走訪調研發現，在云計算的投入方面，中小企業仍處于起步狀態。租用云服務的中小企業極少（僅1家）。在政策方面，對中小企業利用這些新型基礎設施，也缺乏精準的支持政策。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國際經驗
由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就業、創新創業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各國都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并構建了多樣化的政策體系。
一是從戰略上高度重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從整體上看，全球主要國家都在國家戰略層面重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經合組織（OECD, 2020）的數據表明，OECD國家中有34個已經制定了國家數字化戰略，這些國家數字化戰略中都明確包含“中小企業數字化”的內容。
OECD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也高度支持。2019年，OECD提出了“全球中小企業數字化（D4SME）倡議”（OECD Digital for SMEs Global Initiative），并已連續三年舉辦圓桌會議，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討論，并發布了關于“推動更好地重建中小企業數字化”的政策文件《SME Digitalisa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Digital for SMEs (D4SME) Policy Paper》。這是一份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政策進行系統討論的重要文件，該文件由OECD秘書處、OECD各國政府與全球中小企業數字化倡議的私營部門合作伙伴共同編寫，總結了OECD關于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分析，并對該倡議自首次亮相以來開展的知識共享和網絡活動進行了歸納總結。2021年10月，在OECD中小企業和企業家精神委員會（CSMEE）第一屆會議上提交征求意見，該文件說明了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新趨勢，討論了中小企業數字化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風險的舉措，描述了中小企業數字化優先事項和復蘇計劃中的措施，并系統提出了促進私營部門中小企業數字化的政策舉措。
二是重視發揮各類政策性平臺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作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涉及技術、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的事項，單純某一個方面的努力可能無法充分顯現出轉型的效益。因此，各國都重視以數字化的方式解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問題，傾向于建設一些具有公共性質的平臺，集成各類政策資源，從而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各類公共服務。
2018年，法國政府推出了一個在線平臺FranceNum（www.francenum.gouv.fr），該平臺匯聚了大量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公共與私人專業顧問，中小企業只需要登錄該平臺，并說明其規模、位置和業務領域，再明確所需要咨詢的問題，專業顧問就能夠提供相應的咨詢意見。問題領域可以涉及創建數字化戰略、增加在線業務、開發客戶、在線銷售、增強內部流程、培訓和招聘、保護公司、更好地使用數據、整合不同的工作方式等。專業顧問還能夠提供有關可用融資方案的信息。
澳大利亞政府構建了數字化轉型在線指南，為各種規模的公司提供有關數字化的信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該在線指南，獲得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在線指導。為中小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服務的在線平臺可與地方政府建立合作關系。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運行設計系統指南，其中包括與數字團隊管理相關的數字協作工具和平臺目錄，設計系統指南提供了每個工具的信息摘要，促使企業與在線平臺互動，以實現更好的內部溝通。
丹麥政府于2018年啟動了“電子商務中心”平臺，該中心旨在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和電子商務發展，2018～2021年政府就該項目總計撥款4500萬丹麥克朗。
韓國政府也啟動了中小企業數字化項目。2017年，韓國政府在國家信息社會局下建立了國家大數據中心（National Big Data Centre, NBDC）。該中心的目標是為中小企業、初創企業、IT風險公司和學術界提供大數據共享服務，以促進大數據分析在經濟發展中的使用。其基本原理是將公共數據（來自公共機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私人數據（來自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收集到大數據中心。該中心配備了必要的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使中小企業能夠以很低的成本進行大數據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韓國政府更是將數字化作為中小企業應對疫情帶來風險的重要手段（Bianchini and Kwon, 2021）。韓國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部（MSS）打造了一個電商平臺，以幫助中小企業向海外出口。
三是各國出臺了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各類支持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小企業帶來了不利影響，數字化為中小企業擺脫這種影響提供了良好的工具。Sage公司調查發現，80%的中小企業認為數字化對于企業復蘇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8]因此，各國政府都將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作為應對疫情危機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方面，既有對原有政策的強化，也有針對疫情的新政策出臺，有些國家甚至對原有的監管架構進行變更。例如，智利對其《勞動法》進行了修改以規范遠程辦公。
為了促進中小企業廣泛使用數據分析方法，各國在中小企業數據合規、培訓、安全等方面出臺了相應的政策。在數據合規方面，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制定了特殊制度，以簡化中小企業遵守數據保護規則的程序并降低其合規成本。例如，對一些需要報告監管部門的行為予以豁免。2018年5月生效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規定，各國政府應為中小企業處理個人數據建立特殊制度。GDPR包含50多個所謂的開放條款，允許歐盟成員國制定國家數據保護法以對GDPR進行補充。例如，在葡萄牙，中小企業的違約罰款在500～2000歐元之間，而對大型企業的罰款在1000～4000歐元之間。
各國也在資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例如，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建立了商業和地方政府數據研究中心（BLGDRC），該中心向微型、小型或中型企業等提供“數據分析創新券”（DAIV），創新券是面額為2000英鎊的代金券，每個企業每年可以申請兩張創新券，最長為三年，可用于獲得專家的咨詢服務，或通過數據分析培訓提高員工技能。申請創新券的中小企業不需要具備數據庫或數據來源，因為在咨詢服務中，咨詢人員將告知企業需要收集哪些最相關的數據以及如何收集和分析這些數據。斯洛伐克創新和能源局（SIEA）2013年啟動了類似的數據分析支持計劃，中小企業提交了項目建議書，在通過專家評估之后，企業可獲得價值5000歐元的代金券，用于支付中小企業與國家認定的知識提供者之間的數據咨詢服務合同費用。
四是作為政府支持以及應對疫情的結果，各國中小企業對數字化水平的認知提升，整體數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全球中小企業數字化倡議”通過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所做的100多項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OECD, 2021），疫情暴發以來，中小企業對數字化的認知提升，轉型速度加快。巴西的一項調查表明，55%的受訪中小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改善客戶關系、提升流程敏捷性和獲取客戶；53.5%的受訪者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遠程操作能力。Sage公司對英國中小企業的調查表明，80%的中小企業認為，數字化技術對于企業主導的復蘇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認知水平的提升在實踐中提升了企業的數字化水平。思科公司（Cisco）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自2020年5月起，中小企業對數字技術和在線銷售的采用有所增加。高達70%的中小企業正在更多地使用數字技術，當然，國與國之間仍存在數據差異。Visa公司對8個國家／地區的中小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67%的中小企業已采取措施實現數字化。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美國，2020年4～5月期間，將部分或全部員工轉變為遠程辦公的小企業的比例從12%增加到20%，已經開始將業務的零售方面轉向尋求數字化手段的小企業從10%增加到17%。
從總體上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全球各國數字化戰略的重點，不少國家已經建立了相應的政策平臺，出臺了特別支持政策，從而使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加快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建議
中小企業數字化涉及企業認知、技術方案、公共政策環境等多個要素，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從政府部門的視角，要根據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存在的現實困境，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出臺一整套政策，從而加快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創新培訓機制，提升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提高數字化技能。如前所述，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存在意識與認知障礙，也缺乏相應的技能。因此，強化培訓、提升認知、提高技能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第一步。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國家在創新培訓機制方面有著很多有益的探索。一些國家將企業培訓費用作為稅收的抵扣項目，從而以稅收優惠激勵中小企業參加數字化培訓。另外，政府還重視利用企業主網絡和行業協會來推動知識共享，促進數字化技能提升。政府也通過對“經紀人”或中介機構的獎勵，來推動這些機構積極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培訓（OECD, 2021）。英國、斯洛伐克等國則以“數據分析創新券”（DAIV）等方式，直接為中小企業提供培訓費用方面的補貼。
根據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需求和國際經驗，我國應創新企業數字化轉型培訓機制。一是建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知識平臺，平臺匯聚各類知識提供者，為中小企業提供各類數字化轉型的知識培訓。政府部門可以通過類似于英國中小企業“數據分析創新券”的方式，對通過平臺成交的培訓服務合同進行定向支持。二是提供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各種免費診斷工具。中小企業往往對其所面臨的具體問題缺乏認知，也不能確定其所需要的培訓類型和培訓知識要點。政府部門通過采購相應的診斷工具，免費為中小企業提供培訓前的診斷，從而使中小企業能夠更具針對性地選擇其所需的培訓課程，既有利于企業節省培訓成本，也有利于提升培訓效率。三是由政府主導建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案例庫，以鮮活的案例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分析和講解，從而提升中小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四是推動關于稅收政策的轉型。將對中小企業開展數字化所支出的培訓等費用視為研發費用，在稅前直接抵扣。
創新體制機制，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中小企業往往面臨著資金約束，無法為數字化轉型提供額外的資金。而中小企業數字化基礎較差，在轉型過程中往往需要購置大量的硬件和軟件，資金投入量較大。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國家都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直接資金資助，但整體上看，這類資金金額非常有限。在滿足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資金需求方面，重點是要引進金融機構的資金，建立體系化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融資系統。
一是要整合政府資金，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中小企業數字化涉及諸多政府部門，為了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很多政府部門都會提供政策性資金，地方政府也會有相應的配套資金，這些資金比較分散，難以對中小企業數字化的重點領域、重點問題進行大力支持，難以通過做出具有借鑒意義的數字化轉型案例，來帶動社會資本加大對中小企業數字化的投入。因此，需要對各個部門、各級政府、各類資金進行整合，從而形成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的資金支持合力。二是推動金融科技與中小企業數字化的聯動。數字化能夠打開企業經營管理的黑箱，使金融部門能夠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對中小企業融資風險進行更精準地評估，從而為企業提供更精準可靠的融資服務。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要與供應鏈金融、金融科技應用等深度融合，這不僅能解決企業數字化的融資困難，更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三是根據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特點，積極試點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金融產品創新。要通過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案例與數據的分析，建立起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財務模型，對其投入與產出進行精準測算，從而推動金融機構提供相關金融產品。例如，可以根據數字化轉型的成本和收益，開發出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債券產品、優先股產品、結構化金融產品。
完善數據文化，推動數據相關的基礎制度建設。數據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素。中小企業在數據意識、數據收集、數據處理、數據安全等方面仍有不足。以數據收集為例，調研發現，中小企業的生產設備等規格型號不統一、出廠年限不統一，信息化數字化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導致數據格式、數據收集方法不一致，企業內部數據重復和數據孤島現象并存。因此，需要完善與中小企業數據能力相關的數據制度。
一是要確立數據文化，提高數據意識。鼓勵中小企業主動通過設備、生產經營場所等方面的數字化改造，從更多維度收集基礎數據。推動中小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更多地利用數據進行分析、決策、控制、經營，從而形成良好的數據文化。二是推動建立數據共享、流通、交易、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推動中小企業充分利用來自制造流程、物流或供應鏈管理的數據，鼓勵大型企業、產業鏈龍頭企業、供應鏈主導企業等共享數據，使中小企業能夠利用這些數據與其自身所擁有的數據進行協同，使數據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發揮更大的效應。推動數據標準、數據定價、數據中介、數據使用等多個環節的政策制度不斷完善，形成有利于數據要素流通的交易制度體系。鼓勵中小企業運用區塊鏈、隱私計算、數據沙箱等技術，解決數據共享、流通過程中的安全問題。三是要積極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試點，鼓勵提供低成本的數字化轉型工具，建立寬容失敗的環境。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需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要鼓勵中小企業先從一些規模較小的創新項目開始試點，在這些項目中獲得數字化轉型的經驗，從而為整體推動數字化轉型增加經驗。
在中小企業數字化服務供應方面，要鼓勵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商、行業龍頭企業等，針對中小企業的具體情況，提供一些門檻較低、前期布局成本低、上手快、效果明顯的數字化解決方案，使中小企業能夠快速觀察到數字化轉型的效果，從而提升其數字化轉型的意識和主動性。
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很多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組織形態、新的業務領域，這要求在監管上更為包容。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出現的問題，不能過度懲罰（McGowan and Millot, 2017）。
綜上所述，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理論與國際經驗研究，將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從而為加快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更豐富的資源。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基于數字平臺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CJYB03）
注釋
[1]社區社交媒體平臺LocalCircles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12個月里，28%的中小企業通過在線渠道實現了100%-500%的銷售額增長。See SMEs, "Digitalisation Helped SMEs Gain New Customers, Increase Transactions Amid Pandemic: Survey,"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small-biz/sme-sector/digitalisation-helped-smes-gain-new-customers-increase-transactions-amid-pandemic-survey/articleshow/85061551.cms.
[2]IDC,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vestments to Top USD 6.8 Trillion Globally as Businesses & Governments Prepare for the Next Normal," https://www.iot-now.com/2020/12/09/106453-digital-transformation-investments-to-top-6-8-trillion-globally/.
[3]IDC, "Worldwide Spending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Reach USD 2.3 Trillion in 2023, more than Half of All ICT Spending, According to a New IDC Spending Guide,"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91028005458/en/Worldwide-Spending-on-Digital-Transformation-Will-Reach-2.3-Trillion-in-2023-More-Than-Half-of-All-ICT-Spending-According-to-a-New-IDC-Spending-Guide.
[4]Business Today, "SME 2.0: Is It a Path to Recovery for India's Small Businesses?" https://www.businesstoday.in/magazine/economy/story/sme-20-is-it-a-path-to-recovery-for-indias-small-businesses-334195-2022-05-19.
[5]參見GE公司于2012年11月發布的白皮書《工業互聯網：打破智慧與機器的邊界》（Industrial Internet: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Minds and Machines）。
[6]Jacobs外部性，指行業間具有差異化的公司之間以及那些能對新知識產生較大回報的經濟單元之間的互補性技術和知識溢出。由美國Jane Jacobs于1969年提出。
[7]"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internal-market-industry-entrepreneurship-and-smes_en.
[8]Stacey McIntosh,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Growth: A Report on the UK's Economic Recovery," https://www.sage.com/en-gb/blog/survival-resilience-growth-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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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Li Yongjian
Abstract: SM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SME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ME digitalization is the theory of dataficati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network, the theory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theory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and clustering. In practice, due to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MEs face re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uch as lack of data culture and data management practices, lac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wareness and skills, lack of suffici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ols suitable for SMEs, lack of a clear framework for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and insufficient precision of policy support.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SMEs in national economy, employ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overnments of all countr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rough top-level design, policy-based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inpoint policy support. China shoul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in training, funding, data, tools and ecology to create a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Keywords: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dustrial internet
責 編／陳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