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出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破除了西方國家制造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思維定勢，克服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所帶來的資本至上、兩極分化、生態破壞等痼疾，破除了“現代化=西方化”的神話，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可以依據自己的國情和歷史傳統探索出一條獨立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實踐，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和“文明沖突論”的終結，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大歷史觀 黨的領導 以人民為中心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8.001
【作者簡介】龔云，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二級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要著作有《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村現代化》《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等。
引言
大歷史觀是一種研究和分析社會歷史的方法與視角，它強調要從社會歷史的整體結構和長遠發展出發，通過大視野、長時間的方式來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及未來走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樹立大歷史觀的重要意義。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1]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2]大歷史觀不僅是我們理解和學習百年黨史的路徑和方法，也為我們理解和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論指南。
現代化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演進的過程。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廣泛、最深刻、最劇烈的一場變革，引發了人類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深刻變化。從18世紀60年代西方開啟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已經持續了兩百多年。在這兩百多年的時間中，西方國家長期走在現代化的前沿，因而，將自身視為人類現代化的樣板和唯一路徑，并強制推向其他國家。廣大后發國家能否擺脫對西方的依附、走出一條獨立的現代化路徑，一直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飽受爭議的命題。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進行了70多年的艱辛探索，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新路。正如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時所指出的：“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3]要正確認識、準確把握這條現代化新路的內涵及歷史意義，就需要從大歷史觀的視角出發，將它置于人類現代化歷史的“長時段”以及東西方關系的“寬視野”中，進行科學地分析與闡釋。
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及其消極后果
18世紀后，工業革命的發展推動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形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工業革命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雙元革命”，推動西方國家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同時也推動了全球的革命性變革。在資本主義的推動下，人類社會的科技與生產力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4]與此同時，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突破了歐洲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將人的精神和思想從宗教的束縛與奴役中解放出來，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廢除了封建特權和封建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西方資產階級推動的這一系列變革，極大地促進了人的現代化，實現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正因如此，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一度被視為現代化的唯一路徑，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被視為“人類文明的終極形態”。一切背離這條路徑的現代化嘗試和探索，都被視為背離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主線而遭到批判與指責。如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盡管現代化理論家對于線性的歷史演進會如何展開，是否存在著取代現代性的道路存在分歧，但是，沒有人懷疑歷史是有方向的，而在歷史的盡頭矗立的，則是發達工業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5]但事實上，由于西方現代化道路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推動和主導下實現的，它在推動人類社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帶來了很多災難性的后果，成為了人類發展的桎梏。
第一，西方現代化是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造成了資本對人民群眾的普遍奴役。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后果。資本的形成與積累既是西方現代化轉型的驅動力，也是這種現代化的價值旨歸。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就是物對人的統治，死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6]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資本在其貪婪本性的強制下不斷地剝削與壓榨工人階級，造成了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以及社會兩極分化的擴大。盡管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之下，西方國家在二戰后對工人階級進行了一些讓步與妥協，通過強化政府干預、國有化以及建立福利制度等方式來緩和社會的階級矛盾，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工人階級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工人階級所一度獲得的諸多權益又逐步喪失，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分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7]與此同時，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使得資本主義社會頻繁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是西方現代化道路永遠無法解決的痼疾。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這種痼疾的集中體現。這場危機極大地加劇了西方社會的階級、種族和文化矛盾，使得西方社會日益陷入動蕩的局面之中而無法自拔。
第二，西方現代化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造成了東方對西方的依附性狀態。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之后，競爭的壓力以及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使得資產階級不斷向全球擴張，推動了普遍的世界歷史的形成。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8]但是，建立在這種現代化路徑之上的世界歷史，并不是全球和平發展、共同進步的歷史，而是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殖民主義、侵略擴張以及廣大東方國家對西方世界的依附性狀態。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西方資產階級在全球強制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使得“農村從屬于城市”，而且“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9]西方國家通過不斷地對外侵略與擴張，將廣大亞非拉國家納入其殖民體系，并通過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從這些國家掠奪財富。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以領土占領為主要擴張方式的傳統西方殖民帝國徹底瓦解，但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殖民和政治控制依然長期存在。他們控制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通過不平等交換等方式從這些國家中掠奪超額剩余價值。
第三，西方現代化是一種過度以人類為中心的現代化，造成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后果。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是一種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路徑。在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驅動與競爭的外在壓力下，資本的無限擴張逐漸超過了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從而引發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西方現代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不斷侵蝕自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它所造成的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水資源污染、全球變暖以及土地沙漠化等問題，嚴重威脅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據統計，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全球排放的溫室氣體以及各類環境污染物絕大部分來自西方國家。[10]盡管當代西方國家內部的生態環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較大的治理和改善，但這種治理是通過污染產業轉移、垃圾出口等方式來實現的。這種做法的本質是讓西方國家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將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后果轉嫁到發展中國家。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涵及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超越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使得中華民族被動地卷入了世界歷史的洪流，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自此之后，無數仁人志士為拯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和一系列探索。但由于時代、歷史和階級的局限，這些探索相繼失敗。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毅然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作為自己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并為此進行了長達百年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屈辱歷史，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根本社會條件”和政治保障。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性地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從根本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認識到要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吸取新中國前三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并結合中國實際和特殊國情，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新路。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首次提出了“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命題，指出要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1]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下，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奠定了物質條件和體制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拓了中國道路的新境界，成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行動指南。這條嶄新的現代化道路，在不同層面超越了西方的現代化路徑。
第一，在實現路徑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最本質特征與顯著優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根本之處。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性質和方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12]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條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確保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供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和保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3]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者、領導者和踐行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匯聚成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
第二，在價值選擇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人民群眾既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主體，也是其價值旨歸。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式現代化相比于西方現代化的優越性所在。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避免了西方現代化模式所帶來的資本奴役、壓迫和社會兩極分化等問題，使得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共享現代化發展的成果，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強調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14]進入新時代以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成為黨和政府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突出強調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強調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15]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奮斗下，我們成功在黨的百年誕辰之際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為推進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第三，在東西方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擺脫了對西方的依附，探索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現代化路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能建立在其他民族和國家人民苦難的基礎上，也不能為了實現快速工業化而陷入對西方國家的依賴和依附。因此，中國選擇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現代化道路。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工業化戰略目標，并探索出了一條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為基礎的內向型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國家以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取得農產品，同時又以較高的價格向農民銷售工業品，剩余產品通過這種方式從農業部門轉入工業部門，完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積累，進而建立了一套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后，在積極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依然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獨立自主是我們黨從中國實際出發、依靠黨和人民力量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必然結論。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16]
第四，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相較于資本主導下的西方現代化路徑，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超越資本邏輯與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走過一些彎路。一些企業和個別地方政府的環保意識相對不足，片面地把經濟的增長視為唯一的發展目標，盲目地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忽視了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糾正了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對立起來的錯誤認識，強調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在這一發展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找到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共贏點，探索出了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新路，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相互促進的光明前景。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三重意義
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指引下，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數百年的現代化歷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堪稱當代世界最偉大、最成功的現代化實踐。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艱辛探索所創造的這條現代化新路，既為中國社會的發展繁榮進步奠定了基礎，也為世界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這條道路的成功實踐，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和“文明沖突論”的終結，在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的同時，也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
第一，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破除了“歷史終結論”。蘇東劇變發生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到了重大挫折。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15個社會主義國家只剩下5個。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他們或改旗易幟，淪為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或作鳥獸散，自行宣布解體。其他發達或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大多陷于危機，共產黨人總數（中國除外）從4400萬減少到1995年的1100萬人。與此同時，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紛紛轉向，他們徹底放棄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立場和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造的政治目標，而淪為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同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一度甚囂塵上。然而，中國共產黨人頂住了巨大的壓力，高舉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帶領中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出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唯一一條經過實踐檢驗的非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路徑，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以鐵的事實證明了，資本主義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路徑，通過社會主義的方式同樣也可以實現現代化。它展現出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強大生命力，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破除了“西方中心論”。二戰結束后，盡管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紛紛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但是如何走出一條適合本國實際的現代化道路，仍然是第三世界國家普遍面臨的課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西方的鼓吹下，片面地模仿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最終陷入了一種“依附性發展”的陷阱。事實證明，西方現代化道路是一條“西方國家壓榨發展中國家、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支撐西方國家發展的不平等道路”，[17]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陷阱。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要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信，找到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充分彰顯了現代化發展的“共性”與中國的現代化“個性”的統一，從而為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探索出一條新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8]盡管中國式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得到了全球社會的認可，但中國也不會將自身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而是尊重和鼓勵不同國家依據自身的國情，探索獨立的發展道路。
第三，對國際社會的意義：破除了“文明沖突論”。西方現代化道路建立在對外擴張侵略的基礎上，是一條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零和博弈的發展之路。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就是這種零和博弈思維和對抗思維的集中體現。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度，沒有窮兵黷武的文化基因。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屈辱史，也決定了中國不會重走侵略擴張的老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各個國家開展平等互助的友好合作。改革開放后，我們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要走不侵略、不稱霸的和平發展道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力圖走出一條共同發展、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同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攜手前進，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9]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堅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拋棄了西方的零和博弈思維與對外擴張的現代化老路，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化。這條現代化道路克服了“文明沖突論”的陷阱，推動了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和合作共贏，開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本質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它不是建立在對外侵略殖民、對內剝削壓迫的基礎上，也沒有盲目照搬、模仿其他國家的現代化路徑，而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在科學把握中國歷史文化與國情、把握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獨立自主開辟的一條新型現代化道路。這條現代化新路徑，一方面，破除了西方所制造出來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思維定勢，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所帶來的資本至上、兩極分化、生態破壞、對外侵略擴張等痼疾；另一方面，破除了“現代化＝西方化”的神話，證明了現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要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凝聚起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合力，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注釋
[1]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頁。
[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求是》，2021年第23期。
[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頁。
[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5頁。
[5]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9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8～469頁。
[7]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頁。
[10]何愛平：《西方發達國家轉移環境災害的途徑、原因及對策》，《災害學》，2000年第3期。
[1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頁。
[12][1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12、16頁。
[13][1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8～9頁。
[1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頁。
[15]《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431頁。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頁。
[17]連廣宇：《破解傳統現代化困境的“中國方案”——略論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思想的東方智慧與全球視野》，《學習與探索》，2017年第1期。
Connotation and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oad in the Great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ong Yun
Abstrac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road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roken the mentality that "modernization equals capitalism",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has also overcome the chronic problems of capital supremacy, polarization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brought by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road, and dispelled the myth that "modernization means Westernization", proving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explore an independent modernization path based on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proclaimed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Western-centrism"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t has also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orld landscape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histor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great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rty leadership, people-cent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