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中美經貿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全球重大突發事件的接連沖擊，全球產業布局和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與此同時，我國也適時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深化區域間協同合作。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和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雙重背景下，國際產業轉移與國內區域間產業轉移將呈現區域化、提速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等新特征。未來，應以這些產業轉移的新趨勢新特征為錨，綜合調控產業轉移的規模和方向，在迎合國內產業升級需求的同時，防范化解“產業空心化”風險。
關鍵詞:產業轉移 新發展格局 新趨勢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受中美經貿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全球重大突發事件的接連沖擊，既往的國際經貿秩序遭受嚴重破環，全球生產網絡出現局部斷裂，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重構趨勢加速。面對復雜詭譎的外部經貿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時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期穩定經濟循環流轉，助力產業關聯暢通。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和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雙重背景下，無論是國際產業轉移還是我國國內區域間產業轉移都勢必迎來全新的發展趨勢，呈現新的演變特征。
國內外雙重背景下產業轉移的新趨勢
區域化：全球價值鏈重構不會徹底顛覆全球生產體系，但對供應鏈安全的極大重視將催化全球產業布局的區域化特征
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聯合發布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指出，全球價值鏈的地理特征至2015年已經逐漸演化為三個相對孤立的區域價值鏈，分別是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價值鏈、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價值鏈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價值鏈。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的報告，2013—2019年區域內貿易占全球商品貿易總量增長了2.7個百分點，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特征愈發凸顯，其中亞洲地區和歐盟地區的增長勢頭尤為迅猛。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2022年《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也顯示，盡管疫情限制和供應鏈中斷阻礙了全球貿易，但是亞太地區的區域內貿易卻上升到了30年來的最高水平。
當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的沖擊下，復雜價值鏈應對外部沖擊的脆弱性暴露無遺。供應鏈安全逐漸替代利潤最大化成為跨國公司選址決策的優先目標[1]。同時，出于對國家安全等因素的考慮，部分經濟體（如日本）出臺了供應鏈本土化、區域內多元化的引導政策。預計在后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三足鼎立”的格局將更加顯著，三大區域價值鏈之間的聯系將有所減弱，但其內部的產業關聯將會進一步增強。對中國而言，這將導致中國所參與的全球產業轉移呈現出兩個方面的新趨勢。
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將出現向發達國家回流的趨勢。當前，中美經貿摩擦仍在持續拉鋸，美國兩黨在“對華強硬”這一態度上達成了共識，壓制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速度，減弱中國的影響力已成為美國在主導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的主要政策目標。預計美國將以供應鏈安全為主要借口，或游說或裹挾其盟國降低在生產和消費中對中國的依賴，主要表現為推動醫療產業及其他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產業趨向“本土化”或供應鏈多元化；同時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鏈、生產環節和核心零部件的回岸生產或近岸外包（Re-shoring, Near-shoring）[2]。
另一方面，中低端產能將向其他亞洲發展中經濟體進一步分流。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和正式生效，亞洲價值鏈內的產業聯動將進入快車道[3]。與此同時，在國內局部供應鏈由于疫情防控、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等多重因素停擺的情況下，以加工貿易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產能將加速轉移至亞洲價值鏈中的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如越南和菲律賓等。據2020年2月26日《日經亞洲評論》報道，谷歌和微軟正加速將其新型號電子設備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管理咨詢公司Kearney也稱，截至2021年，著名運動品牌耐克（Nike）和阿迪達斯（Adidas）已經將它們大部分的產能和鞋類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至越南。從中長期看，全球價值鏈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將逐漸轉變為對亞洲價值鏈的整體依賴[4]。
國際產業轉移是全球產業布局順應區域比較優勢變化的正常經濟現象。然而，如果在短時間內出現大規模的產業對外轉出，則將有損我國工業體系的完備性，削弱我國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核心競爭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集群化”已經成為產業轉移活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產業對外轉移的過程中，如果同一產業鏈上的企業或者具有產業關聯的企業“抱團出走”的現象普遍出現，勢必會增加我國產業外流的規模和速度，加劇“產業空心化”風險。此外，低端產業通常采用勞動密集型生產模式，短時間內大規模的對外轉出也勢必伴隨國內就業需求的大幅下降，從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失業風險，危及民生穩定。
提速化：新發展格局為國內產業布局優化注入新動力，國內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或將提速
近年來，國際經濟環境持續動蕩，外部需求增長趨緩甚至陷入萎縮，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科技和貿易爭端不斷涌現。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內需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愈發凸顯。不同于既往的區域發展戰略，新發展格局強調全國一盤棋，在供給端統籌挖掘各地區在新發展階段的新比較優勢，通過區域協同發展形成國內生產體系的合力；在需求端依托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打破地方保護和地區間過度競爭，暢通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的要素流動。綜上，新發展格局將在供需兩端為國內產業布局的優化注入新動力，在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國內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這一老話題將呈現明顯提速的新態勢。
2022年1月，工信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十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促進制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促進形成區域合理分工、聯動發展的制造業發展格局。《意見》明確建議西部地區建設國家重要的能源化工、資源精深加工、新材料、輕工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綠色食品基地，以及區域性高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基地；東北地區加快高端裝備、航空等傳統優勢產業改造升級；中部地區著力打造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東部地區強化關鍵核心技術創新，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加快培育世界先進制造業集群。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發布，其中“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因地制宜為各類市場主體投資興業營造良好生態”被列入主要目標中。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從過往的產業轉移歷程來看，國內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往往與產業對外轉移之間存在競爭關系，而且供應鏈配套更加完備的發展中經濟體往往比中西部省份更能成為東部地區企業產業轉移的優先目的地。因此，在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如何平衡國內區域間產業梯度轉移和我國向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對外產業轉移，成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5]。
智能化：數字技術和高新科技為產業轉移提供了新動能，高新技術行業將出現逆技術梯度的集聚態勢，傳統產業的產業轉移將伴隨著生產模式的智能化轉變
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到來，科技領域已經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競爭和博弈的主要戰場之一。德國自2006年起每隔四年發布一份高科技戰略計劃，其中，2014年的計劃就包括廣為人知的“工業4.0”。2021年5月，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通過“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將在5年內為美國基礎和先進技術研究提供超過11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中國近年來也相繼發布“互聯網+”、大數據、創新驅動、人工智能等多個國家戰略，對智能經濟相關重點領域展開布局。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智能經濟相比傳統經濟呈現出更強的韌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1年我國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加18.2%，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平均水平8.6個百分點；202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投資比上年增長17.1%，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增長22.2%和7.9%，遠高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4.9%，不含農戶）。總的來看，為了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占據主動，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將進一步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和數字化產業的扶持力度，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將呈現向科技優勢較大的地區逆技術梯度集聚的態勢，位于價值鏈中低端的經濟體實現產業升級的難度也將有所增加[6]。
進一步地，隨著高新技術的接連突破和不斷落地，生產率和生產方式可能出現顛覆性的變革。生產活動的智能化趨勢將減少生產過程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促使生產環節更靠近消費市場，導致以勞動力為主要比較優勢的經濟體過早地去工業化[7]。已有文獻論證3D打印、工業互聯網等新興技術已經成為推動傳統行業回岸生產的新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傳統行業的生產模式也將呈現出智能化的轉變[8]。這樣一來，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生產環節的產業轉移雖然會在短期內損害產業轉移來源地低收入勞動力的利益，但是從長遠來看，或許可以顯著改善產業轉移目的地的就業結構。這一現象在國際產業轉移和我國區域間產業轉移中均普遍存在。
在智能科技、數字科技全球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雖然我國在戰略準備上已經做了一定的部署，但仍然面臨著諸多現實挑戰：其一，智能制造的一些基礎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較弱，部分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卡脖子”問題突出，對外依存度高，新興技術掌控能力有待提升。其二，不同行業的智能化水平差異較大，汽車、航空航天、國防工業在智能制造領域已實現領先發展，但紡織服裝、機械等傳統制造行業實現智能制造依然任重道遠。其三，目前我國數據安全法規體系和監督機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智能化升級的步伐。其四，產業智能化與我國當前就業結構存在矛盾。根據2020年12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據計算，我國高技能人才僅占就業人口總量的7.28%。產業智能化的發展大幅提升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我國就業結構性矛盾愈發突出。
綠色化：“雙碳”目標將根本性地改變價值鏈空間布局，應用更清潔的技術生產更“綠色”的產品將成為新發展格局下產業轉移的一大特征
近年來，全球對氣候變化極端影響的認識不斷提升，環境保護逐漸影響產業轉移活動的行為邏輯。從微觀層面來看，可持續化管理已經成為資本流動中除了成本最小化、供應鏈靈活性和生產效率外的第四大決策目標[9]。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于2020年9月提出“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美國、歐盟、日本、巴西、俄羅斯、加拿大等全球主要經濟體也在2018—2021年陸續提出在2050年左右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些環境可持續發展目標和隨之出臺的規制政策不僅將改變國際間環境治理方面的比較優勢，而且會推動國內不同區域間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形成協同合力。總的來說，為了應用更清潔的技術生產更“綠色”的產品，全球和區域價值鏈的空間布局和組織結構等將迎來重大變化[10]。
從國際對比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折算，2018年中國GDP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比率為7.4噸/萬美元，遠高于美國（2.4）、日本（2.2）、英國（1.2）、法國（1.1）和德國（1.8）等其他主要經濟體。盡管這一比率受到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人口數量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但仍能反映出我國在環境科技領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現狀。作為典型的后發經濟體，中國大陸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仍存在巨大的空間，能源需求仍處于增長趨勢。碳排放作為生產活動中天然的副產品，如何通過產業轉移的“綠色化趨勢”，平衡節能減排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將成為政府在引導產業有序轉移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服務化：生產模式的智能化轉型將大幅增加對知識密集型服務的投入需求，服務業將更多地參與到產業轉移之中
在早期的經濟學文獻中，通常認為服務是不可貿易的，這決定了服務產品是缺乏流動性的，也就意味著服務業難以參與產業轉移。然而，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提升，服務產品的流通屬性逐漸體現，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迅速發展。2010年—2019年，全球服務貿易額年均名義增長4.8%，是貨物貿易增速的2倍；服務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2019年世界貿易報告》預測，到2040年，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將提升到50%。與此同時，服務業也開始參與全球產業轉移。比較典型的案例是通過承接大規模信息服務業外包業務而被稱為“全球辦公室”的印度。
當前，伴隨著生產模式的智能化，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投入需求逐漸上升，一部分貨物鏈條將被服務鏈條所替代，制造和服務環節將進一步融合。也就是說，未來生產性服務產業如金融業、軟件業、商務服務業等將更多地參與到產業轉移活動中，在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扮演核心角色[11]。
近兩年，受疫情等因素疊加影響，我國服務貿易逆差規模大幅縮減，但我國長期處于服務貿易逆差的態勢仍未改變。總體來看，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全球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仍然偏低，對發達經濟體的依賴程度較高，更多的是參與后向垂直專業分工。同時，發達國家或者地區在具有資本、知識密集型特征的數字服務產業培育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在“馬太效應”作用下，后發地區很難實現趕超。因此，產業轉移的服務化趨勢將導致具有服務業顯著比較優勢的發達國家或者地區在未來全球和區域價值鏈構建中更可能占據主導地位。
對我國未來一段時間產業布局的政策建議
產業轉移是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部分低端產業的對外轉出也能夠為國內產業鏈的轉型升級提供一些助力。因此，我們一方面不必“妖魔化”產業的對外轉移，不必試圖完全杜絕這一現象的發生；但另一方面，也應該錨定新發展格局下產業轉移的新趨勢，針對不同的趨勢采取各類政策工具精準應對，綜合調控產業轉移的規模和方向，在迎合國內產業升級需求的同時，防范化解“產業空心化”風險。
第一，為應對全球產業轉移的“區域化”趨勢，建議依托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備產業鏈在亞洲價值鏈構建過程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一帶一路”倡議為主要抓手，構建“中國+N”的亞洲價值鏈布局。適當引導部分低附加值產業或生產環節的對外轉移，并借此加強中國與亞洲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產業關聯，強化中國在亞洲價值鏈中的核心功能。
第二，為助力國內區域間產業轉移的“提速化”趨勢，同時有效控制我國產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轉移速度，建議在新發展格局構建過程中，重視價值鏈、創新鏈的“雙循環”體系構建，圍繞重點行業形成上下游配套網絡。對于技術水平落后且存在“卡脖子”風險的行業，該配套網絡可以提升科研攻關速度與產業應用效果；對于存在競爭優勢或可能實現彎道超車的行業，該配套網絡可以以點帶面地提升我國新興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
第三，為加速產業轉移過程中的“智能化”轉型趨勢，建議統籌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和技術人才，厘清各行業存在的技術短板，建立專門攻克短板的創新團隊，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著力突破重點領域“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加快以5G、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部發達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在傳統基建和“新基建”方面的合作，從基建、產業、金融等方面綜合考慮創新“新基建”投融資模式。
第四，為實現產業轉移中的“綠色化”目標，建議同時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堅持以市場投入為主，支持多元主體參與建設，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通過市場機制帶動“綠色金融”投資。在“減排”和“固碳”領域同時推動科技攻關，在“雙碳”目標的實現過程中相機引導相關技術的落地和市場化，推動相應技術“護城河”和比較優勢的形成。
第五，為呼應產業轉移中的“服務化”趨勢，建議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共享機制，深化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內和對外開放，構建開放統一、有序競爭的服務業市場，以服務貿易開放倒逼改革，推動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逐步釋放制度紅利，為數字貿易條件下我國不斷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此同時，牢牢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契機，鼓勵東部發達省份加快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邁向專業化、高端化，在保障國家安全、市場公平的前提下，加快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科技、金融、教育、醫療等高附加值行業的發展和開放進程。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本文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全球產業轉移測度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模型研究”（項目編號：72103184）資助；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高翔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Gereffi, G. 2020. What does the COVID-19 pandemic teach us about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case of medical suppl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3:287-301.
[2]Lund, H. B., & Steen, M. 2020. Make at home or abroad?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through a GPN lens: a Norwegian case study. Geoforum, 113: 154-164.
[3]Tian, K. L, Zhang, Y., Li, Y. Z., Ming, X., Jiang, S. R., Duan, H. B., Yang, C. H., & Wang, S. Y. 2022.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burdens global carbon emission mitig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13: 408.
[4]祝坤福、高翔、楊翠紅、汪壽陽：《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生產體系的沖擊和我國產業鏈加速外移的風險分析》，《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年第3期，第283—288頁。
[5]高翔、徐然、史依穎、楊翠紅：《貿易戰背景下我國典型制造業轉移路徑的啟示》，《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9期，第2203—2221頁。
[6]Gao, X., Hewings, G., & Yang, C.H. 2022. Offshore, re-shore, re-offshore: what happened to global manufacturing location between 2007 and 2014?.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5(2): 183-206.
[7]Rodrik, D. 2016.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 1: 1–33.
[8]Faber, M. 2020. Robots and reshoring: Evidence from Mexican local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7: 103384.
[9]Ponte, S. 2020. Gr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bus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in a world of global value chain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5(1): 72-84.
[10]Yap, X. S., and Truffer, B. 2019. Shaping selection environments for industrial catch-up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 systemic perspective on endogenizing windows of opportunity. Research Policy, 48(4): 1030-1047.
[11]高翔、徐然、祝坤福、張瑜、楊翠紅：《全球生產網絡視角下重大突發事件的經濟影響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21第7期，第1—20頁。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
Trend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Yang Cuihong
Abstract: With the successive impacts of Sino-American economic and trade conflicts,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Ukraine crisis, and other major global emergencies, the global industrial layout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have been acceleratively restructured.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appropriately proposed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n whic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reinforce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and deepening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domestic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s will show new features of being regional, accelerative, intelligent, green, and service-oriented. In the future, these new trends and new features should serve as anchors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the scale and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solve the risk of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Key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ew trends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