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政治經濟學，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學科名稱，蘊含著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的重大創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改革開放40多年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不僅上升到理論層面，也上升到學科高度，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嶄新的中國特色和時代因素，形成和發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飛躍。

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題是講好中國故事，總結中國經驗，指導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實踐證明，如果沒有深厚的基礎理論作支撐，在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指導上，就難以提高科學性、系統性、預見性。加強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是當務之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中國獨有的創新理論，誕生于中國、發展于中國、服務于世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利于向世界傳播好中國聲音、講述好中國故事，引導國際社會全面客觀認識中國發展的理論邏輯和內在機理，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展現給國際社會。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主張“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即從現實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出發。在當代中國，“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在根本上就是從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這是思考和探究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足點。

“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就是立足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實際，從實踐中發現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矛盾和問題所在，并找出解決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從“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到“問題意識”、從“問題意識”到“問題倒逼”，既是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科學方法，也是中國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路徑。

二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飛躍，就要賦予其嶄新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使之成為指引新時代中國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科學理論。這是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重大創新。實踐是理論的源泉。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現代化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這里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在當代中國的運用中發生著兩個方面的重要變化：一是如何科學對待的問題；二是如何豐富發展的問題。在“科學對待”上，要深入研究和準確闡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的基本觀點，做到“四個分清”，即分清哪些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的理論判斷，哪些是必須破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在“豐富發展”上，當代中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理解的視域比以往更為寬廣，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的理論滋養，彰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特色。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實踐中豐富和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比如，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理論，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關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關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三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飛躍，就要積極開展“術語的革命”，完成從提煉和總結實踐經驗到發展成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轉變。從“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到發展“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要求和新任務。習近平經濟思想，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新時代經濟發展實踐形成的重大理論成果。

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5萬美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的發展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形成以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特征的“術語的革命”和創新階段。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最顯著的特點就在于“術語的革命”、在于中國話語的闡釋。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資本論》的科學成就時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馬克思十分看重《資本論》中“術語的革命”的科學價值，《資本論》第一卷中的三個“嶄新的因素”，就表現在剩余價值、勞動二重性、工資的本質“術語的革命”上。

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學領域原創性的“術語的革命”主要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三個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經濟體制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共同富裕、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發展新常態、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等。這些原創性的“術語的革命”，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嶄新的因素”，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話語和學術范式的顯著標識。

四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飛躍，還應該體現在“中國特色”上，構建凸顯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話語體系。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話語、規則、觀念、標準等大多是西方的。同時，中國本土的學術話語、語言、概念、范疇、思想文化等則相對弱化。因此，開展中國經濟學的“術語的革命”，構建凸顯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具有鮮明時代性、科學性、民族性、開放性和大眾性的學術話語體系，是一項緊迫而重大的課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又要注重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進步或文化發展的動力，一方面來自這個社會自身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另一方面則來自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中，堅持中國特色就必須堅持構建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避免對西方經濟學或各種應用經濟學的過度依附和局限。中國學者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從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現實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因此，在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和合作，汲取別國有益經驗的同時，要發揚中國特色和民族風骨。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必須有一支理論功底厚實、研究視野開闊的本土化的經濟學家隊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界逐步形成了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術團隊。這一學術團隊，既具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又有對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蘇聯模式的深刻反思。這一學術團隊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壯大，非常重視汲取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精華，同時又掌握我國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并用于創造性的研究工作。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有生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作者系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