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市場經濟必須是道德經濟，求富心切的市場經濟在實踐中必然破綻百出。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過程，是“創新-增長-分配”的良性循環過程，資本是盲目的，它不會自動靠近這一目標。作為社會共識的道德倫理和制度理性必須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對有利于創新和分配正義的亮“綠燈”，對不利于創新和分配正義的亮“紅燈”，引導資本穩定有序發展、健康良性運作。

關鍵詞:市場經濟  資本“紅綠燈”  創新  分配正義  稅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市場經濟必須是道德經濟

資本是一種生產資料，資本主義則是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它誕生于工業革命之后，以市場經濟為基本運作手段。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以后，圍繞它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這很大程度上和人們對于“市場經濟和道德倫理”的疑惑密切相關。

亞當·斯密（1723—1790）號稱“現代經濟學之父”，他關于“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和“看不見的手”的比喻深入人心，他所撰寫的《國富論》奠定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礎。現代經濟學在英國誕生，這毫不奇怪，因為英國是工業革命的誕生地，實踐和理論密不可分。反過來，理論又為實踐指明了方向。工業革命后，英國國力蒸蒸日上，并迅速取代西班牙成為全球性的大帝國，也把殖民主義推向了高潮。這一切都讓人們產生巨大的疑惑，那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倫理性嗎？”

一切理論和現實的源頭，是人性。伴隨工業革命，大機器生產加速普及，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都發生了規模化擴張，機會裹挾著人們發財致富的愿望，對道德倫理（秩序的基礎）產生了巨大沖擊。這在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有深刻反映。例如，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臺》（創作于1833年）塑造了一個法國大革命以后起家的暴發戶。主人公葛朗臺善于理財、精明能干、樸素節約，另一方面又貪婪成性、薄情寡義，他的臨終遺言是讓女兒看守好財富，將來“到另一個世界去和他交賬”。更早前，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大約創作于1596—1597年）中的夏洛克更是劣質商人的典型。人們在欣賞這些曲折起伏的精彩劇情的同時，或許也接受了某種心理暗示——商人們“為富不仁”。其實，商人是否“為富不仁”取決于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的健全程度，而游戲規則的健全程度又和實踐的廣度和深度（浸淫市場經濟的時間長短）有關。市場不規范，必定導致“為富不仁”的情況普遍，“不仁”將成為富人的“原罪”（刻板印象），同時也會招致人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心缺乏，甚至有人希望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對于經歷過計劃經濟的中國來說，這種烏托邦幻想顯然是不現實的，但也是一種嚴重警告，那就是必須健全和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定人們的信心。

市場通過分工合作，獲取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是否會導致人類社會賴以維系的道德準則的淪喪？亞當·斯密曾嚴肅思考了這個問題。在發表他的經典名著《國富論》（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論》（1759年），詳細探討了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發展的倫理基礎以及人類行為的基本道德規范。在亞當·斯密的觀念體系里，市場經濟不應該導向一個單一追求效率而犧牲道德倫理的社會，反之，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應該內嵌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道德倫理，這是作為“守夜人”的政府的職責——制定合理的游戲規則，并且進行有效的監管。只有當政府基于正確的倫理價值觀積極制定和監管游戲規則，給市場行為主體懸上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才可以收獲“無為而治”的結果。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曾經提出“亞當·斯密問題”（das’Adam Smith-problem），即追求私利的《國富論》和強調“同情心”的《道德情操論》之間似乎存在邏輯的不自恰。事實上，這兩者是可以和諧統一的，秘訣就在于讓道德倫理內嵌于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內嵌于法治主義，讓道德倫理成為法治主義的內核。如果說《國富論》講述的是：“利己”是經濟人本能，那么《道德情操論》強調的則是：“道德”是社會人本能。市場經濟必須是道德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會引發災難性后果；市場交易是多次博弈，追求私利的商人為了留住回頭客，也必須具有基本的商業道德。而市場經濟能否成為道德經濟，取決于制度設計的精細化程度。巧妙的制度設計可以讓追求私利的市場主體的行為在客觀上有利于社會公益，實現雙贏。在這里，市場、社會和政府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市場的質量取決于社會共識（道德倫理）和政府的質量（精準施策），誰都不能置身事外。

資本“紅綠燈”：創新和共享的理論和實踐

那么問題來了，作為社會共識的道德倫理如何在市場經濟中得以體現呢？換言之，政府應該如何積極有為地制定和監管游戲規則？在這里，創新和分配正義是兩個關鍵詞。在設置資本“紅綠燈”時，要對有利于創新和分配正義的亮“綠燈”，對不利于創新和分配正義的亮“紅燈”。

市場經濟誕生以來，出現了兩大類各有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它們背后是不同的政府-市場關系。一類是先發型的歐美經濟模式，特點是創新能力強；另一類是后發型的東亞模式，特點是共享程度高（趕超型國家，同時實現了較為均衡的收入分配）。對今天的中國來說，這兩者都值得借鑒。

創新理論的啟示

創新理論的鼻祖是約瑟夫·熊彼特。熊彼特提出了“創造性毀滅”這一具有張力的概念。他認為，創新是經濟概念，不是技術概念。也就是說，只有當一項技術發明被應用于經濟活動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一項專利僅是登記在案，就不算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實現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的關鍵是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對生產要素進行革命性重組的關鍵人物，而激發企業家精神的驅動力是充分競爭的市場。不過，熊彼特沒有具體討論創新的發生機制。

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改進。除了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資本和非技術勞動要素外，羅默追加了人力資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來衡量，主要指技能工人）和新思想/技術革新（每萬人專利數量擁有量）兩大要素。新思想/技術革新是羅默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的重點，技術革新容易受到經濟體系（制度和政策）的影響，是經濟體系的內生變量。

適當延伸一下，將羅默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進行對接。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好的制度是可以減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如何降低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交易成本？這是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思考的問題。鼓勵創新的經濟體制是一個體系化的“超級構想”即戰略性框架，知識產權保護、研究型大學的創設等都在這個系統里。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學者是速水佑次郎，他主要研究發展經濟學。通過比較東亞、美國和歐洲的現代化歷程，速水佑次郎提出了誘致性技術（制度）創新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因素會誘發技術和制度變革的方向。比如，北美地廣人稀，這種環境因素鼓勵了機械化大生產的普及；相反，東亞人力資源豐富，因此一直沒有發展出替代人工的農業機械化模式。這兩個地區的發展差異都具有“內在合理性”（西歐介于東亞和北美之間）。但顯然，不同的技術路徑（北美的機械化模式、東亞的人力模式）對農業生產力水平產生了不同影響。從更大的系統——也就是現代化的視角看，東亞必須從農業中轉移剩余勞動力，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

需要說明的是，誘致性技術（制度）創新理論不是單純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其中還包含對理性務實的政府的期許。因為最初的地理環境因素是可以后天改造的。比如通過推進工業化來吸收農業過剩勞動力，可以有效緩解單位土地上的人口壓力，進而誘發農業機械化進程。在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政府的理性程度（政府的質量）決定了趕超戰略的現實可能性。

創新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前提。激勵創新，就需要培育企業家精神，維系一個充滿競爭力的市場環境。而這一切，需要法治主義的保障，需要理性務實的政府擔當作為。

分配正義的三個實現階段

分配正義有三個實現階段：

一次分配：市場分配——改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率。

二次分配：政府分配——構建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體制。少子老齡化背景下，這一領域是各國的政策重點。

三次分配：社會慈善事業——通過社會組織的籌款（社會成員自愿捐助）和救助活動，補充政府公共福利的不足。

在以上三個階段中，第一個階段是最為根本的，它奠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就改善資本和勞動分配率的路徑來說，有如下幾種推動力：一是政府的規制的作用，比如制定最低工資，或者給予那些對提高就業率和優化工資分配有貢獻的企業一定的稅收獎勵。二是工會談判。工會是勞動者集體談判的代表，組織起來的工人在和資方的博弈中可以獲得更多話語權。三是企業家自身的理性行為。最為有名的例子是福特汽車，其創始人亨利·福特（1863—1947）很早就意識到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是唇亡齒寒的關系。在實踐中，福特一方面率先引入汽車生產流水線，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汽車成為一般市民消費得起的大眾化產品，汽車的普及極大地縮短了物理空間距離，對國土廣闊的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提出“利潤共享計劃”，并鼓勵工人成立工會，與企業管理層開展有效協商，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員工的高層次需求——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最后，亨利·福特去世后把絕大部分財產都留給了福特基金會，用于教育和促進人類福祉的事業，為實現分配正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福特主義印證了生活在同時代的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觀點：資本主義應該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結合。眾所周知，理性主義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產物，后來逐漸發展成為社會共識。作為生活在工業革命爆發社會大激蕩時期的人，韋伯的研究也植根啟蒙思想，并對資本主義展開了前瞻性研究。他指出，資本主義是理性的物化形式——在微觀企業層面，企業家需要運用理性的技術（大機器生產）、強化理性的管理（現代會計制度、泰羅制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在宏觀市場經濟層面，政府必須建立一整套法治主義的游戲規則，實踐制度理性（包括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信用保障機制等制度體系）。

中國式混合經濟模式：創新和共享的挑戰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種新模式，帶有混合經濟體制的特點。中國的經濟成就令世人矚目，與此同時，各種矛盾和風險也在逐漸展現。一些領域出現了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亂象，“唯資本論”“唯利益論”“拜金主義”等不良風氣也在肆意滋長，給經濟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設置資本“紅綠燈”。這不是要打擊資本，而是通過游戲規則的制定和監管，建立一個具有創新力的市場經濟和一個分配正義的社會。事實上，資本是魔鬼還是天使，不取決于資本本身，而是取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理性水平。

創新挑戰

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有助于激勵創新和促進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在《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一書中，把資本主義分為四種不同形態——企業家型、大企業型、國家導向型和寡頭型，這四種資本主義形態對創新活動形成了不同的激勵機制，進而影響了經濟發展。由此得出結論，有利于激勵創新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是“好的資本主義”，相反則是“壞的資本主義”。鮑莫爾認為，“好的資本主義”是企業家型經濟模式。具體說來，“企業家型資本主義”大致相當于歐美模式，比如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經濟增長和創新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型企業帶來的，而不是由那些已經主宰美國經濟很長時間的傳統大型企業。與之相對立，“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則大致相當于東亞模式，如歐洲一些國家和日本政府常常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指揮交通”，關鍵市場主體也往往是政府扶持的大型企業。

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混合體制、混合模式”的特點，并且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一方面，中國在21世紀初進行的機構改革中，借鑒東亞模式，成立了發改委（這是一種大部制），由它引領產業政策。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主體既有以傳統的“重厚長大”型產業為主的國有企業，也有新興的互聯網產業，其中大致成立于21世紀初的著名的“BAT”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已經成長為行業龍頭。

作為結果，中國的混合經濟模式既具有創新性，也有僵化的危險。值得關注的是，一些互聯網企業在長期占據市場壟斷地位的背景下，已經出現退化為缺乏創新的“大型企業”的趨勢。之所以產生這種趨勢，不是因為這些企業缺乏資金，而是因為他們缺乏競爭激勵機制，也說明我們在新經濟領域的市場游戲規則制定和監管中存在缺位現象。

與創新問題相關，寡頭壟斷型的大型企業化還可能產生“店大欺客”的問題，導致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消費者權益保障十分重要，在微觀意義上，它保障了個體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宏觀意義上，它維護了優勝劣汰的市場秩序。劣質產品和服務不被淘汰，優質產品和服務就很難獲得市場（劣質企業的成本低），也無法形成鼓勵創新的市場激勵機制。面對日益復雜化、專業化的消費維權需要，有必要在消協之外創設新的消費者權益保障協會，開設多個消費投訴窗口，并修改相關法律條文，推動公益訴訟。這或許可以倒逼市場的優勝劣汰，鼓勵產品和服務的創新。

總之，中國混合經濟模式的形成具有必然性、漸進性，但也已經到了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

分配正義的挑戰

一次分配領域。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號稱“新經濟”，但在薪酬體制上基本上還是采取泰羅制的“計件工資”制，即多勞多得。而由于產品缺乏創新，主要靠市場的快速擴張獲利，大多數互聯網企業對員工的加班要求高，“無效加班”嚴重，員工健康狀態堪憂；一些科技型企業對40歲左右的員工就進行勸退，就業保障程度低；企業內工會組織缺乏活力，無法對差距懸殊的資本-工資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發揮作用……這背后折射出的是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不完善（股東大會對管理層薪酬分配缺乏有力的監督），以及國資委等政府機構對國有企業的監管缺位。另外，互聯網經濟衍生出來的就業雖然不少，但很多都是簡單勞動（比如物流配送），非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提升，也使得不少傳統的線下服務業面臨生存危機，網約車、外賣、電商零售業等的迅速發展，對線下經濟的沖擊力之大超乎預期。改變這種局面不但需要互聯網行業催生真正的技術創新，還需要對人力資源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培訓和配置，否則就會造成大量結構性失業和收入下降。

二次分配領域。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二次分配領域成為各國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重點和難點。日本的對策是提高消費稅來彌補社保資金的不足。考慮到消費稅負擔相對公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一方案也算合理，但是提高消費稅對消費意愿的打擊還是相當明顯的，特別是在短期內，會產生消費緊縮的后果，進而影響生產乃至整體稅收水平。當前，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整體社保缺口不斷擴大。中國的社保資金缺口具有地區差異性，比如東北地區人口流失快（主要是年輕人），是社保缺口的重災區，而以深圳為代表的人口流入地區則有一定的社保資金盈余。社保資金全國統籌也許可以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無法扭轉絕對量的缺口。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繳納社保基金的壓力已經非常大，繼續增加企業負擔不現實。那么，新的財源從何而來？這方面關注度較高的話題是國有資本社會還原。中國有大量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及其收益如何還原社會（比如注入社保基金）受到各方矚目。這個問題事關社會公平正義，如何持續推進還需拿出更加明確的方案。另外，退休金雙軌制等各種雙軌制問題，也是二次分配中的焦點問題。

三次分配領域。第三次分配基于社會成員自愿捐助，它的載體是有信賴度的社會組織。在歐美國家，最早的社會慈善組織是教會，之后隨著市民社會的興起，各種關注兒童福利、老人福利、特殊疾病患者、退伍傷殘軍人等的公益組織紛紛興起。第三次分配成功與否取決于社會在道德倫理層面的共識程度——就像亞當·斯密說的那樣，“好的市場經濟是貫穿道德倫理的市場經濟”，同樣地，好的社會也應該是充滿同情和仁慈的社會。中國需要積極關注第三次分配領域，建設一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和諧社會，讓日常性的小額捐助成為習慣。為此，有信賴度的社會組織不可或缺。這方面我們有不少教訓：一些互聯網平臺企業打著“公益眾籌”的名號進行網絡募捐，鉆法律空子，不落實盡責調查義務，惡用公眾慈善心，引發輿論嘩然的反面案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還有的平臺企業以慈善募捐為名收割流量，最后包裝上市，令人大跌眼鏡。歸根到底，這些問題的多發都是監管失靈造成的。

全球企業稅制改革：國際合作新領域

美國“開國三杰”之一本杰明·富蘭克林曾經說過：“世界上只有兩件事情不可避免，那就是稅收和死亡”。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20世紀，誕生了諸如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巴拿馬、盧森堡等“避稅天堂”。不少跨國企業利用這些國際避稅機制繳納著非常低的稅率，這顯然不公平，而且會不斷加大收入分配中的馬太效應。國際經合組織（OECD）的研報表明，海外利潤登記在“避稅天堂”的美國跨國公司比例由 2000年的30%提高到了2019年的60%。同時，主權國家間為“招商引資”而進行的稅率競爭（全球稅率“逐底競爭”）也給跨國公司的避稅活動帶來極大便利，不僅惡化了競爭格局，而且導致政府稅收收入大幅減少，改善貧富差距和增進民生福祉的難度加大。據聯合國估算，每年全球各國因跨國公司利潤轉移損失的稅收達5000—6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測算表明，跨境避稅對非OECD經濟體帶來的長期稅收損失占其GDP的1.3%，高于OECD經濟體1%的水平。

全球化時代如何堵住稅收漏洞？事實上，全球基本稅制改革醞釀已久。2021年4月初的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建議將全球最低企業稅統一為21%。2021年6月，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在內的七國集團（G7）達成協議，支持把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設為15%。這是一項“歷史性共識”， 后續還將在G20和OECD牽頭的137個國家層面展開磋商，如果協議達成，這將是一次全球政策聯盟的成功實踐，將有效阻擊跨國巨頭通過低稅收洼地進行避稅的行為，確保稅收公平、競爭公平，同時增加各國政府的收入，改善分配格局，為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興注入積極力量。

G7稅改協議的目的是應對全球化和數字經濟帶來的稅務挑戰。內容包括：第一，大型跨國公司不僅要在總部所在地納稅，還要在運營地納稅；第二，征收全球最低15%的公司稅率，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打擊避稅。協議出臺后，不少大型跨國企業如Facebook、谷歌、亞馬遜等紛紛表態支持。

這項全球性稅制改革有以下特點和影響：

第一，稅制公平，協同行動。按照協議，重新劃分跨國企業全球利潤在各稅收管轄區之間的征稅權。對于美國認為法國政府單方面導入的針對谷歌、Facebook等美國科技公司的數字稅不公平等意見，法國表態將取消之前的數字稅，以支持全球協議。

第二，國別和地區影響。一方面，15%的最低稅率遠低于G7國家目前的水平。2020年，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的企業稅率分別為32%、29.9%、27.8%、29.7%和19%。美國拜登政府要求提高企業稅，將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28%，目的是為1.7萬億美元基建計劃背書。另一方面，澤西島、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等零稅率地區以及愛爾蘭（12.5%）、塞浦路斯（12.5%）、吉爾吉斯斯坦（10%）、卡塔爾（10%）、匈牙利（9%）等低利率國家（稅收基金會，2020統計）將受到較大影響。這些地區一直依靠超低稅率來吸引外資。其中，愛爾蘭依托跨國巨頭，成為2020年唯一經濟正增長的歐盟成員國。

這項全球企業稅率改革也關乎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的利益平衡。當前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但是地方政府層面普遍存在稅收優惠的補貼行為。也就是說，企業的有效稅率未必都是25%。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國家競爭力意味著地區競爭力、政府競爭力，各地優化稅收之外的營商環境的必要性愈發突出。必須意識到，在強調稅收公平的“后惠商”時代，需要以清廉、法治、高效的政府競爭力取代單純直接的政策優惠。另外，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避稅港（有效公司稅率不超過10%），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施行將會削弱香港的低稅率優勢，增加在港跨國企業的稅務和合規成本，因而香港也需要為新稅制的到來早做準備。

從積極層面上看，全球企業稅制改革為跨國公司設置了新的資本“紅綠燈”，敦促它們成長為有社會責任的企業，也翻開了全球合作的新篇章。

 結語

世界上很多國家或早或晚都會搭上大機器生產的快車，卻也會由于對市場經濟的膚淺認識而掉進這樣或那樣的陷阱。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市場經濟必須是道德經濟，求富心切的市場經濟在實踐中必然破綻百出。一個完整的、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過程，是“創新-增長-分配”的良性循環過程，資本是盲目的，它不會自動靠近這一目標。作為社會共識的道德倫理和制度理性必須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引導其穩定有序發展、健康良性運作。

工具日益強大的時候，更加需要明確人的主體性。我們很容易被資本的能量所迷惑，以為它無所不能。事實上，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從來都必須由人類自己思考、自己回答。立足人本主義，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資本的魅影說不，這是我們的使命。

【本文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英]亞當·斯密著、謝宗林譯：《道德情操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2][德]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經濟與社會》（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日]速水佑次郎、[美]弗農拉坦著，吳偉東等譯：《農業發展：國際前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4][美]威廉·鮑莫爾等著、劉衛等譯：《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責編：羅 婷／美編：石 玉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behind the “Traffic Lights” Set for the Capital

Chen Yun

Abstract: The market economy must be a moral economy, for a market economy that is eager to get rich is bound to be flawed in practice. A whole and sustainable market economy relies on a healthy cycle of “innovation-growth-distribution”, because the capital is blind and hence will not automatically approach this goal. For reasons of ethics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as a social consensus, “traffic lights” must be set for the capital. The “green light” should be turned on to the capital that facilitates innovation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red light” to the capital that does not. This will guide the stable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

Keywords: market economy; capital; “traffic lights” set for the capital; innovation; distributive justice; tax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