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強調這是在新的征程上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時代使命。

█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需要，是堅定“四個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就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為了反對黨和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1930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嚴肅批評了黨內存在的“開口閉口‘拿本本來’”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里就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論斷，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但是，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著名論斷，在黨內還不能為多數人接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湘江戰役的犧牲，使黨的領導層和紅軍將領明白了“反對本本主義”的道理，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扭轉了革命的局面。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報告，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從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他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從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黨內共識，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指導原則。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從感性認識階段躍升到了理性認識階段，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于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了更為準確的把握。

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具體環境，不僅包括中國的革命環境、現實環境，也包括中國的歷史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繼承了毛澤東的這個理論，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21世紀要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要進一步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且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需要，是堅定“四個自信”的必然要求。

█看到了大一統國家成為中國歷史的常態，還要看到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這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新時代，在21世紀的中國，為什么要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發生歷史文化斷裂的國家。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生產力發展、科學文化長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中國的政治、教育、文化以及農業、經濟、貿易等長期影響東亞各國，也通過絲綢之路長期影響中亞和地中海各國。歷史上，中國不是通過戰爭、殖民、宗教等手段影響各國，而是通過政治、教育、文化、經濟等的發展對世界產生影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東方文化的核心，推動了東方世界的歷史發展，它與西方世界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文化特點。這些長期積淀起來的歷史文化特點，可以追溯到中國的遠古時期，可以看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據。

中國歷史從秦以來都是統一在一個大中華的國家內，分裂是暫時的，國家的統一是歷史的總趨勢。戰國時期，就有了“定于一”的思想，“車同軌，書同文”的主張也出現了。秦朝實行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統治，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把戰國時期的思想主張用國家制度的形式落實下來。“車同軌，書同文”作為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反過來又支持了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可以這樣理解，車同軌，說的是路軌寬窄相同，反映的是社會的經濟制度；書同文，說的是文字統一，反映的是包括文字在內的文化以及意識形態。可以說，從秦朝以來，就形成了大一統的思想觀念以及大一統的實踐，反對分裂的思想就形成了。這是其一。其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曾產生和活動過許多的民族。這許多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這個大熔爐。在這個大熔爐里，各個民族的利益基本是相同的，今天中華民族中的各個民族，他們像石榴籽一樣，是緊緊擁抱在一起的，是誰也離不開誰，彼此不分離的，是不會分裂的。魏晉時期，遼宋夏金時期，中國曾出現過多個民族政權，每一個民族政權都聲稱自己代表中國。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滿族建立了清朝，都是統一王朝，也都是中國的王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了大一統的中國，這個向心力是歷史的基因，歷經兩千多年而不變。“車同軌，書同文”，歷經兩千多年，具體形式會有很多變化，基本精神是延續下來的。全國56個民族，分居在許多省份和地區，地方語言各不相同，一些少數民族保留著自己的語言和文字。但是全國的學校教育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14億多人民的交流很通暢，這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對于生產力的發展，都帶來了莫大的好處。這些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基因造成的。我們只要比較一下歐洲各國，就看得更清楚了。

看到了大一統國家成為中國歷史的常態，我們還要看到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這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思想里，有不少糟粕的東西，但大量的占主流的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說到這里，自然會提出問題，為什么中國近代被人家打敗了，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世紀開始，西方的生產力發展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確立了，中國留在原地踏步，生產力落后了，社會制度落后了，政治腐敗了。所以挨打了。這就造成“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結局。要改變這個局面，就要改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改變生產力，就要向西方學習，引進機器，促進新的生產力的進步。改變生產關系，就是要引進新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經過長期的摸索、探索、奮斗和犧牲，經千難而百折不撓，歷萬險而矢志不渝，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推翻了清政府，也拋棄了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70余年的奮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時候，我們可以回答，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我們把生產力改變了，我們的生產力狀況已經趕上了時代，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位。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就既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又區別于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我們把生產關系也改變了，我們不再是封建的生產關系，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系，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在政治建設上，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得到更好發揮，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得到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我們改變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面貌，改變了中國生產關系的面貌。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帶來的結果。試問，這種改變有中國歷史文化的基因起作用嗎？回答也是肯定的。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要結合新的實際發揚光大。

中國古代有豐富的大同思想。從《禮記·大同篇》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等，都揭示了古人追求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這些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有某種共通之處。大同思想，對于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是很有幫助的。五四運動后《東方雜志》有一篇文章對當時報刊中表現出的社會主義潮流做過這樣的分析：“一年以來，社會主義的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云涌了。報刊雜志的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這里是闡明社會主義的理論，那里是敘述勞動運動的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彷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這說明，中國知識界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是容易引起共鳴的。

我國古代有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資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民貴君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實事求是，等等，都是唯物主義的，不是唯心主義的，即都是以事實為根據的，不是以想象為根據的。這些都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打下了思想的基礎。中國古人還有豐富的無神論思想。有一個美國學者說過，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故事，反映的都是無神論思想，歐洲古代神話反映的是有神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范縝《神滅論》“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論述極為精彩，就是唯物論觀點。這也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論打下了基礎。

道、仁、義、禮等都是中國古人的核心價值，都曾經長期影響中國人的政治生活。道、仁、義、禮等思想也都存在于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說，我實行的是大仁政。所謂大仁政，是為政從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出發，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要結合。這表明，仁的價值觀也還是活在當代政治生活中的。

中國古人還有義利之辨、心物之辨，都是很符合辯證法的。以義利之辨來說，這是一個對立統一的概念，是指要正確、恰當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既不是只要義不要利，也不是只要利不要義；以義統率利，則得正當之利。以正當之利充實義，則社會生活能正常進行，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相得益彰。對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說，應該還是以義約束利，提倡利益合理化、利潤合理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提煉出了古人許多攸關安邦濟世、治國理政的思想，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以民為本、民貴君輕、安民富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以及清廉從政、勤勉奉公、力戒奢華、居安思危、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完全可以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可以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源泉。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許多是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的，今天要正確地使用，也要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謂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要做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服務。

經過這一轉化和發展，使追求革命的精神，追求改革開放的精神，追求奮斗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追求富強的精神，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民族團結精神，成為中國人新的文化基因；使中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優秀傳統文化，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內化到中國人的血脈中。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精神文明。經過中國共產黨百年的鍛造，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精神面貌，是以前歷史上未曾見過的，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深刻意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