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善產權權能，將經營性資產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促進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穩定農業農村基本盤、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農村治理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新中國成立后，農村集體經濟經過多次產權制度改革，不斷創新實現形式，激發出韌性十足的發展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政策的激勵下，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的動力日益增強，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

一是農村居民對集體經濟的需求不斷增加。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農村消費升級速度明顯加快，農民對醫療、教育、養老、生態等公共服務的需求迅速增加。一些地區的村集體結合實際發展農村養老、環境美化等與當地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產業項目，在擴大集體經濟的同時，也為當地農民增加了穩定的基于成員權利的財產性收入。隨著農村居民需求的不斷升級，無論是為了獲得村集體提供的公共服務，還是分享由此產生的財產性收入，農村居民都有促進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二是村集體推進集體經濟發展的物質條件日益提升、主觀能動性不斷增強。近幾年，隨著扶貧項目資產等公共資源使用權下放、集體土地收入（包括土地增減掛鉤帶來的土地收益）的提高以及鄉村振興政策執行中各類稀缺資源的不斷投入，農村集體經濟中的可用資源和資產的總規模不斷上升。不少鄉村通過“資源變資本、資本變股本”等方式，深入挖掘這些資源的潛力，建立起數十萬個種類多樣的集體經營公司和集體土地開發公司，實現了對村集體資源和資產進行保值增值的目的。憑借這些公司的經營收入和村集體資產的出租收益，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低于5萬元的薄弱村基本消除，部分鄉村甚至接連跨過5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等多個關口。總體來看，農村集體經濟正在形成持續增長的態勢，隨著物質條件的日益提升，村集體通過創新創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主觀能動性也不斷增強。

三是城市下鄉資源助推了集體經濟的發展。隨著城鄉協調發展速度的加快，城市資源通過“市民下鄉”“能人回鄉”和“資本下鄉”等途徑，不斷加速流向農村地區。秉持強強聯合的考慮，這些下鄉資源使用聯合、聯營、公司+村集體+農戶等方式與農村集體經濟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集體經濟與這些下鄉資源相結合，獲得了生產技術、市場渠道和產品品牌等稀缺資源，提高了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的能力，進一步促進了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四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推動。在地方治理體系中，鄉、村兩級是治理組織的“末梢神經”，承擔著基層治理的重大責任。但由于種種原因，鄉村卻成為治理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要增強這個薄弱環節，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發展集體經濟，提升村級治理的物質保障和經濟實力。在脫貧攻堅和疫情防控過程中，一些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鄉村，給困難群眾買菜送米、提供分紅收益和公益崗位，及時抵御返貧致困風險，成功擔負起“第一道關口”的作用，對彌補地方治理短板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當前，大部分省份基于鄉村富裕、基層穩定、保障善治等方面的考慮，在財政資金、金融信貸和土地使用上加大了對集體經濟的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提高了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四個關鍵環節

在上述各方面力量的推動下，農村集體經濟既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工業轉型、市場波動等帶來的疊加風險。推動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全面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需抓好四個關鍵環節。

第一，黨建引領，保持正確方向。在農村群體中，基層黨組織成員是“關鍵少數”。從建黨初期的動員黨員到農村組建農民協會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開始，每一個歷史階段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都需要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面對變化多端的市場風險，保障貧困群體的基本利益、保障我國糧食根本安全、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進一步發揮黨建引領的核心作用。在駕馭市場和規范資本的基礎上，用黨的領導、黨的組織優勢保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發揮集體經營的優越性。一是選好配強領導干部。圍繞國家戰略方向，依賴基層黨組織的政治擔當和黨員干部的大胸懷、大境界、大格局，統籌鄉村各類經濟力量，以“頭雁先飛”帶動“群雁齊飛”。二是完善集體經濟的治理體系。通過走出去、引進來、線上+線下等方式，動員“鄉賢”、吸納各類“強人”、組織社工人員和志愿者隊伍，完善黨建引領下的集體經濟治理體制，把農村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三是用好駐村干部和黨員下沉等制度，完善獎補政策體系，暢通民主渠道，使集體經濟發展與地方治理同頻共振、攜手同行。

第二，以統為主，統分結合。農村土地資源是集體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土地資源如何實現統與分，是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要戰略。推動農村集體土地統的工作，應重點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統的方式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基層黨支部的主導下，多用租賃、參股、稅收分成、資產置換等市場化邏輯，多使用股份合作、戰略聯盟等企業化形式，擴大集體經濟可以統的資源規模，并提高其使用質量和效率。二是統的過程應堅持公平和可持續的原則。遵循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嚴格按規劃、法規進行操作。無論是土地的生產集中轉讓，還是土地的收益分配，都必須圍繞糧食安全和國家戰略進行，必須走民主決策程序，決策結果能夠經得起上級部門和第三方部門審核。確保農產品供給安全和所有群眾股東的基本權益得到保護。三是統的結果要能夠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確保農民受益、群眾滿意。不少案例表明，一旦群眾把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當作自家事來管，在資產管理、資金使用、項目開展、收益分配等方面積極參與，就會對集體經濟運行建立群眾監督，還會帶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一招棋活，全盤皆活。

第三，以農業為基礎，多產業協調發展。發展產業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發展農村產業，應在尊重產業自身演變規律和市場規律的基礎上謀發展。一是依據各地區集體經濟組織所擁有的資源、資產和資本的數量與質量，以農業和農產品深加工為基礎，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強地方特色，強化村莊地域品牌；二是順應社會資本對集體經濟發展的需求，以“借雞下蛋，以蛋孵雞”的發展思路，通過村企合作、城鄉對口合作等方式，提升農產品深加工產業等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伸現有產業鏈和開發新產業鏈，提高產業持續盈利能力。三是防范產業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在以健全農產品保險擔保機制、擴大地方性保險范圍等方式構筑防范體系之外，設立可以互聯互通的集體經濟的會計臺賬系統，依托大數據對集體經濟專用賬戶進行無縫隙監督，加強財務管理，強化風險預警。

第四，分期分區進行戰略安排。在黨的百年奮斗史上，每個歷史時期都針對發展集體經濟進行了戰略安排，均取得了突出成績。比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組建協會、發展村社企業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基本物質條件；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政社合一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了高達九成以上的資本原值；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曾經撐起中國經濟的半邊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未來三十年，圍繞國家的戰略需要，設計有效的戰略安排，需要統籌好四對關系：一是跨越與漸進的關系。由于受前期發展成就的鼓動，中西部部分鄉村萌生了跨越式發展的沖動，已經形成數目不等的債務。對此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越是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發展速度才可能越快，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再要按照先前的速度增長就變得日益困難。而且，前期發展成績的取得在較大程度上依賴于政策幫扶，自我發展能力和基礎尚比較薄弱。在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集體經濟的基礎性地位將逐步增強，堅持小步快跑策略更容易達到行穩致遠的效果。二是短期和長遠的關系。短期內可以選擇出租大棚、廠房獲取租金等項目，用短期低風險項目收益解決無錢辦事、無人干事的問題，但在長期要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有機結合起來，做到長短結合、前后相繼。三是統籌分配和投資的關系。安排一定比例的集體收益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等任務，促進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提高農產品生產和生態方面的投資比例，以優勢產業帶動其他可持續性綠色產業的發展，促進綠水青山盡早轉變為金山銀山。四是統籌農村內外的關系。設計好向村外資源“開門”的方法，用足財政金融幫扶力量、對接超市等市場渠道、進行跨區域跨時期協調合作，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構建有利的外部環境。

（作者：李志平，系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農業大學分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1BJY14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