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這一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勝利召開,對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我們從容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奮力完成改革發展艱巨任務,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2022年,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黨的二十大是我們黨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上,統籌發展和安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哪些課題值得關注?
對此,近期《國家治理》周刊推出“2022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年度特別策劃。通過電話、郵件、微信等方式,向近百位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將專家意見匯總梳理,歸納出18個重要課題;在此基礎上,面向全國各地黨政干部、企業家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網絡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3417份,最終評選出2022年國家治理領域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這十個課題分別是:
· 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
· 鄉村振興與城鄉協同發展
· 國家治理效能評價和提升
· 國家治理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
·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與意義
· 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治理創新
· 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
· 基層減負與放權賦能
· “雙碳”目標與綠色發展
· 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如何進一步完善
2019年底,《國家治理》周刊推出了“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于此開始持續追蹤調查學界、黨政干部和社會公眾在國家治理領域的關注議題。迄今為止,這一年度策劃已持續三屆(掃描文末二維碼可查看前兩年結果)。分析2020-2022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可以發現以下特征:
與前兩年相比,2022年的十個課題中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國家治理理論、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重要論述的課題明顯增多。這反映出從國家治理實踐到理論總結的認識規律。近年我國國家治理領域各個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紀疫情中,中國國家治理取得的成績和成就尤顯突出。成功實踐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需要進行理論總結和國際傳播。我們黨在建黨百年之際對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進行了系統總結,公眾也關注并期待對國家治理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做好中國國家治理理論的闡釋、宣傳,既正逢其時,又意義深遠。
脫貧攻堅、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以及鄉村振興連續三年都是公眾最為關注的課題。從2020年到2022年,位列十個課題第一位的分別是“如何實現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如何更好推進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而“鄉村振興與城鄉協同發展”在2022年課題評選中位列第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也是黨中央極其重視和社會公眾極為關心的問題。從脫貧攻堅、全面小康到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脫貧攻堅和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數字治理的議題連續三年受到關注,關注焦點變遷與治理數字化的發展趨勢同步。包括2020年的“國家治理如何有效應對新技術變革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挑戰”,2021年的“智慧治理的應用及其有效規制”,以及2022年的“國家治理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數字治理相關議題始終在榜單中占有一席之地。隨著新技術對國家治理的影響逐漸深入,公眾對治理數字化和數字治理的關注重點也逐步變化:從如何應對挑戰到應用規制,再到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反映出數字技術不斷融入國家治理的發展趨勢。
共同富裕的內涵與實現路徑
“共同富裕”是2021年度熱詞之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就包括“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2021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推動共同富裕,并于8月17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這意味著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促進共同富裕成為黨和國家極為重要的長期性政策,是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的重要工作。這之后國內外各界對共同富裕的關注極大提升,《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路透社等眾多外媒紛紛聚焦中國“共同富裕”進行追蹤報道。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從外媒報道到國內公眾熱議,各界都對這些問題表現出極高關注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文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解答:“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并對推動共同富裕作出六方面部署: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宏圖已繪就,地方治理開始圍繞推動共同富裕進行實踐創新。尤其是肩負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重任的浙江省,在數字經濟發展、城市治理創新、推動人民共享共富方面等都有許多創新舉措。然而,我國整體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較為突出,尤其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的負面影響亟待解決。近日網紅帶貨主播偷逃稅被罰13.41億元,金額之高令人咋舌,公眾對收入分配公平的期待愈發強烈。進一步明確共同富裕的內涵和標準,明確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是公眾所盼,也是“十四五”時期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鄉村振興與城鄉協同發展
當前,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礙。正因如此,鄉村振興的議題連續三年都受到公眾高度關注。要認識到,推動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也在農村。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協同發展是實現農村地區高質量發展、實現城鄉均衡發展的有效路徑,也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鄉村振興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為推動農村地區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路徑。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持續推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促進共同富裕”。
當前,農村產業動力不足、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不充分、資源要素流動不通暢等問題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主要障礙。隨著技術和就業形態的不斷革新,我國城鄉經濟社會關系發生劇烈變化,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更加頻繁密切,城鄉結構變革為鄉村振興和城鄉社會治理提出了新命題。要繼續圍繞鄉村振興和城鄉協同發展進行深入研究,探索城鄉發展要素、產業、市場及人力資源等的新型融合,拓展鄉村發展空間,為鄉村振興提供新動能。
國家治理效能評價和提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今后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近年來我國在國家治理各領域取得的成就,無論是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戰略成果,還是科技領域實現的諸多重大突破,都是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有力體現。要將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使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有必要對國家治理效能的內涵和評價標準進行研究和明確。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闡明了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方向和著力點,包括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國家行政體系更加完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顯著提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等十一個方面,為評價國家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參考。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國家治理效能新提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國家治理效能評價涵蓋了不同主體對象,地方治理效能、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干部治理效能等,共同決定了國家治理效能的最終呈現。因此,需要構建一套科學系統的指標體系,以評價結果指導治理實踐,實現國家治理效能評價與提升的良性互動。
國家治理如何實現數字化轉型
數字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實現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是數字時代應對治理環境日益復雜化、治理內容日益多元化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政治局先后圍繞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量子科技、數字經濟等議題進行了多次集體學習,不斷加強國家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謀劃和系統布局。
國家治理數字化轉型涵蓋數字政府建設、數字經濟發展和監管、數字社會發展、數字安全治理等諸多方面。近年來,各地不斷探索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在數字社會治理和數字政府建設方面取得一定的經驗,形成以杭州、上海等地“城市大腦”,以北京等地“城市指揮中心”為代表的典型案例,有效解決傳統治理難題,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國家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最終目標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向往和需要。因此,治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避免有關部門數據“一言堂”“穿新鞋、走老路”,糾正傳統治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理念偏差和認知誤差。此外,實現國家治理數字化轉型依然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數字經濟中的平臺壟斷、資本無序擴張和稅收監管問題,數字治理中的數據安全問題,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權益分配問題,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與意義
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在2021年10月舉行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就“全過程人民民主”作出重要論述:“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區別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顯著特征。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過程”,意味著既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也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環節彼此貫通,全方位、全鏈條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人民”,彰顯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推進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健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并不斷發展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煥發勃勃生機。深入發掘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和意義,并在政治建設中不斷推進與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治理創新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趨勢,是今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是我國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老齡化正在快速發展,并呈現出老年人口規模龐大、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老齡化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顯著等特征,且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存在“未富先老”問題。快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鄉社會治理都提出了嚴峻挑戰。
一方面,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經濟結構轉型將給我國經濟中長期高質量發展帶來挑戰,包括勞動力人口的下降和消費需求的放緩,都會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率的逐步降低。另一方面,未來我國將面臨著嚴峻的養老保障支出壓力,經濟增長放緩與養老保障支出加大的結構性矛盾會給地方財政帶來嚴重負擔。當前,東北地區一些地方已經面臨著人口凈流出、人口老齡化、產業動力不足等多重疊加難題。此外,老齡化進程中的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等問題,也都亟待解決。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是我國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十四五”時期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開局時期,需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將積極老齡觀、健康老齡化理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如何通過治理創新,營造出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環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課題。
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的重要論斷。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通過百年奮斗開創出來的現代化道路,也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的中國方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新”在哪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有哪些本質特征、應把握好哪些重要關系?研究清楚這些問題,對于正確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2021年5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包括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涵與意義、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等課題,都是中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各界深入研究、闡釋,更好地展現中國的制度優勢、理論力量和思想力量。
基層減負與放權賦能
近年來,隨著各級地方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層部門承擔的職能與工作不斷增多、面臨的責任和壓力不斷增大,部分地方基層負擔過重、權責失衡的現象日益嚴重。加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存在,負擔過重正嚴重影響著基層干部干事動力、影響著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基層減負工作,明確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一系列部署舉措破形式主義之弊、減基層負擔之重。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再次討論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在黨中央領導下,各地都紛紛探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整治形式主義、基層減負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放權賦能仍顯不足。
基層減負與放權賦能是辯證統一的。只有切實解決“執法權限在上級,責任歸屬在基層”“落實管理在基層,實際收益在部門”等失衡問題,實現權責分明、權責對等,才能有效減輕基層負擔,破解基層干部“忙”與“累”的工作困境。全面科學地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避免權責失衡,就必須推動更多社會資源、管理權限和民生服務下放到基層,人力物力財力投放到基層。基層減負工作如何抓出新成效?基層放權賦能怎么“放”?這些問題都對基層治理效能有著重要影響,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雙碳”目標與綠色發展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一經提出,引發國內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公眾和企業身體力行地踐行減碳行動,“雙碳”概念股、綠色金融不斷發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開市……在《咬文嚼字》編輯部發布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語中,“碳達峰碳中和”赫然在列。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也是一個科學而系統的轉型過程,涉及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優化升級。“雙碳”目標為經濟轉型提供了倒逼機制,有助于各級各地更好貫徹綠色發展理念,開創一條兼具成本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新路徑。一方面,逐步減少傳統能源的使用、抓好傳統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使用,另一方面,要加強綠色低碳技術攻關,以技術創新引領綠色發展新格局。
“雙碳”目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協同推進,對經濟社會治理提出了嚴格要求:既要避免“雙碳”目標的“運動式”推進、“一刀切”等問題,又要保證轉型過程中逐步調適、穩妥推進,保障企業基本運行和群眾基本生活,同時,還要防止轉型不力帶來的落后和無效投資。這些都是各界極為關注的議題,也是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須得到解答的關鍵問題。
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如何進一步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便持續受到各界關注。2021年夏天,多地遭遇罕見暴雨洪澇災害,暴露出城市應急管理不充分、水安全脆弱性的問題;此外,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并在國內多個城市反復,常態化疫情防控能否有效應對突發疫情,成為地方治理者面臨的突出考驗。要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必須建立并完善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
2018年,黨中央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組建應急管理部,明確規定“推動形成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平戰結合的中國特色應急治理體制”,我國應急治理體制機制不斷完善。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需要將應急治理體系與常態治理體系進一步融合,使經濟社會治理在保證基本運行的前提下,有效防控應對重大突發風險。這意味著,一方面要加強危機發生前對風險隱患的預判能力,另一方面要優化危機發生后的應急恢復能力,做到常態與應急狀態的有效轉換。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同時,各類事故隱患和安全風險交織疊加、易發多發。加強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建設,構建并完善常態與應急結合的治理體系,既是一項緊迫任務,又是一項長期課題。
【執筆:董惠敏】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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