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間：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11日。

調查方式：通過互聯網和微信公眾平臺渠道發布網絡問卷進行調查。

樣本構成：科技工作者群體共回收有效問卷1553份。其中男性受訪者占68.8%，女性受訪者占31.2%。從受訪者從事的專業看，38.1%為工學類，36.0%為理學類，16.0%為農學類，7.0%為醫學類，其他專業受訪者占3.0%。

從事科技內容相關的媒體工作者群體共回收有效問卷553份。其中男性受訪者占73.4%，女性受訪者占26.6%。從受訪者工作單位看，13.7%為官方機構媒體，20.3%為市場化媒體，23.0%為門戶網站，20.4%為資訊平臺，13.9%為行業類垂直新媒體，5.8%為資訊類社交平臺，其他單位受訪者占2.9%。受訪者學歷情況為：初中及以下占3.1%，高中/職高/技校/中專占22.6%，大專占29.3%，本科占37.4%，碩博研究生占 7.6%。

主要發現:

· 當前我國科普事業發展的最大堵點是科普基礎設施數量、質量、分布均有不足。

· 科普事業發展的難點在于，不同科普主體實踐中不能進行有效的溝通和配合。

· 大部分媒體從業者認為自身有向公眾普及科學的責任，但媒體能否有效實現科技內容的有效傳播，取決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別是單位領導的重視程度。

· 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認為從事科普工作最大的現實困難是個人晉升考核評價機制有待完善，參與科普對于科技人員職業發展幫助不大。因此，如何激發科普主體的積極性成為科普事業發展的一大痛點。

· 超七成受訪者參與科普的動因是主觀上希望能夠推動科研成果的普及；而精力投入、自己的科普能力、物質支出是制約科技工作者參與科普的最大障礙。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創新正是其中最大變量。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中指出，我國科學素質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即，落實“科學普及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組織領導、條件保障等有待加強。

新時代、新機遇、新挑戰，落實“兩翼理論”需要創新科普理念與工作方式。即用創新的理念和方式提升科普產品水平和服務供給能力，不斷滿足公眾多樣化多層次的科普需求，持續提升全民科學素質，積極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形成多元主體參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科普治理體系，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智慧和創新熱情，推動科普事業高質量發展。

科學家、媒體和公眾作為最直接、最有效、最具活力的科普主體，對當前構建社會化的科普工作有哪些看法，各科普主體在實踐過程中遇到過哪些障礙，對新發展階段構建高質量發展的科普生態有哪些建議和期待？人民論壇雜志社與中國科普研究所面向不同科普主體發起聯合調查，旨在了解當前科普生態構建的堵點難點痛點，為立足新發展階段、加快高質量發展，打通“堵點”、解決“難點”、消除“痛點”，有的放矢逐步實現“點點皆清”提供有益參考。

加強科普基礎設施建設，打通“堵點”

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科普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和完善了一大批基層科普基礎設施，根據2015—2020年《中國科協年度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科普基礎設施建設數據對比分析，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數量逐年增加*，科普基礎設施成為推動我國科普事業整體繁榮發展的重要載體，為提升我國全民科學素質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科技工作者眼中，相較于發達國家，當前我國最為重視的科普生態要素為“科普法律法規與政策”（2.54分，滿分3分，下同）和“科普基礎設施”（2.51分）。受訪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盡管當前我國科普基礎設施發展態勢持續向好，當前我國科普事業發展的最大堵點仍在于科普基礎設施數量、質量、分布均有不足（42.6%）。較多科技工作者認為我國相較于發達國家而言對科普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程度較高，但因為我國幅員遼闊，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非常大，當前我國科普基礎設施建設的數量仍有不足。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發展和資源稟賦極不均衡，在新一輪區域大發展背景下，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非均衡模式在導致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的同時，也使得區域人口素質發展表現各異，科普資源配置不平衡、科普能力建設的效果差異性也表現得十分突出。盡管國家各項相關政策向西部以及中部的傾斜，正在不斷縮小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差距，但從調查結果看，當前科技工作者感知到中西部與東部地區的基層科普設施建設發展仍不平衡。

此外，科普基礎設施的質量仍有提升的空間。科普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是硬件設施的整合，還包括內容、資源、人才等要素的整合。在硬件達標的條件下，只有把握公眾對基層科普服務多樣化需求、提高基層科普設施使用率，才能強化科普軟環境建設。同時，以智慧化和數字化為特征的信息通信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和虛擬現實技術等正在匯聚成一股重要的變革力量，重塑著傳統的科學傳播模式。新的科學傳播模式導致知識傳播成本降低，信息傳遞形式愈加豐富，科普的內容與路徑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科技產品應用于大眾生活，人們普遍感受到科技帶來的普惠與便利，相應地，對科學的興趣和態度發生變化。而科普基礎設施體系尚未能完善地對以上趨勢和變化作出跟進回應，由此，提高科普基礎設施的質量很有必要。

促進媒體與科學共同體的溝通合作，解決“難點”

隨著科學的日益專業化，科技工作者將科學傳播局限于同行之間，逐漸將面向大眾的科普讓位給了科普記者。因此，當前公眾獲知科學內容多是通過新聞媒體。盡管信息時代的到來，大大拓展了公眾獲取科學知識的渠道，但正是由于海量信息難以辨別篩選，公眾越來越希望能夠得到權威的信息。

在科普實踐過程中，科技工作者參與科學傳播確實存在一些障礙，如與媒體從業者或公眾的交流中存在困難，時間和精力上存在較大制約，需要加強針對受眾偏好的培訓和指導等。調查中超五成的媒體從業者認為，“無法持續性創作”（55.7%）是科學家或科技工作者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其次是“選題乏味或生僻”（53.3%），無法使公眾被其創作內容吸引。受訪媒體從業者認為科技工作者產出科普內容后往往不愿意配合修改（46.7%）；而“對點擊量或傳播效果要求較高”（42.9%）、“內容理解難度過大”（32.5%）、“對合作媒體的專業性要求過高”（24.4%）等也被媒體從業者提及。

有相關調查顯示，中國科研人員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時，認為最容易溝通的對象是學校老師，其次是科普記者、學校里的年輕人，容易溝通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對象具有專業背景，是同行，或者具有基礎知識、科學素養、邏輯思維等；而大部分科學家認為最難溝通的對象是非專家公眾。導致這一調查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科學共同體所形成的術語體系本身就具有較強專業性，科學傳播的內容很容易出現理解上的壁壘。其次，大眾傳播對相應技能和規律掌握有較高要求，而部分科學家沒有相應的科學傳播經驗，導致科學家與公眾間難以溝通。最后，許多科學家對媒體從業者是否能如實傳遞其想要表達的科學信息，抱有擔憂。在我國，新聞傳播歸為文科，而科技工作者多為理工科出身。分科制導致了一部分媒體從業者對科學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普通公眾多。即使是理工學科出身的媒體記者，其與科技工作者在知識儲備上依舊存在著巨大鴻溝。

大部分媒體從業者認為自身有向公眾普及科學的責任（67.1%），但同時也認為，媒體能否有效實現科技內容的傳播，取決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別是單位領導的重視程度（41.4%）。其次“資本和流量壓力”（39.8%）與“經費分配”（37.4%），符合當下媒體市場化發展的整體趨勢；“專業型人才”（38.7%）與“技術支撐”（37.6%）也是不可或缺的優質內容生產要素；“政策扶持”（37.4%）與“定位準確”（35.1%）分別描述了科普生態的支撐要件與媒體運營的戰略基點。不同類型的媒體機構，感知到的影響媒體科普效果的因素具有較大的差異。越是市場化、本身就擁有流量的媒體機構，對于“資本和流量壓力”的感受越少，但對于“專業型人才”更為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與媒介在學理上本就存在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在內容價值方面，科學講究嚴肅、謹慎、富有教育意義，科技工作者要求內容正確甚至精確，而媒介價值則在于速度、規范、有吸引力等方面。此外，部分媒體從業者將科技工作者視為自己撰寫報道的一個“資源”，而科技工作者則將媒體從業者視為自身觀點傳播的一個“渠道”，雙方在科學傳播的主導權方面存在一定的競爭。現實中，科學傳播絕不是某一單位或部門能夠獨自完成的任務，從組織層看其需要多部門協同配合。

強化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消除“痛點”

科技工作者有著對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深刻的理解，應當成為科普內容最初的供給者，成為科普的第一戰略力量。調查結果顯示，77.8%的科技工作者認為做科普是科學家必須履行的義務。科技工作者基于其堅實的專業基礎、對前沿科學動態的把握和親身參與科研的過程經驗，可以有效把握科學傳播方向，避免知識在傳播過程中被片面理解或夸張放大，避免因未知或誤解造成大范圍的恐慌。

如圖1所示，當科技工作者被問及“您當前從事科普工作的現實困難有哪些”時，69.1%的受訪者選擇了“個人晉升考核評價機制有待完善，參與科普對科技人員職業發展無益”。另有超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從事科普工作的困難在于“缺少開展科普的培訓，相關技能缺乏”（54.3%），“科研項目沒有科普相關考核指標要求”（51.6%），從事科普動力不足，以及“所在單位、同行等不重視科普，不支持自己開展科普活動”（51.6%）。41.0%的受訪者認為“個人影響力有限，缺少必要的資金、人員、媒體等資源支持”。

當科技工作者被問及“哪些因素提升了您參與科普的意愿”時，調查結果顯示（見圖2），超七成的受訪者選擇了“推動科研成果的普及”（77.3%），超六成的受訪者選擇了“成就感”（60.4%），有超五成的受訪者分別選擇了“提高知名度”（58.5%），以及“社會責任感”（54.3%）。

當科技工作者被問及“有哪些因素制約了您參與科普的意愿”時，調查結果顯示，“精力投入”（67.4%）、“自己的科普能力”（60.7%）以及“物質支出”（59.8%）是制約科技工作者參與科普的最大障礙。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科技工作者認為，“時間付出”（45.5%）與“顧及社會評價”（39.5%）是重要的制約因素。近一成的受訪者則認為科技工作者參與科普“沒有必要”（9.6%）。

本次調查采用階梯量表測量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意愿、科普渠道。10分代表科普能力最強，科普意愿最強，科普渠道最多；1分代表科普能力差，科普意愿低，科普渠道缺乏。最終，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得分為8.10分，科普意愿得分為8.08分，科普渠道得分最低，為7.94分，說明部分科技工作者參與科普存在的主要障礙在于渠道。通過分別探究“科普能力”“科普渠道”與“科普意愿”的關系，發現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渠道與個人科普意愿成正相關，即科普能力越強、科普渠道越豐富，則其科普意愿更強烈。且對比科普渠道，科普能力對科普意愿的影響更為強烈。

進一步分析影響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的因素，結果顯示科技工作者的年齡與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關，科技工作者不同的日常居住地區及從事專業在個人科普意愿的強烈程度方面表現出顯著差異。具體來說，年齡越大的科技工作者其科普意愿越強烈；東北地區的科普工作者科普意愿（8.36分）最為強烈，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從事理學專業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最強，得分8.25分。

為了進一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評價認知與其科普意愿的關系，本次調查中，采集了社會評價認知數據。社會群體主要分為三類，分別是來自大眾的形象口碑評價、來自同行的學術業績評價，以及來自同行的非正式人際評價，本次調查中將“社會評價認知”定義為上述三類評價的得分。其中1分表示科技工作者認為，參與科普工作會導致社會群體對自身評價產生負面影響，2分表示沒有什么影響，3分表示會產生正面影響。得分越高，表示個人認為參與科普工作會使社會群體對自身的評價越積極。具體來看，三項評價得分依次為大眾形象口碑評價2.66分，同行學術業績評價2.58分，同行的非正式人際評價2.58分。將“社會評價認知”納入新的分析模型，結果顯示，社會評價認知與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關，即感知到社會正面評價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更高。

鑒于科技工作者群體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進一步分析其群體期待對于科普環境的優化以及科普生態的構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調查顯示，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認為推動新時代科普事業高質量發展，首先要完善各類機制，推動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科普事業。對科技工作者群體而言，營造整體性、全局性、包容性的科普價值理念體系需要先行實現有目標的組織架構，即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保證其精力和時間支配，充分釋放其主動性和創造力。

*注：截至2020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1000個；截至2019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978個；截至2018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909個；截至2017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867個；截至2016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587個；截至2015年底，各級科協擁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科技館445個。

【本文系2020年度中國科普研究所委托合作項目“科普生態體系調查研究”(項目編號：200106EZP070）的研究成果】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李思琪，中國科普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王麗慧】

責編：程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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