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要以積極視角看待老年人個體及群體的地位、作用、功能，著力推動老有所為與老有所養相結合，不斷探索老齡社會治理的有效舉措。時間銀行不僅是一種互助養老、為養結合的養老創新方案，而且是一種志愿服務回饋長效機制和公益資源供需匹配的平臺，能有效發揮老年人治理主體作用，助推“老有所為”新形式，培育“青銀共居共建”社區共同體，形成“多元主體協同參與老齡社會治理”的共識，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

關鍵詞:老齡社會治理 人口老齡化 時間銀行 共建共治共享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6億人，占比超過18.7%[1]，自2000年前后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開始，短短的20年間，老年人口占比進一步上升，養老需求日趨多樣化，老齡社會治理難度進一步加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來推動老齡社會治理已經成為共識。老年人群作為全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老齡社會中理應發揮更多的正功能，成為老齡社會建設和治理的參與者。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養老服務工作，多次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社區養老服務時指出，“要把老有所為同老有所養結合起來，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勵老年人繼續發光發熱，充分發揮年紀較輕的老年人作用，推動志愿者在社區治理中有更多作為”。

時間銀行將“時間”和“公益”掛鉤，倡導社區成員把閑散時間加以積極利用，幫助有需要的人，把幫助所付出的時間存儲起來，當自己有需要時從中支取“已存儲時間”[2]。

作為一種互助養老、為養結合的養老創新方案，在20多年的時間銀行本土化進程中，其概念、模式和運作機制也不斷被大眾認可和接受，逐步探索成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第三條道路。

老齡社會治理的本質是供需平衡，主要是解決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和養老服務資源配置的問題，而當前主要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在于養老服務的供需結構性失衡。時間銀行這一創新探索能夠在供需匹配、環境建設及機制創新方面發力，在老齡社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將老有所養和老有所為相結合，鼓勵更多老年人參與社會治理。

我國老齡社會治理的供需結構性矛盾

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以及經濟社會的不平衡發展，我國老齡社會治理的“供給-需求”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從個人與家庭層面看，現有的治理工具以養老服務為中心，老年人群的治理主體地位不能有效突出，限制了治理效能的進一步發揮。傳統家庭的養老功能式微、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基本養老服務可及性問題顯著的同時，老年人的主體能動性不足，仍未廣泛參與到涉老事務的協同合作中。首先，隨著“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普及，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逐漸得到重視，滿足生活照料、健康醫療、精神慰藉、社會參與等多樣化需求已然成為新時期政府、社會、公眾、老年群體共同追求的目標。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及家庭戶規模的縮減，家庭經濟支配權、決策權、收入來源與住房格局都已改變，傳統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為繼，當代家庭亟需轉變過往的傳統養老理念、養老模式，構建新型社會化養老模式。其次，我國老年人占比上升，但老年人參與志愿活動比例整體偏低，老年群體志愿服務激勵機制尚未建成，廣大的老年群體并未得到充分動員。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家庭養老功能日趨衰弱，加之低齡老年人力資源未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養老服務人力儲備嚴重不足。

從社區層面看，養老服務需求存在缺口，為老服務供給動力不足，基層供需不匹配問題顯著。從需求側看，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也是老年人活動的重要場域。當前我國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選擇居家養老，對社區服務的需求量日漸增大，社區如何承接部分養老服務職能顯得尤為關鍵。從供給端看，我國以建設“社區居家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為基本目標，但在實際建設的過程中其梯度服務水平與服務方式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主要體現在社區服務可及性不高、機構服務難以向社區居家延伸等，服務的連續性、整合性有待加強。其主要原因在于基層社區治理體系尚不健全，社區在資源和要素配置中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服務成效不足。同時，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非戶籍人口老年人的社區融合問題凸顯，“候鳥式養老”未能享有社區提供的基本養老服務，社區養老服務的供需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

從社會層面看，社會養老服務需求的廣度與深度仍在擴展，然而為老服務支持能力尚待加強，亟需發展互助性養老服務。老齡化與現代化的相互交織，將會產生較大的養老服務需求空間。然而，從需求側來看，潛在的需求空間并不等同于老年人既定需求向實際利用的轉化。老年群體整體支付能力較差，其中可用于養老方面的可支配收入則相應更少，同時部分老年人儲蓄率較高、消費意愿不強，導致老年人不愿意購買有償及付費的養老服務，往往傾向于無償或低償服務的供給模式。從供給端角度出發，當前我國養老服務中政府依然是養老服務主要的承擔主體，企業及市場提供的高質量養老服務和依托社會組織等社會力量的普惠養老服務供給仍然不足，在市場配置資源情境下，我國基本養老服務邊界不清，社會資本缺乏參與動力，政策環境亟待進一步改善；社會組織發展緩慢，培育引導有待進一步強化，公益慈善資源參與養老服務體系的深度和力度有待加強。

綜上，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未備先老”“未富先老”等特征突出，在養老服務人手不足、社區養老功能發揮不足及社會化養老服務供給不足等方面體現尤為明顯，養老服務呈現供需矛盾。而解決困局的主要策略在于從需求側與供給側雙向發力，將供給與需求深度結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目標，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引領老齡社會治理與社區治理，通過更多主體、更多力量的介入，創新現有工作機制和增強資源配置效率，在養老服務供需對接中實現服務的落地。在面對老齡社會治理難題時，社會、學界涌現出許多豐富的具有現實性的、創新性的前沿概念。時間銀行作為新興的互助養老概念，逐漸從互助養老走向志愿服務及社區治理的話語體系，既是一種社會治理形態和載體，也是一種促進公共利益的社會行動，其通過促進社區自治和資源整合等方式，嵌入個人、家庭、社區、社會等各場域。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背景下，時間銀行有利于促進社會協同養老共識，動員公眾積極參與到養老事業發展，輔之以法治保障、科技支撐，從而發揮老齡社會治理體系效能，有助于減輕家庭養老負擔，保障全體老年人都能享有基本養老服務，打造老齡友好型社會。

構建多元協同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打造老年友好型社會

以時間銀行推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助推“老有所為”新形式

伴隨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急劇膨脹的老年群體成為社會治理面向的重要對象。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十九屆四中、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已成為黨中央社會治理的理論內核。積極老齡化可被認為是一種新視角，它助力重構老年人在以往社會中消極的、被動的接受服務的角色，使其充分認識到自身所蘊藏的能力、資源，通過貢獻社會的同時也能夠得到相應的保障和照料。時間銀行正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現實路徑，它能夠在第三次分配的大背景下，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是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平臺和工具。

家庭是老年人最基本的活動單位，是養老服務的主要空間場所。首先，時間銀行能夠超越養老的空間限制，鼓勵老年人走出家庭，擴大基層養老服務受眾的同時，通過互助的方式提高了老年人參與社區志愿服務的積極性，將傳統意義上的養老服務對象轉化為服務提供者。

其次，時間銀行是一種服務回饋、志愿激勵的互惠機制，為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寬泛的服務獲取渠道。在省際層面的“全國時間銀行”系統建立之后，通存通兌標準能夠使得家庭成員間實現養老服務資源的跨地域使用。對于成員分散的家庭而言，時間銀行能夠保存其服務所產生的志愿服務時長記錄，使得分處于不同地域的家庭成員也能夠實現志愿服務回饋的共享，為廣大空巢老年人建立新的服務渠道?？绲赜虻臅r間銀行，在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背景下，將進一步激發全社會成員參與為老服務的熱情，構建遍及全國的為老服務流通網絡。

最后，時間銀行不僅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養老服務需求，還可以充分整合不同情境中的個體社會資源，是“老有所為”新形式的積極探索，可以強化老年人在老齡社會治理中的治理主體地位，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時間銀行作為一種新型互助養老理念、方式、機制，能夠充分響應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有效調動老年人積極性，細化老年群體結構，真正發揮相對年輕的老年人能動性。

以時間銀行引領全齡友好社區建設，培育“青銀共居共建”社區共同體

時間銀行雖以“互惠交換”為前提，卻并非嚴格遵循等價的勞務交換，而是倡導等時等值的“體面互惠”，隨著大數據技術和區塊鏈技術的介入，將進一步促進時間存兌過程的公平參與、合理兌換。時間銀行在其運行過程中也實現著社會公益資源的再生產，志愿者在提供服務活動過程中也會將利他行動“道德化”，更多地向“為公共利益而行動”轉變。受過良好教育的低齡老年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且社會活動能力較強，能夠保持對時間銀行較高接受度，并能夠自發地投入到志愿公益活動，也能形成較強的帶動和示范作用。

社區是老年人的主要活動場域，而我國主要的為老服務場所也在社區，兩者的高度重合為老年人實現積極老齡化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一方面，針對當前養老服務人手短缺等問題，可以嘗試發揮社區老年群體作用，以社區為服務的載體，積極探索積極老齡化的現實途徑。另一方面，它能夠將“老有所為”與“老有所養”相結合，引導較為年輕的老年人參與為老服務，進而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在建設全齡友好社區的進程時，時間銀行的一大優勢就是可以實現“青銀共建”，將社區內青年人動員起來參與為老服務。時間銀行的運行理念是“人人有時間，時間可共享”，通過養老服務的代際交換，實現青年人與老年人相結合，積極推動“青銀共建”。時間銀行的參與主體已在進一步擴大，充分引入青年人的力量，彌補低齡老人的缺口，通過完善青年人參與的激勵制度，充分鼓勵青年人也參與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環節中來，壯大為老志愿服務的隊伍。時間銀行將從機制、平臺與技術三個方面，推動全齡友好社區建設、實現不同年齡人群共同參與的社區共同體的培育。

首先，時間銀行可借鑒“五社聯動”運行經驗，通過調動多元主體，強化基層社區治理的橋頭堡角色，梳理出高效、暢通的供給機制。中央明確指出要“創新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的聯動機制”[3]，時間銀行運行中，與社區內的各資源主體有廣闊合作空間，尤其是原本就承擔或參與部分養老職能的社區自治組織、社區工作者和社區公益慈善資源等主體，推動“五社聯動”為老服務的發展。時間銀行可通過社區居委會與社區黨支部負責組織時間銀行試點，借助社會工作者負責具體組織運營，依靠社會組織進行服務聯動、資源共享，動員老年人及其他年齡層志愿者直接參與為老服務，借用“通存通兌”機制實現社區慈善資源充分流通，有效激起老年人的服務興趣，共同打造社區層面老有所為與老有所養相結合的積極老齡化。

其次，時間銀行可立足社區層面，實現資源整合功能，做到資源利用效能最大化，建立統一、高效的為老服務供給平臺。時間銀行充分踐行互助養老的理念，引導老年人參與共建共治共享，協助其更好參與社區治理等志愿服務。同時，它亦能夠充分發揮技術優勢，通過線上的適老化設計、線下紙質賬戶建立，搭建配套服務閉環平臺，滿足服務前的供需匹配、服務后的“通存通兌”以及服務評價需求。此外，時間銀行可嵌入基層治理體系之中，促進時間銀行與政策領域的制度性互構，以更好地引導老年人有序參與社區治理。

最后，時間銀行能夠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志愿服務組織層面的優勢，更好地完成資源匯集。時間銀行在建立整體性的網絡平臺后，既能夠將基層互助養老“大數據”囊括其中，通過數據量化分析處理的方式，探求全社會為老服務可及性程度，又能在全社會層面實現數據整合，融入現有的社會治理體系，有效理清資源的分配路徑，滿足全社會多層次老年群體的養老服務需求。在互聯網技術支撐的背景之下，時間銀行積極探索運用新的技術方法和模式，最大限度消除各個治理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讓各參與主體共享社區共同體內的信息，并充分調配各種服務、技術、制度等資源，從而實現公共利益資源的供需均衡。

以時間銀行動員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多次就壯大養老新業態、激發養老新動能作出重大部署，提出“促進養老服務與醫療、家政、保險、教育、健身、旅游等相關領域的互動發展”。鼓勵金融、地產、互聯網等企業進入老齡產業已成為主流趨勢，而利用信息技術賦能老齡事業健康發展則是必由之路。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齡事業作為增進全體人民福祉的重點布局領域，將不斷吸引著資本、人力、技術等的富集。

社會是老年群體分布的最廣闊空間，老年群體無時無刻進行社會行動。隨著老齡化程度日益加劇，時間銀行為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提供新的實踐邏輯，進一步完善了“老有所為”的實踐內核，可以通過推動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形成“為養結合、共建共享”的助老共識，從而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

從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度，以福利多元主義視角切入老齡社會治理，政府、市場、社會公眾被納入老齡社會治理格局是應有之義。時間銀行可以推動跨領域協同合作，促進老齡社會治理社會化、智能化、專業化，從而實現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的創新。黨委、政府是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主導者，組織社會調研與為老服務實踐，以求拓展服務覆蓋面、變革養老服務體系。市場則是提升養老服務的總推手，通過大數據技術運用、老齡產業與服務的設計，提高老年人養老生活質量，促進服務活動的精細化、專業化、智慧化、技術化。青年群體、中年群體、老年群體所組成的公眾則都是養老服務的供給者，通過擴大老年服務供給者的范疇，促進為老服務量的提升。

時間銀行是養老服務社會協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一方面，時間銀行是社會協同機制的產物，黨委、政府、市場、公眾在養老服務領域的有機配合催生了其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時間銀行在未來能夠反哺養老服務協同合作。在西方國家，時間銀行發展歷史較長，它不僅是一種志愿與公益的提供機制，亦是補充市場的靈活就業形式。據此可預見時間銀行在現如今以及未來的中國能夠切實貫徹積極應對老齡化戰略，產出多樣化的社會功能。

綜上，老齡社會治理的成功需要充分打造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這就要求在充分發揮各主體參與社會治理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要尊重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客觀性以及為老服務制度設計的現實性。而時間銀行是少有的能夠做到充分發揮老年人能動性與建設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的辯證統一的互助形式：一方面，它能助力夯實多元主體的社會治理新機制，在宏觀層面有效連接黨委政府的意志、市場社會的目光、公眾群體的愿景；另一方面，它又能鞏固“五社聯動”的基層社區治理框架，以“為養結合”融入多層次的綜合養老服務體系，為老齡事業發展創新提供一種可行機制和優選方案。時間銀行是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現實路徑，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重要平臺和工具。在“第三次分配”背景下，時間銀行也勢必將成為志愿人力資源開發和社會公益資源供需匹配的平臺，將進一步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實現國家公益資產的有效配置，并為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老齡社會治理格局貢獻特別方案。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20ZDA076）階段性成果；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張承蒙、索浩宇，碩士研究生許文虎、陳蘇云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2021年5月11日。

[2]《中國時間銀行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官網， 2021年9月22日。

[3]《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新華社， 2021年7月11日。

責編：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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