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權問題是中國社會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百年的偉大社會革命，在一定意義上說，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建立政權、鞏固政權、完善政權的歷史。“人民江山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理論的創新成果，其突破工具理性的局限，把人民看作江山本身，以此來跳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興亡周期率。中國共產黨重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武裝斗爭奪取政權，以建立統一戰線獲得人心。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百年歷史、執政七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保持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黨內存在的問題，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確保人民江山繁榮昌盛、永世長存。

【關鍵詞】政權建設 人民江山論 統一戰線 自我革命精神

【中圖分類號】 D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1

【作者簡介】張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專家。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統一戰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直面時代之問：讀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神圣名義下的爭鳴——西方馬克思主義導論》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明確提出“人民江山論”，指出：“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贏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黨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就能夠無往而不勝。”[1]在中國的傳統語言中，“江山”是“政權”的形象表達，與其相近的概念是“天下”。政權問題是中國社會革命的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百年的偉大社會革命，在一定意義上說，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建立政權、鞏固政權、完善政權的歷史。“人民江山論”是老一輩革命家關于政權認識的深刻總結。1999年國慶時，習仲勛在天安門觀看焰火，陪同的同志說：“江山是你們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習仲勛感慨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2]“人民江山論”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政權建設的核心理念。正是秉持這一核心理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帶領人民“打江山坐江山”[3]，“最后把蔣家天下奪過來，為人民所有”[4]；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我們黨領導人民打下的紅色江山能否永不變色”[5]的新課題，在國際風云激烈變幻的過程中，我國社會主義人民政權巋然不動、堅如磐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深刻認識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6]“人民江山論”破解了事關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一系列重大難題，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

人民打江山坐江山，破解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歷史周期率難題

“人民江山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理論的創新成果。其最大的創新之處在于突破工具理性的局限，不是把人民當作打江山的工具，而是視之為目的，把人民看作江山本身，建立的政權就是人民政權，以此來跳出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興亡周期率。

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問題是1945年7月毛澤東和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窯洞對”中提出來的。黃炎培用《左傳》和《新唐書》中“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一段話，結合自己六十年的見聞，概括出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他認為，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他問毛澤東，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7]由此表明了政權要由人民通過民主監督和政治參與來掌管的思想。

隨著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跳出歷史周期率也就成了現實問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聯東歐劇變，一批執政的共產黨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喪失執政地位，甚至解散，這一問題也就凸顯出來。為此，江澤民重提歷史周期率，重申“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監督政府以防止消極腐敗現象發生的重要思想”。[8]胡錦濤強調：“明確把人民民主作為跳出歷史興亡周期率的根本途徑。”[9]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10]認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只要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出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我們就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歷史周期率的問題的確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擺脫不了的宿命。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揭示了歷史周期率的內在機理，即“四個不容易”：“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敬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11]這涉及到建立政權、執掌政權、鞏固政權、改善政權的四個環節，涉及到創業精神、勤儉理政、反腐倡廉、革故鼎新諸要素，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要義所在。

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與封建王朝在性質上有著本質差異。毛澤東曾形象地把共產黨要辦的事稱為“換朝”，但這個“朝”不是封建王朝，而是社會變革的“朝”。他提出，共產黨要換兩個朝，一個是“由半封建社會進入民主主義社會，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12]這個“朝”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其根本不同于封建社會萬變不離其宗的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政權無一例外都是君主專制制度，而不是人民民主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二千多年間，發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社會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君主專制制度始終沒有改變。”[1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這是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歷史巨變。基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權是人民政權，毛澤東提出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主張：“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14]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我們各級國家機關的名稱，都冠以‘人民’的稱號，這是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基本定位。”[15]

人民政權這一基本定位，決定了新中國要建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權形式與土地革命時期的蘇維埃工農政權不同之處在于其表明了人民的廣泛性。為此，毛澤東批評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指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雇農、貧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單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16]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選舉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立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建立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旗幟鮮明地向世界昭示中國國家政權的人民性。

堅持人民代表大會權力機關的人民性，就必須使人大代表結構適應我國社會各階層的客觀狀況，保證作為人民主體部分的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等基本群眾的應有比例。這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議會制度的一個重要區別。毛澤東在設計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就指出：“政府的部長、副部長是不是都要選成代表？不一定，也不必要。如果各部部長、辦公廳主任，甚至連科長都要選成代表，那下面的人就會說，你們開干部會就可以了，還要我們來干什么？所以多數的代表還應當是下面的人，像郝建秀、李順達這些勞動英雄。”[17]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樣，我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大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等新的社會階層。他們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作出一定貢獻后，在各級人大對他們作適當的政治安排是必要的。但他們在各級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過高，甚至有些人以拉票賄選手段擠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基本群眾代表的比例，則是不被允許的。湖南衡陽人大代表賄選案、遼寧人大代表賄選案，就是典型的例子。拉票賄選是形式，身份失真是實質。他們大多以專業技術人員、工人或農民身份成為人大代表，但實際上都是私營企業主。這在人民群眾中影響極壞。如果各級人大代表都是一些身份失真的人，自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其實都不是，我們的國家權力機關還能代表人民利益嗎？人民群眾還能相信我們的國家權力機關嗎？這是涉及我國社會主義政權性質的大問題，一定要把握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是黨委換屆還是人大、政府、政協換屆，都要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要保證基本群眾代表比例，黨政干部、企業負責人不要擠占應該給基本群眾的名額，不得搞偷天換日、移花接木的欺騙手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決不能依據地位、財富、關系分配政治權力！”[18]按照這一要求，全國人大來自一線工人、農民的代表比例偏低的狀況開始扭轉。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線工人、農民代表共401名，占代表總數的13.42%，比上屆提高了5.18個百分點。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線工人、農民代表共468名，占代表總數的15.70%，比上屆又提高了2.28個百分點。黨政領導干部代表雖然占代表總數的33.93%，但比上屆降低了0.95個百分點。這是體現我國國家政權人民性的一個可喜變化。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送來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不通過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奪取自己的政治統治，即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19]毛澤東深諳這個道理，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20]他概括出一個普遍規律：“從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21]特別是就中國的特點來說，當時的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22]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召開“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23]隨后領導秋收起義，進行三灣改編，創建工農紅軍第四軍，在井岡山和湘贛邊界建立紅色政權，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毛澤東認為，“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24]“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25]為此就要解決“黨的領導權在四軍里不能絕對建立起來”[26]的問題。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案提出，“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27]由此明確了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回顧這一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28]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重視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出于為建立人民政權而掌握兵權的考慮。辛亥革命以來，蔣介石甚至一切軍閥“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都知道“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么名堂來”的道理，甚至在中共黨內，也發生了張國燾在長征途中挾兵自重另立中央鬧分裂。究其實質都是為一派一己之私而謀兵權。為表示與他們的本質區別，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29]他要求：“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30]由于軍隊在政權建設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為處理好黨政軍關系，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一元化領導。毛澤東指出：“統一領導。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31]黨的一元化領導，保證了全黨服從中央，保證了人民軍隊聽從黨的指揮，保證了全黨的團結統一，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進而通過人民解放戰爭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證。

新中國建立人民政權后，人民軍隊執行的政治任務是維護祖國統一，保障全中國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形象地說，“也就是用槍桿子鞏固政權、捍衛社會主義江山”。[32]這種鞏固政權的作用，既有隱性的，也有顯性的。所謂隱性的作用，就是軍隊作為國家實力的重要方面，為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提供了雖然看不見但實際上是作為前提而存在的政權保證。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例，毛澤東指出：“有人拿中國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作為和平過渡的例子，其實我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戰爭，打倒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強大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政權，發展到幾百萬軍隊，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33]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和平時期，軍隊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指出：“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軍隊是階級的實力。只要有階級，就不能不搞軍隊。”[34]甚至說：“什么叫政權？主要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35]所謂顯性的作用，是指在國家發生內亂和動亂使人民政權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人民軍隊聽從黨中央指揮，采取強制性措施，發揮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的作用。1989年平息政治風波后，鄧小平指出：“黨要管軍隊，因為軍隊始終是黨領導的，這次動亂中看得更清楚。軍隊是黨領導的軍隊，當然也是國家的軍隊。”“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中央的話，聽黨的話，選人也要選聽黨的話的人。軍隊不能打自己的旗幟。”[36]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軍隊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危急關頭軍隊袖手旁觀甚至倒戈。有鑒于此，應十分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為實現其西化、分化我國的政治圖謀而鼓吹的“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論調。在世紀之交，面對舉世關注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紅旗能不能扛下去的問題，江澤民指出：“一個國家的軍隊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始終是關系這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我們黨領導人民打下的紅色江山能否永不變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能否興旺發達，同我們黨能否真正牢靠地掌握軍隊緊密相關。我們黨把軍隊真正掌握住了，國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亂子，遇到不管是來自國內還是國外的什么風浪，都比較容易對付。”[37]胡錦濤也指出：“我軍作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中，肩負著神圣使命，具有重要作用。只要我們黨緊緊依靠全國人民，牢牢掌握人民軍隊，國家就出不了什么大的亂子，我們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38]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當作“人民軍隊永遠不能變的軍魂、永遠不能丟的命根子”，[39]推進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得到進一步貫徹落實，將憲法規定的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寫入軍委工作規則，并建立請示報告、督促檢查、信息服務三項工作機制。他指出：“我們黨的制度是黨的領袖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就是為了確保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對這項制度的極端重要性，我們要從黨、國家和軍隊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高度來認識。這樣做，就是為了吸取教訓、亡羊補牢，就是為了我軍長遠發展著想，防止再出野心家、陰謀家，防止我軍建設再次遭受重大損失。”[40]在習近平新時代強軍思想指導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人民軍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柱石，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堅持人民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是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實現形式。這些重要規定為人民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充分發揮鞏固人民政權的重要作用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為人民政權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形式，但背后發揮根本作用的是人心的支撐。毛澤東指出：“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41]革命戰爭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是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的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回顧說：“人民力量一定要勝過反人民力量。我們黨為什么能取得政權呢？為什么能和有外國援助的軍隊打仗呢？就是因為有人民。我們在延安時，只有幾根破槍，國民黨有四百多萬軍隊，又有美國援助，但是我們打勝了。”[42]中國共產黨靠什么獲得人心呢？靠得就是統一戰線這個屢試不爽的重要法寶。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建立起實行“三三制”原則的抗日民主政權。這種政權與此前的工農民主政權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它的統一戰線性質。毛澤東指出：“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43]這種統一戰線政權成為新中國建立的全國政權的雛形。毛澤東說：“目前是部分的統一戰線政權，將來應該是全國的統一戰線政權。”[44]針對有人提出共產黨得勢之后，會不會學俄國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的疑慮，他指出：“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中國將產生的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45]

爭取人心，需要運用統一戰線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著力解決“為什么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46]問題。他舉例說：“去年春天有個人寫文章，說：現在全國人民對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秋天這個人又寫文章，說蔣介石和中國現政府業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47]蔣介石失去了民心，使得共產黨越來越強大。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還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黨的統戰政策的正確。“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置不當，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48]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全國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政權付諸實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以及隨后成立的政務院和政府各部門，黨外人士都占半數甚至多數。而且地方政府也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安排？毛澤東說明了其中的道理：“政府也是統一戰線的，一定要合作好。你們要使同志們了解這種合作的必要性和意義所在，有什么好處，原因在哪里。應當說，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49]“這次政府的名單中，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還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別人在民主革命困難時期擁護共產黨，為我們說過好話，幫過忙，我們勝利了不能不要人家。”[50]

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毛澤東經過好幾年的醞釀，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但黨內有些同志不理解，覺得天下是共產黨打下的，為什么非要讓民主黨派存在下去并監督共產黨。周恩來就此解釋說：“我們有一部分黨員覺得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不錯，共產黨是有一份，但是，離開了人民，共產黨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對，人民就擁護，做得不對，人民就不擁護。民主黨派參加了革命和建設，那么他就有一份功勞，他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就有權來說話。你要他監督，有什么不好？”[51]

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在這個問題上不理解或理解不正確，容易發生右的或“左”的錯誤。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民主黨派的儲安平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引起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反感，成為開展反右派斗爭的一個動因。但由于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對國家政權的人民性質也開始形成偏狹的理解。毛澤東說：“我們的黨是工人農民的黨，政權是工農的政權，軍隊是工農的軍隊，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識形態，應當反映工農。”[52]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以致統一戰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挫折。

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對民主黨派性質問題進行撥亂反正，將民主黨派界定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53]。統一戰線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發展成為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的聯盟。統一戰線在鞏固人民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凸顯。江澤民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臺。”[54]他還提出“統一戰線工作的根本任務就是爭取人心、凝聚力量”。[55]胡錦濤指出：“人心向背對一個執政黨具有決定性意義。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表明，政權在手不一定人心在握，不掌握人心最終難以保持政權。”[56]他還提出要“努力把統一戰線建設成為堅持以人為本、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統一戰線，建設成為具有空前廣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統一戰線。把鞏固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作為統一戰線的重要職責”。[57]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回答了新時代需要不需要統一戰線，需要什么樣的統一戰線，以及怎樣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習近平關于加強和改進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思想，實現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的一系列重大創新。一是著眼于從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來認識統一戰線的重要地位，提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花大心思、下大氣力解決好的重大戰略問題”。[58]二是著眼于黨的歷史方位和使命任務發揮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提出“現在，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所肩負的使命任務發生了重大變化。越是變化大，越是要把統一戰線發展好、把統戰工作開展好”。[59]三是著眼于統一戰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強大力量，提出“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60]四是著眼于加強和改善黨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提出“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牽頭協調、有關方面各負其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61]

在新時代，為鞏固人民政權爭取人心、凝聚力量，就需要有適合中國國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這就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62]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在中國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古人云，“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出于鞏固和完善人民政權的長遠考慮，黨中央部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戰略任務，提出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在中國協商民主體系中，人民政協是專門協商機構，這是新時代黨中央對人民政協新的定位，進一步凸顯人民政協在廣泛凝聚人心和匯聚力量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政協要發揮統一戰線組織功能，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不斷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63]這種巨大的磅礴力量是人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穩固基石。

打鐵必須自身硬，堅定不移推進黨的偉大自我革命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百年歷史、執政七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始終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是一個十分重大而又必須解決好的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為什么能夠在現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復較量中脫穎而出？為什么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認并改正錯誤的勇氣，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的病癥，一次次靠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這種能力既是我們黨區別于世界上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我們黨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64]

中國共產黨在掌握全國政權前夕，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面對即將取得的勝利，黨的精神狀態可能會發生變化。“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65]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66]他把掌握全國政權形象地稱作“進京趕考”，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67]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警示的必要性很快得到了證實。毛澤東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68]為此，黨中央決定進行整黨，開展“三反”斗爭，實現“防止腐蝕的方針”[69]，查處了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天津行署專員張子善貪污案，并將他們處以極刑，對全黨起到警示作用。經過整黨，有41萬人被開除出黨或被勸告退黨。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防止出現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問題。他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70]毛澤東主張將官僚主義者“革掉”，這實際上就是自我革命的精神。為防止官僚主義，毛澤東提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共產主義精神。他認為：“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71]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對外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黨的干部被腐蝕的問題更加突出，其嚴重程度遠非新中國成立初期可比。當時，鄧小平提醒全黨：“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72]為了扭轉這個勢頭，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中提出：“黨內的危險因素，腐敗因素，是黨內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的嚴重表現。”[73]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從1983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分期分批地對黨的作風和黨的組織進行全面整頓。在1989年發生的政治風波中，比較集中地提出的口號是反對腐敗。盡管這個口號對某些別有用心人來說只是一個陪襯，但鄧小平仍然主張要當好話來接受。他坦率地承認：“對懲治腐敗，過去說了不少的話，但沒有認真貫徹，趁此機會把自己的隊伍純潔一下也有好處。”[74]他要求：“要扎扎實實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75]“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76]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舊轉換過程中，由于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漏洞和薄弱環節，將商品交換原則引入政務活動，讓腐敗現象有了可乘之機。江澤民指出：“腐敗現象是侵入黨和國家機關健康肌體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的黨，葬送我們的人民政權，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業。”[77]他提出要防止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指出：“歷史事實說明，不少剝削階級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在執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攫取本階級、本集團和執政官員個人的私利，并極力維護和不斷擴大這種私利，結果形成了一個欺壓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正因為這樣，他們終究要受到人民群眾的反對。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絕不允許搞剝削階級政黨及其統治集團所追求的那種既得利益，也絕不能成為那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們黨就必然要失敗。”[78]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

進入新世紀，反腐倡廉的任務更加艱巨。胡錦濤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黨，如果不堅決反對和有效預防腐敗，聽任腐敗現象在黨內滋長蔓延，就不可能取得政權，即使取得政權后也不可能保持政權穩定。”[79]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腐敗而被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腐敗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腐敗而動搖。制度不完善、管理有漏洞，是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必須堅持通過深化改革加強制度建設，努力解決導致腐敗滋生的深層次問題，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他概括了黨所面臨的“四大考驗”，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和“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提出增強“四自能力”，即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為黨提出“自我革命”作出了理論準備。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形成了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2016年他在“七一”講話中正式提出，“全黨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著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80]后來又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81]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勇于自我革命”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目標。黨的自我革命具有豐富的內涵，概括來說，就是要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凈化解決的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問題，過濾雜質、清除病毒、革除毒瘤，堅定理想信念，強化宗旨意識，自覺抵御各種腐朽思想侵蝕，提高政治免疫力，自覺向體內病灶開刀，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不良因素。自我完善解決的是增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問題，修復肌體、健全機制、豐富功能，著力補短板、強弱項，不斷構建系統完備、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完善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自我革新解決的是優化黨的執政環境問題，堅持與時俱進、自我超越、改革創新，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徹底壓縮腐敗現象生存空間和滋生土壤，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自我提高解決的是增強黨執政本領問題，堅持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在學習實踐中砥礪品格、增長才干，不斷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黨的生機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黨的建設理論的重大創新，對于新時代鞏固和完善人民政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為人民謀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是因為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82]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因利益而結成的政黨，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始終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同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83]“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4]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性質，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決定了無論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還是國家機關施政，都必須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經常檢視自己，有缺點克服缺點，有問題解決問題，有錯誤承認并糾正錯誤。對人民群眾利益危害最大的是在社會和黨內形成謀取私利的利益集團。對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決不能被他們綁架、成為他們的俘虜。如果黨的權力被他們攫取、黨的領導干部成了他們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成利益集團，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我們黨就會被人民拋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攫取政治權力、改變黨的性質，堅決防止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危害黨的團結、破壞黨的集中統一。”[85]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人民群眾最痛恨腐敗現象，腐敗是我們黨和人民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斗爭，一旦輸了，失去的就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生命打下的紅色政權。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指出：“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我們就必須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該做的事就要做，該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敗分子，就必然會辜負黨、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還是怕得罪十三億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三億人民。這是一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人心向背的賬！”[86]

黨的自我革命，適應了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客觀要求，堅持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相統一，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把黨打造和錘煉成人民政權的堅強領導核心。徹底革命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特性。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87]社會革命是重建社會，自我革命是完善自己，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已經領導人民進行了百年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要把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必須勇于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世界上最可怕的敵人從來是自己。”[88]中國共產黨有著九千多萬名黨員，是名符其實的世界第一大黨。大要有大的樣子，大也有大的難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么大一個黨，處在執政地位、掌控執政資源，很容易在執政業績光環的照耀下，出現忽略自身不足、忽視自身問題的現象，陷入‘革別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難’的境地。沒有什么外力能夠打倒我們，能夠打倒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前途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興黨強黨，保證黨永葆生機活力，就必須實事求是認識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錘煉自己。”[89]打鐵必須自身硬。“怎樣才算過硬，就是要敢于進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黨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義所在。”[90]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理論武裝凝心聚魂，以整飭作風激濁揚清，以嚴明紀律強化約束，以從嚴治吏匡正用人導向，以“打虎”“拍蠅”“獵狐”懲治腐敗，剎住了一些過去被認為不容易剎住的歪風邪氣，攻克了一些司空見慣的頑瘴痼疾，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黨群關系明顯改善，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面對黨的自我革命已經取得的成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如何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遠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如何實現長期執政，是我們必須回答好、解決好的一個根本性問題。”[91]為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必須一以貫之繼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黨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遠，決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92]要繼續“堅持以正風肅紀反腐凝聚黨心軍心民心，堅決懲治腐敗、糾治不正之風，堅決清除影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消極因素，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的各項制度”，[93]確保人民江山繁榮昌盛、永世長存。

注釋

[1]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2]《習遠平撰文憶父親習仲勛往事》，《中國青年報》，2013年10月11日。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1269頁。

[4]《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頁。

[5]《江澤民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5頁。

[6]《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8頁。

[7]黃炎培：《八十年來》（附《延安歸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年，第156～157頁。

[8]《江澤民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頁。

[9]《胡錦濤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8頁。

[10]《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頁。

[1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1頁。

[12]《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頁。

[13]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90頁。

[14]《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136頁。

[1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8頁。

[16]《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68～1269頁。

[17]《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60～261頁。

[1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8頁。

[20][21][2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1、547、543頁。

[23]《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頁。

[24][2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86頁。

[26][27]《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81頁。

[2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811頁。

[29][30]《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6、547頁。

[31]《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69頁。

[32]《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487頁。

[33]《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5～95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65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1頁。

[3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頁。

[37]《江澤民文選》第二卷，第455頁。

[38]《胡錦濤文選》第二卷，第256～258頁。

[39][40]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92、177頁。

[4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46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36頁。

[4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8頁。

[44]《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90頁。

[4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2頁。

[46][47][48]《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21、12、23頁。

[49][50]《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0、14頁。

[51]《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0～351頁。

[5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351頁。

[5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頁。

[54][55]《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9頁。

[56][57]《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46、546～547頁。

[58][59][6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56、557、73頁。

[60]《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8頁。

[61]《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第138頁。

[6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第293頁。

[64]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6頁。

[65][66]《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8、1438～1439頁。

[6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70頁。

[6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27頁。

[69]《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90頁。

[7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4頁。

[7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8頁。

[7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3頁。

[7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頁。

[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75頁。

[75][7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7、313頁。

[77]《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319頁。

[78]《江澤民文選》第三卷，第184頁。

[79]《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592頁。

[80]《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355頁。

[81][82]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5、326頁。

[83][8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413頁。

[85]《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803～804頁。

[86][90][91][92]《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第152、172、178、179頁。

[8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1頁。

[88]《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第8頁。

[89]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27～328頁。

[93]《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一以貫之全面從嚴治黨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提供堅強保障》，《人民日報》，2020年1月14日，第1版。

"The Country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The Core Idea of the Centennial Political Power Development of the CPC

Zhang Feng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ower issue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he Chinese social revolution.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lasting for a hundred years. In a sense, the history of the CPC is a history of establishing,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eople-country idea" is an innovative achievement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development theory,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gards the people as the country itself, so as to jump out of the rise-and-fall periodical law of the changing dynasties in history. The CPC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aving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army, seizing power by armed struggle, and gaining popular support by establishing a united front. As a century-old Marxist party that has been in power for over 70 years, the CPC has always kept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fac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within the Party squarely, adhered to self-purification, self-improvement, self-innovation and self-reform, and ensured the prosperity and eternal survival of the people's country.

Keywords: political power development, people-country idea, united front,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