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我國基于新時代社會發展需求,對基層治理理念、體制和方式的一次重大創新。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價值共識能夠為強化社會共治認同,形成多元治理合力,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障。凝聚價值共識是一項涉及內涵凝練、思想傳播和指導實踐的系統性工程,既要結合時代特征和治理需求,構建價值共識的精神脈絡和理論體系,還要把握傳播規律和接受特點,推動價值共識的全面傳播和社會廣泛認可,更要注重圍繞治理實踐和社會發展,發揮共識的引領作用和群眾的自發擁護。
【關鍵詞】社會治理 共同體 價值共識 發展合力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構建以政府、社區、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和居民等多主體參與,通過平等合作、協商溝通等方式,建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末梢工程”。偉大的工程離不開共同的思想指引。價值共識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意識,是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社會共治的理念只有被社會群體廣泛接受并認同,融入并發展為人民的思想,成為群眾的自覺追求,才能具有公共性,才能成為一種社會的共同理想和集體意識。所謂構建治理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就是在思想層面凝聚最廣泛的認同,形成最渾厚的內力。因此,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需要深入研究基層治理價值共識的生成邏輯、主要內容和實踐路徑,進而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善治新格局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指引。
價值共識與社會共治的辯證關系
價值共識是指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不同個體對公共價值或意識達成的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觀點和態度。社會學上的共同體指的是具有共同利益追求或思想觀念等諸多特性的社會群體一同構成的具有合作傾向和共性特征的群體形式。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出發,共同的價值遵循即價值共識,既是治理主體合法性的來源,也是實現共同體治理效能的思想基礎。因此,深刻把握價值共識和社會共治的辯證關系和內在關系,是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邏輯原點。
社會共治以價值共識為精神底色。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治理現代化除了要推動創造物質財富外,更要構建一種共同的價值認同和追求,以此鋪就社會共治的精神底色。價值共識能夠超越階層、地域、行業、背景和收入等方面的差異,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思想和行為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只有夯實共同的價值基礎,社會治理才會有賴以為系的精神紐帶,社會發展才會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進而推動基層治理和社會發展,打通治理現代化的“最后一公里”。
價值共識有效激發社會治理效能。隨著城鄉一體化的加速發展,不同領域的問題隨著人口高度集中越發交織復雜,發展越是向前推進,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復雜。在治理層面,越是接近基層,越需要面對具象化的多元價值訴求,單純依賴行政手段或市場調節難以實現諸多公共目標。但另一方面,人創造了價值,價值也塑造著人。價值共識作為一個精神層面的軟指標,與社會治理硬實力的提升具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基層治理問題能否形成共同的價值表達,直接影響社會治理效能。高度的社會價值共識能夠有效提升社會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社會認同程度,減少社會運轉阻力,降低制度執行成本,進而凝聚起國家、社會、個人的治理合力,最大限度地激發起人民群眾投身到治理實踐中。
治理現代化推動價值共識的凝聚。價值性和工具性是社會共治的兩個基本屬性。從本質上講,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就是為了增進和維護人民的公共利益,實現社會共同價值的最大化。一方面,構建價值共識是實現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價值共識的形成又離不開社會利益的公眾化,二者互為表里,統一于社會治理這一具體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認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也是認識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價值共識的凝聚和形成需要從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中尋找到“立足點”,即價值共識能夠引領治理實踐,并在實踐中發展和完善。只有不斷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才能不斷強化并推動形成價值共識,進而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堅實基礎,為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動力,為實現人民利益提供充分的物質和精神保障,形成從社會共治到成果共享,再到形成價值共識的良性循環。
社會共治視域下價值共識的基本導向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這不僅為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提供了實踐遵循,也為價值共識的凝練和形成提供了基本導向。
以治理主體多元化為價值中軸。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正進入攻堅期,深層次社會矛盾凸顯,越是爬坡越坎期越需要凝聚最廣泛的力量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以治理主體多元化為價值中軸,就是要在思想和實踐層面深刻把握公民共同參與、齊心協力、民主協商、共同分享的時代意蘊,引導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體等不同主體形成強有力的共治主軸。凝聚多元主體的治理共識,要以治理主體的結構構成與發展實際為出發點,充分考量不同主體在社會共治中的意愿和需求,全面衡量當前政府能夠提供的公共服務供給的范圍和層次,積極拓展不同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合理性和自洽性路徑,積極調動多主體背后的人力、智力和資源等優勢,投身到社會治理中,匯聚成社會善治的磅礴力量。
以治理方式協同化為價值基礎。社會共治不是傳統層級式的指揮管理過程,而是多主體間通過對話、協商、合作,乃至公平競爭等方式形成集體行動的協同過程。不可否認,多主體參與社會治理,在豐富治理資源、強化治理合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協商與博弈成本的增加。為此,要牢固樹立以協同化為價值基礎的治理理念。堅持通過平等對話和公平競爭等方式找到不同主體間沖突和矛盾的分歧基點,通過妥協與合作達成最廣泛治理共識的實踐基礎,通過法治與德治相融合形成基層自治與共治的規范基底。協同化治理強調的是尋求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最優解。協同化治理要在平等協商和公平合作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階層、群體和社會成員,實現利益統籌兼顧,暢通意見表達渠道,推動信息自由溝通交流,形成政府他治、社會自治、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與政府之間良性互治的協同化善治新模式。
以治理成效共享化為價值目標。“共享”回答社會治理為了誰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人們對社會進步發展的共同需求,成為價值共識的粘合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成效的最終判斷標準是我們的治理實踐是否讓人民群眾有了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治理成效的共享化為價值目標,就是要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牢固確立共同利益在社會治理中的優先地位,以合作共贏的價值內核指導治理實踐,健全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的機制,以維護保障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為導向,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補短板、強弱項、提質量,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會治理格局,從而實現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善治目標。
凝聚價值共識,形成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路徑
凝聚價值共識是一項涉及內涵凝練、思想傳播和指導實踐的系統性工程,既要結合時代特征和治理需求,構建價值共識的精神脈絡和理論體系,還要把握傳播規律和接受特點,推動價值共識的全面傳播和社會廣泛認可,更要注重圍繞治理實踐和社會發展,發揮共識的引領作用和群眾的自發擁護。
第一,注重內涵闡釋,構建價值體系。治理實效能夠催生一定的社會意識和治理認同,但從無序的社會意識變為有形的價值共識,需要治理主體精準把握其內涵要義,精心培育其價值體系,全力推動價值共識的傳播與認同。對社會治理共同體進行價值共識的內涵闡釋就是從思想層面和理論維度,深入挖掘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哲學意蘊、核心要義和重要意義,將治理實踐中形成的無序的社會意識轉變為指導實踐的有形的社會共識,進而為個體立規、為社會賦形、為發展定向。在價值共識的構建過程中,要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和顯著優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治理特質的價值共識體系;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突出基層黨建與基層社會治理深度融合的價值載體,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要充分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自覺,始終把實現人民利益作為治理共識的工作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共識指向,通過價值共識的精神涵育功能為實現人民幸福創設積極的人文環境。
第二,加強輿論宣傳,培育社會共識。堅持以思想引領培養公共理性,達成治理共識,形成治理合力,既是加快治理現代化建設的“潤滑劑”,也是激發基層治理內生動力的“催化劑”。在推動價值體系變為社會共識的過程中,不同治理主體,尤其是作為主導者的政府部門要充分認識人們對思想和價值觀的接受和認同是一個從少到多、由淺及深、由被動到自發的動態演化過程,積極把握意識形態的傳播規律和人民群眾的接受規律,強化輿論宣傳,通過理論闡釋、案例講解、榜樣引領、文化涵育等各種思想引領方式,及時準確做好價值共識的傳播與發布工作,積極面向群眾做好解疑釋惑工作。凝聚共識不是無區別的強求一律,而是有方向的啟發引領;不是單向度的灌輸說教,而是互動式的協商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要充分激發群眾對價值共識的自我接受、自我教育和自發傳播的意識和意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中,我國基層治理實踐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治理實踐,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也是促使社會形成社會治理共同體最生動的教材。在此基礎上,引導群眾理性辨識、激勵人心、主動參與價值共識的構建與傳播。
第三,堅持實踐引領,形成認同自覺。價值共識來源于實踐、指導實踐,也接受著實踐的考驗。從倡導到踐行,從理念到行動。任何思想如果與實踐相“脫鉤”都將被人們所拋棄。群眾從治理實踐取得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是激發社會認同自覺、形成長效認同的基礎性條件。為此,只有利用價值共識引領社會發展,積極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創造更多共同價值,惠及更多人民群眾,這種共識才會內化為治理主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責任感,外化為具有一定人文特征和約定習俗的生活和行為方式乃至價值取向和處事標準,上升為社區居民的共同意識和精神。在關于社會發展共同體的治理價值共識構建過程中,要抓住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啟迪和引領人民群眾自覺遵守價值共識,發揮價值共識以推動社會發展,不斷將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價值共識轉變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的“內力源”,帶領人民群眾擼起袖子為創造美好生活加油干。
價值共識是社會共治的思想基點,從社會共治中凝聚共識,也是整個民族思想素質的提升、主體意識增強的過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要以此為圓心,尋求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凝聚社會治理的最廣泛共識,并形成社會治理的最大合力,不斷繪制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圓。
(作者為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中國公共宣傳的當代變革研究”(項目編號:KYCX18_05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自由探索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18B723X1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王濱:《論價值共識的理論基礎與社會前提》,《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1期。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責編/李一丹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