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要充分調動廣大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村民議事激發基層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在實踐中引導村民對鄉村發展進行理性思考，不斷提升他們表達、議事、交流和討論的能力，培育鄉村內生發展動力，提升鄉村治理綜合水平。

【關鍵詞】鄉村治理 村級事務 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作為協商民主在鄉村社會實踐模式之一，村民議事不僅有利于提升基層群眾主體性權利和參與意識，增強治理主體、基層群眾等多方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基層可持續治理和發展注入源頭活水，而且還有利于基層群眾之間形成互惠互利規則意識，培育契約精神。

協商村級事務，推進村級治理公開化

村級事務管理水平高低直接影響基層群眾生活質量，也關乎基層群眾最重要的切身利益，更是政府權威和公信力的體現。管理和監督好村級事務需要一種既有效果又符合鄉村實際的模式，否則就可能陷入形式主義和虛無主義，無法體現鄉村治理效果。村民議事是協商民主在基層具體實踐形式之一，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操作性，其中最直接的作用是廣泛動員基層群眾參與村級事務管理，規范事務審批程序，監督村務落實，從而全面提升村級管理規范性，推進鄉村事務管理公開化透明化，保證鄉村各項事務得到全面執行落實，切實提升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

協商村級事務。村級事務非常復雜也非常重要，是關乎廣大鄉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無論是貫徹執行國家各項制度政策，還是村民生產生活、教育醫療等事務，都涉及到群眾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因此，村級事務是村級組織的頭等大事，關系著鄉村社會的穩定和長遠發展。在鄉村治理實踐過程中，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治理手段，但核心都離不開群眾的參與。比如推行村級事務審批“三會三審”制度，實行群眾會初審、三委會聯審、鄉鎮政府評審三級村級事務管理程序，進一步規范村級事務運行過程管理，有效規避村級事務過程中“謀私利”“一言堂”等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可以看出，村級事務管理過程中群眾參與是最重要的，也是村級事務規范管理的核心環節，如果村級事務管理程序不規范或處理不當，都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村民議事鼓勵群眾主動參與村級事務協商，廣泛收集群眾建議，傾聽群眾意見，表決村級各項事務。如：農村建設長期規劃和年度工作計劃的制定；村規民約的制定；村集體土地的承包、租賃；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及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重大救災救濟款物的發放，以及其他應當民主決策的事項。這些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務，都需要村民通過一個公開的平臺參與協商。

監督政策落實。村民議事還可以通過群眾參與，充分發揮群眾監督作用。近些年來，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國家出臺了很多相關支持性、優惠性、扶助性政策，貧困地區發展步伐顯著加快，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社會事業長足進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脫貧攻堅，要完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但在基層實踐中，一些政策在多層級的傳遞、執行、落實過程中，容易發生打折扣、執行落實不到位等現象。村民議事是基層群眾對國家政策執行落實最末端的反饋形式，能夠有效督促落實，解決村級各項具體事務。如：公益事業建設資金籌集、組織實施與監督管理；集體資產處理、集體借貸、集體企業改制；舊村改造、土地征用及補償分配、宅基地審批；農村低保、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政策和制度的落實，重大財務收支等。這些村級事務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通過村民議事監督，能夠促進村級事務治理公開化，加快和推進政策執行的力度，有效遏制基層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時也能夠反饋政策執行效果，提高政策執行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合理化解鄉村矛盾，建設和諧鄉村社會

隨著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人理念已深入人心，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思維觀念逐漸深入到一些人的頭腦中，農村地區也逐漸受到這種理念和思維的影響，個別村民的個人利益意識非常強。此外，部分農村群眾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和規則意識淡薄，在日常生活相處之中容易產生利益矛盾和糾紛，如果不及時溝通和化解，容易出現吵架、斗毆，甚至犯罪等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現象，極大地影響鄉村社會經濟發展和群眾安居樂業。實踐證明，村民議事通過廣大鄉村群眾力量，發揮主體能動性，是解決基層矛盾糾紛最及時有效的方式，也是村級組織解決基層群眾糾紛的有效途徑。

收集群眾建議和訴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盡管“三農”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但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如何了解農村生產生活實際問題，如何更好促進農村經濟、文化、生態協調發展，就需要找到一種高效、恰當、符合實際的方式方法。村民議事模式通過基層群眾定期參加鄉村事務管理、民主監督、反饋問題等，廣泛收集群眾意見、訴求和建議，再將這些意見和建議反饋給治理主體，制定出符合鄉村發展實際的政策，更精準促進鄉村社會發展。這種模式既暢通了基層群眾與政府組織溝通的渠道，也拉近了政府和群眾距離。例如，一些村落開展“廣場式夜談”活動，收集涉及道路建設、村級債務、鄰里糾紛等方面的實質性建議。可以看出，村民議事可以廣泛了解基層群眾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收集群眾對基層政府的意見和建議，不僅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據，搭建了政府與群眾互動的橋梁，而且有利于形成多方良性溝通互動局面。

化解矛盾和糾紛。鄉村社會關系錯綜復雜，利益紛爭較多，化解基層矛盾和糾紛一直是基層政府工作的重點，也是基層政府幫助群眾解決生活難題的要求。近些年來，維系村民之間關系的地緣因素逐漸弱化，許多基層矛盾糾紛更加顯現，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一些群眾遇到矛盾和糾紛時，反饋問題不清晰，渠道也不通暢，解決結果也不能令當事人滿意。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一個政府與群眾對話溝通的平臺，而村民議事正是這個溝通、協商平臺的具體形式。村民議事具有定期召開、公開透明、群眾參與度廣等特點，通過為基層群眾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議事平臺，及時、合理、公平解決基層矛盾、化解基層糾紛，將矛盾和糾紛化解和解決在基層，有利于群眾將更多精力放在發展生產上。

共謀鄉村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末端神經，鄉村振興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參與，離不開整體化和系統化的建設，治理主體需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才干，全面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近些年來，產業結構調整明顯，鄉村人口流出頻繁，人才流失日趨嚴重，這就需要政府治理主體做好頂層設計，精準施策，推進治理創新向最前端推移，不斷發掘并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特別是適應人口流動和經濟結構變化，為鄉村本地村民、基層組織等不同群體提供議事的平臺，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滿足新時代鄉村群眾“口袋鼓起來”和“頭腦富起來”的新要求。通過文化認同感的凝聚和實際行動力的錘煉，確立和鞏固村民作為鄉村發展和鄉村建設的主體地位，讓其真正融入鄉村發展與鄉村治理全過程。

共謀鄉村產業發展。產業振興是鄉村社會發展的關鍵，可以說，產業發展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鄉村發展的成敗。如何發展鄉村產業，打造產業優勢，以產業帶動就業，促進鄉村長遠發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發展鄉村產業，基礎在農業，須依托農業拓展相關產業鏈。農業是我國基礎性產業，但是農業特色化、集約化還不明顯，這就需要系統化思維，在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群眾等主體力量，充分發揮集體智慧，整合各種人才、資金、物流等資源，挖掘地方獨一無二的特色，培育和發展特色產業，為鄉村振興注入源頭活水。發展鄉村產業需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主體力量。村民議事模式是貼近基層生產和生活實際，能夠調動人民群眾力量的方式，每月定期開展一次主題議事，規范相關流程，鼓勵多方積極參與，就鄉村發展過程中如何提高農業種植效率、構建產業群、培育和健全特色產業鏈、提升產業品牌美譽度等方面進行議事協商，進一步擴大特色產業規模，完善相關產業鏈，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智慧支持。

重塑鄉風文明。鄉風文明是鄉村治理的一道亮麗風景線，也為鄉村振興鑄就了強大的文化力量支撐。加強鄉風文明建設，是農民群眾“頭腦富起來”的重要方式，將為鄉村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近些年來，鄉村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鄉風文明建設卻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在一些鄉村社會中出現了人情淡漠、攀比之風、陳規陋習、封建迷信盛行等現象，這種經濟發展和鄉風文明的割裂，嚴重制約著新時代鄉村社會發展，重塑鄉風文明勢在必行。村民議事廣泛收集群眾建議和意見，通過議事程序可以切實解決基層鄉風文明問題。例如一些地方利用村民議事，專門組織群眾對鄉風文明進行大討論，通過群眾面對面交流，深刻了解一些陳規陋習，如賭博、偷盜、互相攀比等不文明現象，強化村規民約剛性約束，推出一系列鄉風文明主題宣傳，鄉風文明有了明顯提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基層政府要緊跟時代步伐，緊扣時代脈搏，充分考慮鄉村社會建設的實際情況開展鄉村治理。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要充分調動廣大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村民議事激發基層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在實踐中引導村民對鄉村發展進行理性思考，不斷提升他們表達、議事、交流和討論的能力，發揮村民議事模式的潤滑劑、催化劑作用，激發鄉村發展活力，培育鄉村內生發展動力，提升鄉村治理綜合水平。

（作者為大連海事大學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民法精神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民本模式研究”（項目編號：14ZDC022）成果】

【參考文獻】

①李周、徐玉棟：《議事規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的框架基礎——以“蕉嶺議事規則”為研究對象》，《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②占令：《鄉村治理方式的現代化轉型：由禮治“嵌入”法治》，《領導科學》，2016年第27期。

③楊弘、郭雨佳：《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的困境與對策——以農村一事一議制度完善為視角》，《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6期。

責編/趙橙涔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