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來，國家安全已經成為我們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范疇。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對新時代國家安全提出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內在要求。測度新時代國家發展的安全程度，需要充分考慮經濟發展本身，納入經濟的波動性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當前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不僅高于美國，在德國、法國、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國家中也處于最高水平，我們完全有條件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穩健推進民族復興進程。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國家發展安全指數 外部環境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出專章“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1]對中長期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任務作出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強調，“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筑牢國家安全屏障”[2]。但是，對于什么是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意義上的新時代國家安全，以及用什么樣的中層理論和微觀機制來闡釋和度量新時代國家安全，仍然是有待解決的重要理論問題。探討和解決這些問題，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國家安全的基本要求

總體國家安全觀所提挈的新時代國家安全，既不同于國家安全工作業務部門在實踐中保障或捍衛的狹義的國家安全，也有別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重點關注和長期討論的以軍事安全為重心，旁涉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對國家以及個體、集團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相關的安全。[3]

與國家安全工作業務部門傳統上聚焦反間防諜等專門領域或狹義的“國家安全”有所不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制定的新版《國家安全法》對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的界定要廣闊得多。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1993年2月22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同時廢止。《反間諜法》保留了1993年版《國家安全法》中涉及反間諜工作的內容，將條文中關于國家安全機關履行“國家安全工作”職責的表述修改為“反間諜工作”，相關條款也一并作了文字調整。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對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個領域的國家安全任務進行了明確。

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論域中的國家安全相比，總體國家安全觀涉及的國家安全雖然也包括了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等諸多領域，但有三大特征使其顯著有別于前者。第一，總體國家安全觀中，軍事安全作為主要傳統安全議題領域，是與科技、文化、社會安全并列的國家安全重要保障要素，但并不具備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所賦予的“高政治性”或“優先核心性”。第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更關注來自其他國家或外部對本國的安全威脅，總體國家安全觀則“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第三，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通常將安全作為獨立于增長或發展的議題來加以討論和分析，總體國家安全觀則認為“發展是第一要務”，同時“安全是頭等大事”，“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4]。

綜上，新時代國家安全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具體來講，就是要在妥善處理好包括軍事安全在內的內外部各種安全風險的基礎上，“把國家安全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部署”[5]，構建大安全格局保障下的新發展格局。

測度國家發展安全的邏輯

如前所述，按照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的要求，國家發展的安全程度，既不能簡單用反間防諜工作的成效來充分反映，也無法用軍事開支或其他用于防范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重要領域安全風險的資源投入或費用來準確衡量。

測度新時代國家發展的安全程度，需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必須充分考慮經濟發展本身，將其作為國家發展安全指標的重要內容或組成部分。實際上，軍事安全等領域發生的重大風險或沖擊，最終很大程度也會反映到經濟發展指標上。例如，中非共和國1960年至2012年經濟發展雖出現過較長時間的停滯，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總體穩定向好，但2013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實際GDP）較上年驟降36.4%，并且在此后相當時間內經濟規模倒退回十年之前的水平（見圖1）。這主要是因為2012年12月至2013年初，中非共和國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聯盟“塞雷卡”（Séléka Coalition）之間發生大規模內戰，并且其影響在此后多年內延宕不絕。經濟發展水平的下降不僅可以反映風險，而且其本身還可能成為風險的溫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不發展，一切都無從談起”。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第二，應當考慮經濟發展的波動性。經濟發展水平低固然蘊含著安全風險，但發展的安全風險更加直觀體現在發展波動的劇烈程度上。政治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等重要的傳統或非傳統國家安全領域的內外部沖擊相互疊加或抵消，最終造成的未必是經濟增長均值的下跌，而更加直觀表現為經濟波動的加劇。其風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波動本身造成經濟社會穩定預期的紊亂，從而增加長期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削弱國內外投資的信心和水平；二是經濟波動的幅度過大，超出社會容忍的安全邊界，可能引發社會失穩失序等社會安全風險，甚至形成多領域風險綜合體，最終演變成直指政權的政治安全危機。

從中國經濟增長率趨勢看，21世紀以前，盡管平均經濟增速水平較高，但經濟周期相對較短且波動較大，表現為實際GDP增長率的波峰和波谷在時間上相距較近、幅度上相差較大。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較長時期的改革開放實踐，經濟治理的經驗更加充足、工具更加先進、手段更加豐富，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特別是下降階段被顯著拉長，波峰波谷相對被“熨平”，經濟發展的穩定性顯著上升（見圖2）。特別是在我國經濟規模已居世界第二的條件下，在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能夠長期維持相對平穩的中高速增長，主觀上反映了黨中央臻于成熟的治國理政方略和技巧，客觀上反映了崛起關鍵階段國家發展的良好的安全狀態。

第三，數據獲取的便利性也是構建測度指標的重要條件。嚴密自洽的理論邏輯必須以富有操作性的數據為支撐，才能滿足政策制定或決策導向的實際需求。

從國家發展安全指數看外部環境

根據上述條件，我們用一國某一年份的實際GDP增長率除以該年份之前四年至之后四年實際GDP增長率的標準差，來構建該國該年度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作為分子的實際GDP增長率反映的是前述第一項“經濟發展本身”條件，這一代理變量的值越高，表示“發展是最大的安全”意義上的安全水平越高。分母則表示以當年為中心向前及向后延續4年總共9年的長時段內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其他條件相同時，標準差越小，意味著波動性越小或者國家發展的安全程度越高。以實際GDP增長率這一被世界各國廣泛接受并使用的指標作為構建國家發展安全指數的源數據，也符合數據獲取的便利性要求。

利用世界銀行數據庫1961—2019年實際GDP增長率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0年10月公布的2020—2023年實際GDP增長率預測數據，可以計算出中國1965—2019年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鑒于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對中國外部環境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我們也計算了同期美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來作為審視中國外部環境演變的參照（見圖3）。

對比中美兩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可以發現以下特征。第一，最近幾年特別是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國和美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都顯著下降并達到相對較低水平，反映了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大國競爭造成雙方安全風險上升的現實。

第二，盡管如此，上世紀末或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多數時間里，包括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都高于美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具有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相對較高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

第三，改革開放之前的多數時期，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變化趨勢與美國呈負相關關系；改革開放初期至21世紀初的大約二十年間，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變化趨勢多數時期與美國呈正相關關系；21世紀的前十多年，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變化趨勢多數時期與美國呈負相關關系。

兩者正相關，可能意味著兩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是相互促進或至少并行不悖的關系；而負相關，則可能意味著中美兩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是以不顧或犧牲對方的國家發展安全為代價的。正相關階段，雙方在發展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相對更加容易，也更有利于兩國之間建立互信關系。負相關階段特別是負相關的長期化，則容易積累矛盾、擴大分歧、形成疑慮，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協調來調整負相關性，兩國關系可能嚴重惡化。

展望未來，中美關系在特朗普時期被一些人士稱為“自由落體運動”的狀態有望出現改觀，各國發展及安全的外部環境可能因為中美緊張關系一定程度的緩解而改善。一方面，特朗普政策造成中美兩國國家發展安全指數雙雙下降，一定程度逆轉了兩者的負相關關系，其展示出的“斗則兩敗”的不利前景可能給特朗普的繼任者拜登政府以警示，從而讓后者更愿意把政策轉向促成中美兩國國家發展安全指數共同上升的正相關軌道之上。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沖擊，為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大國都提出了通過更有效有力的合作提升國家發展安全性的迫切要求。此外，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對環境安全、經濟安全等方面威脅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宣布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6]，拜登也提出將在美國國內進行大規模的緊急投資，使美國走上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清潔能源經濟的軌道[7]，這方面中美兩國也有望找到較大的合作空間，來同步提升雙方乃至世界各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水平。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的國家發展安全指數不僅高于美國，在包括德國、法國、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國家中也處于最高水平（限于篇幅，這里不報告各國具體指數），這充分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有，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8]的重要判斷。我們完全有條件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前提下穩健推進民族復興進程。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第02版。

[3]彼得·卡贊斯坦主編：《國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規范與認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4]《習近平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中國政府網，2018年4月17日。

[5]《堅持系統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 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強保障》，《人民日報》，2020年12月13日，第01版。

[6]《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9月23日，第01版。

[7]Biden, Joseph R. 2020.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March/April 2020), pp. 64—76.

[8]《深入學習堅決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人民日報》，2021年1月12日，第01版。

責編：司文君 / 臧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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