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水平，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建設、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對這一問題進行多視角、多層面的深入分析和探討，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需要了解科技成果的性質與特點，把握不同性質、特點科技成果轉化規律，找準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的關鍵點與著力點，加強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隊伍建設。

關鍵詞:科技成果轉化 “中梗阻” 新興產業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A

全球科技創新活動已經從最原始、最簡單的第一代科技創新模型發展到了第五代網絡化、集成化科技創新模型。在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大趨勢迅猛發展的同時，一些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雜音也不時沉渣泛起、甚囂塵上。這種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形勢倒逼著我們必須迅速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水平，從而使得技術創新活動在順應全球化、信息化大趨勢的同時，也能有力地應對這一新形勢的挑戰，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以往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一代、二代創新模型進行的，提出的對策大多適用于流程、工藝之類改良性技術創新成果，對于當今新一輪技術革命背景下的革命性、重大科技成果并不適用，在理論上對于革命性的、重大的科技成果轉化規律和機制仍然缺乏清晰的認識。因此，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中梗阻”，除了部分中間層次的行為失范與違規外，還可能更多地表現為由于理論認識不足而導致的行為盲目性與隨意性。要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首先需要了解現代科技成果的性質與特點，把握不同性質、特點科技成果轉化規律，找準破除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的關鍵點與著力點。

根據科技成果性質與特點，對科技成果轉化“中梗阻”分類管理、科學施策

依據科技創新的性質與特點，可將科技成果分為革命性科技成果、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和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

革命性科技成果

革命性科技成果主要是指那些能夠推動整個經濟體系都產生革命性變革的重大科技成果。這類科技成果往往與技術革命相聯系，具有創新性和通用性等特點，諸如前幾次技術革命中的鐵路、電力和信息技術等主導技術群落中的科技成果。

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革命性科技成果的成功轉化都是通過一組與該技術緊密聯系的新興產業的迅速成長取代舊的主導產業，從而引發產業模式和結構的變遷來確立，并通過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來實現。而要完成這一過程，不僅要求新興的科技成果及其產業能夠從規模上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關鍵是要能夠推動傳統產業的進一步轉型、升級，實現“創新性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的革命性科技成果改變其他產業和經濟活動的能力，實質上源于其相伴而生的技術經濟范式的影響，這是在新興產業內外使用該科技成果最有效、最佳的實踐模式。因此，針對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轉化最根本的是要有與該科技成果的技術經濟特性相匹配的技術經濟范式的保障和支撐。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是指那些會對產業內部若干領域產生重要影響的科技成果。從整體上來看，這類科技成果的成功轉化需要有與產業發展相匹配的產業生態體系來支撐。然而，由于不同產業間的技術經濟特性不盡相同，針對不同細分產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轉化所面臨的“中梗阻”因素也必然存在一定差異，需要進行分類管理。

基于技術的復雜性和市場結構兩個維度，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可進一步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是產業技術相對比較成熟、市場結構表現為較強競爭性的產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如紡織業等輕工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由于這類科技成果的技術復雜性較低，且較為成熟，創新的不確定性風險相對來說也比較小，且此類科技成果由于產業市場結構的強競爭性導致創新過程中形成的資產專用性較低，科技成果更多地以企業內部的研究與試驗發展（R&D）活動和投入為支撐，以專利形式呈現。因此，這類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阻力集中表現為在位產業的激勵機制與產業生態文化，即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的動力問題，以及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運行機制。

第二類是技術相對成熟且具有較高壟斷性產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如基礎化學、鋼鐵等產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這類科技成果可供擴散的企業較少，創新資產的專用性和創新成本普遍較高。因此，其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因素是該行業寡頭企業內部中心實驗室R&D活動與市場動態的有效結合，其轉化阻力也主要來源于與市場管理機制相關的主體和行為。

第三類是技術高度復雜且市場結構具有較高壟斷性產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如核技術、航天航空器制造技術等。這類科技成果的市場需求非常集中，創新資產的專用性極高，創新過程中需要巨大的風險投資和極高的交易成本。因此，這類科技成果轉化的重點需以政府組織為主導，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依托，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由政府立項研發，并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支持和交易撮合等方式推動實施轉化，轉化的阻力主要來源于與規制相關的主體及其行為。

第四類是技術復雜度較高，市場結構主要以競爭性為主的產業關鍵性科技成果。這類科技成果往往是一些新興技術，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顯然，無論從這類科技成果本身的研發還是從市場的拓展來看，都存在較高的不確定性，但由于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涉及新興產業和新興創業企業，創新成功者也很可能會享有較為廣闊的市場前景和巨大的收益。這類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阻力主要表現在前期的研發投入和進入商業創新階段后，各方參與主體和要素間的相互協調機制。基于這一因素，此類科技成果轉化應以國家公共R&D基礎為支撐，采用社會風險資本引導下的聯賽式市場機制，建立產學研合作的網絡創新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信息的智能反饋，其阻力可能主要來源于技術經濟范式變革中各種在位利益者的保守力量，以及新興產業體系的基礎設施支撐不足。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是指連續發生的、量變性的科技成果，主要包括生產工具、制造設備的更新，產品技術和生產工藝的改善等。較之前兩類科技成果，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是一種漸進式的科技創新成果。這類科技成果由于受到沉沒成本和重置成本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強烈的技術路徑依賴性。從研發領域來看，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的研發時間和成本相對較少，影響范圍也比較小，多以局部性為主。同時，其研發內容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的商業化研究，而非基礎性研究，因而，其與市場需求的變動和企業內部的生產過程聯系極為密切，常常涉及到產品開發部、制造部、工藝開發部以及市場部等多個部門間頻繁的信息交流。因此，這類科技成果轉化的阻力除了來自于科技成果本身的技術不完善外，還將受到企業內部界面效率的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在科技成果的轉化實踐中，應根據科技成果性質與特點分類管理，科學施策。例如：革命性科技成果帶來的是一整個全新的產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這一過程很多時候都表現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需要技術經濟范式體系進行根本性的創新，“中梗阻”的最大阻力就是舊技術經濟范式體系對新技術經濟范式體系的阻礙。

把握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創新性質與特點，找準破除“中梗阻”的關鍵點

科技成果的轉化主要經歷兩個階段，即科技成果的研發階段和以成果為核心實現市場價值的經濟活動階段，二者的總和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創新。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理論，創新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地對原有的產品、技術、市場、管理、組織進行變革，從而創造有價值的新產品、新服務以滿足人類社會新的需要的活動過程。顯然，它既包含從新想法（創意）的產生、研究、開發、試制、制造的發明創造過程，又涵蓋了從組織變革、管理變革、文化變革乃至制度變革的廣闊領域，需要一種有遠見、知識和開拓精神創造財富的能力。從這個過程來看，科技成果轉化中面臨的“中梗阻”，本質上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化的要素聚合過程，不僅要關注技術要素之間的匹配，更要關注各種要素的匹配和利益分配，需要考慮各種要素主體之間的融合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找準破除不同類型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梗阻”的關鍵點。

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由于這類科技成果會帶來整個經濟體系的重大變革，甚至推動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因而其轉化過程中最核心的要素在于與其相匹配的技術經濟范式的保障。眾所周知，技術經濟范式本身既是一種擴散的推進器，也是一種阻滯力量。技術經濟范式所提供的模式最終會被所有人追隨，但由于每一次技術革命的內涵都與前一次不同，新的范式原則的確立將不得不經過社會學習和再學習的過程，逐步將過去成功的工作和管理經驗淘汰、歸零。因此，破除革命性科技成果轉化“中阻梗”的關鍵是：一方面需要克服因舊范式業已取得的成功而產生的惰性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促進適應新科技革命需要的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與擴散，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保障革命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以華為芯片面臨的斷供問題為例，芯片技術是智能經濟時代的關鍵技術基礎，智能技術經濟范式體系的確立將能夠帶來新一輪的經濟長波。然而，美國對華為芯片斷供后，華為海思雖然具備高端芯片的設計能力，但受長期以來傳統技術經濟范式的影響，使得高端芯片產業體系、政策、資金、制度和人才等方面的不匹配阻礙了我國在這一領域中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也使得這一產業在國際形勢突變情況下遭遇到了巨大壓力。顯然，要破除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科技成果轉化“中阻梗”，必需從技術經濟范式體系的創新入手，逐步建立起與此相適應的新技術經濟范式，加強關鍵基礎領域的技術攻關，形成圍繞芯片科技成果的關鍵技術群落。然后，在投資、組織模式和所有社會主體的思維領域，以及那些對經濟和社會進程起調節和驅動作用的制度上進行大量的配套變革，以促進芯片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的轉化

產業技術體系關鍵性科技成果的轉化作為實現產業技術創新價值的重要過程，不僅涉及產業內部技術本身的突破性創新，還包含與其相關聯的市場、組織、管理和文化等領域的制度變革所引發的人力、技術、信息、資本等創新要素的重新整合。例如，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關鍵性科技成果具有發展潛力高、經濟帶動性強、環境污染低、技術知識較為密集等特點，這些特點在為科技成果轉化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轉化難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科研水平要求高、依賴性強，高水平科技成果的取得比較困難，影響其轉化效率；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成果的轉化過程包括了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工程化生產、市場開發等多個階段，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任一環節的不確定因素都將增加該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因此，要破除這類產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中梗阻”，需通過不同主體、組織間的網絡協作，將每一種要素按職能進行重新整合，依托資本、新興研發機構和產業基地，全方位地建設和優化產業生態體系的結構及運行機制以保障產業科技成果的順利轉化。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的轉化

基礎性增量科技成果主要表現為原有技術軌道內產品性能的提高和工藝技術的改進，這類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涉及的經濟主體及流程也較為單一、直接，科技成果轉化的阻力相對較小。按照創新來源的不同，這類科技成果可進一步細分為工程師及其他直接參與生產活動人員的發明和改進意見，主要表現為“干中學”和“用中學”，以及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并最終實現市場化的科技創新成果。

前者是一種連續性的短期研發結果，其科技成果的轉化是一種由企業全流程主導完成的轉化，轉化過程較為簡單，幾乎沒有中間環節的干預。科技成果的研發和轉化主體合二為一，不僅消除了技術消化吸收的障礙，同時也降低了各項交易費用，轉化阻力極小，主要取決于科技成果本身的完善度，轉化速度較快。歷史經驗表明，這類科技成果的轉化對于在使用各類生產要素時效率的改進具有重要影響。

后者一般是長期研發活動的結果，其科技成果轉化過程較前者略顯復雜，不僅包括企業或科研院所主導的自主轉化模式，如尼龍技術的應用轉化；還涵蓋了產學研合作模式，如核電站科技成果的轉化。因此，破除這類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中梗阻”的關鍵，除了要完善科技成果本身的技術體系外，還應以科技成果轉化平臺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為切入點，重點關注不同參與主體間利益訴求的平衡。

進一步提升專業人員理論水平和專業技能，加強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隊伍建設

近年來，各類官方或民間的專業科技中介類服務組織和科技成果轉化平臺不斷產生，發展形勢良好，覆蓋線上與線下，包括專業技術交易所、網上技術交易市場、企業技術需求與科技人才信息服務平臺，以及孵化器、科技園、眾創空間等。但是，從實踐中看，仍然存在著科技成果轉化的現代服務體系發展不完善、通曉科技成果轉化知識與技能的專業人員不足、運行機制落后等與形勢發展不相適應的情況。例如，與投資咨詢機構、資產評估專業中介機構以及信用評估專業中介機構相比，我國評估科技成果整體價值的權威性機構還相對較少，不能為科技成果或專利提供及時、準確和全面的價值評估，極大地制約了科技成果轉化水平的提高。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應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協同創新機制，實現“產、學、研、政、金、服（中介服務體系）”多主體多要素的交叉融合。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政策為指導，大力發展新型研發機構，建設完善的現代中介服務體系，以點帶面，產學研協同創新網絡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拓寬科技成果轉化渠道，共同推動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鏈條上，成果的供給端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以人才為支撐，建立起完善的激勵機制、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才能從源頭上提升我國整體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

其次，在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應設立專門的科技成果轉化專業服務機構，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現代服務體系建設。

第三，應進一步加快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創新，按照國家的有關法規和政策，鼓勵更多的科研人員采用政策允許的各種形式（如技術入股、離崗創業等）積極投入到科技成果轉化活動中去。

最后，應特別注意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專業人才的培養。科技成果轉化水平不高，歸根到底在于高水平專業人才的缺失，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始終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戰斗力。因此，應盡快培養一支適應科技成果轉化實踐需要、既有堅實理論基礎又有較高水平專業技能的專業人才隊伍。如在具備條件的高等院校，可開設科技成果轉化專業學科，培養各種類型、層次的專業化人才，包括專業技能培訓、專業碩士和工程博士等，在培養方案上應側重產教融合，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間人才的交流和聯合培養，為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組建起一只高質量的專業人才團隊，以適應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形勢的需要。

【本文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4, Issue 1, 2010.

[2][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3][英]卡蘿塔·佩蕾絲著，田方萌等譯：《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4]張百尚、商惠敏：《國內外芯片產業技術現狀與趨勢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19年第17期。

[5]蘭筱琳、洪茂椿、黃茂興：《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探索》，《科學學研究》，2018年第8期。

[6]衛平、趙良浩：《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研究》，《工業技術經濟》，2014年第1期。

[7]張焱、苑春薈、吳江：《5G背景下我國物流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構建與演化研究》，《科學管理研究》，2020年第1期。

[8]楊偉、周青、方剛：《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數字轉型的試探性治理——概念框架與案例解釋》，《研究與發展管理》，2020年第6期。

[9]黃宗遠：《專業技術人員創新能力建設讀本》，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2020年。

責編：司文君 / 周素麗

聲明：本文為《國家治理》周刊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國家治理周刊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