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我國國企改革提出了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新要求。面臨國內外金融環境的變化、國際產業鏈與供應鏈的變動和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催生新產業的變局，國有企業對我國經濟的戰略支撐作用也體現在對這三方面變化的應對上。

“十四五”期間，國企改革在應對金融環境變化方面首以時間換空間，化解國有企業由于國內外金融環境的變化而帶來的影響，推動混改，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分類考核目標，動態監測管理金融風險。加強國有企業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基礎作用，利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國有企業運營、投資與融資信息基礎工作。從產業鏈完善和供應鏈安全兩個方面同時入手，對自然壟斷企業的對外依存程度分類改革。國有企業更積極發揮對外參與國際新產業競爭的戰略支撐作用和對內的準公共服務功能。推動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走向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國內市場活力不斷增加的創新發展之路。

《建議》提出：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從文字內容上看，《建議》體現了對“十三五”國資國企改革的繼承性，也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未來的五年內，對國資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未來5年內用一句話概括：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成為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主力軍。發揮戰略支撐作用，不斷迎接外部環境的挑戰，打造高端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創新的新國有企業。

　新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外部環境的變化

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根本原因是企業本身是經濟社會環境的產物。外部環境的變化推動企業整體的產業發展方向變革，組織架構變革、管理模式變革與技術進步路徑調整。

具體到我國“十四五”新發展階段而言，與“十三五”期間相比，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外部環境面臨三方面明顯變化：

變化之一是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金融環境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金融總量的變化，也有結構性變化，國內外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面臨著深刻的動蕩和調整。2015年，當我國進入“十三五”期間，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是比較寬松的金融環境，而進入2020年以后，國有企業改革所面臨的國內外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有著三重不確定性：首先的不確定性是由于國際金融體系正在發生變化，風險正在積累。為了應對疫情對經濟帶來的沖擊，各主要發達國家都紛紛推出了新一輪的量化寬松政策，僅僅今年3月3日至26日，全球約40家央行共降息超過50次。美聯儲“暴力”降息150個基點，重回“零利率”并推出無限量的量化寬松，歐、日、英等央行紛紛大幅加碼寬松。國際金融體系正在逐漸地積累風險，在金融體系擴張的情況下，跟隨擴張貨幣勢必會推升資產泡沫，損害制造業長期發展基礎的投資增長。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著新一輪危機。第二個不確定性是由于在上一個五年甚至更早的時間，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推動力之一是進入國際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這種融資既包括股權融資，也包括一部分的債權融資，在我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國有企業走出海外又進入了新階段，大量的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這些海外的投融資面臨著國際金融市場規則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即國際金融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例如今年5月2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提案，名為《中國公司監督法案》，旨在加強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進行審查，包括財務審查和公司獨立性審查，目前該法案正在等待眾議院表決通過。第三個不確定性是由于十年以來我國國有企業的迅速擴張模式，主要推動力量是資產負債表式擴張，雖然這些年以來國有企業的負債率在下降，但總體的負債規模仍舊值得關注。這成為“十四五”時期開局之年，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所不得不面對的緊迫問題。

變化之二是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在發生變化，尤其是國際產業鏈布局與國際大宗商品供應鏈的可靠性這兩方面的新變化，對我國國企改革帶來了新的要求。具體而言，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變化，首先是國際貿易規則面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對于國際貿易規則采用了保護主義的態度。其次是疫情期間采用各種行政力量推動產業回歸，例如今年7月，87家日企獲日本700億日圓補貼，正式將生產線從中國轉出，日本政府公布的撤離中國的日本公司中，總共將獲得總計700億日圓(約合6.53億美元)的資金。符合條件的企業，其產品涵蓋航空零部件、汽車零部件、化肥、醫藥和紙制品生產商，其中包括夏普、Shionogi、Terumo 和 Kaneka 等知名企業。第三是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低端部分正在發生轉移, 這對于處于國際貿易支撐體系的國有企業產生了一部分的壓力。國際大宗資源能源價格的變化，對于依賴國外進口，依賴于供應鏈安全的國有企業未來的改革與發展帶來了重大的變化。例如今年4月16日，中石油集團公司召開提質增效動員推進會。中石油董事長戴厚良稱，新冠肺炎疫情和油價暴跌“兩只黑天鵝”疊加而至，對油氣市場供應端和需求端造成雙重擠壓，集團公司生產經營受到的沖擊前所未有。3月23日，中石化召開“百日攻堅創效”行動動員（視頻）大會，決定從即日起到6月30日，在全系統開展“百日攻堅創效”行動。

變化之三是后疫情時代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相融合，推動企業所面臨的產業變革、組織變革、管理變革和技術變革出現了新的趨勢。“十四五”新階段，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內部組織與創新發展路徑，提出了新的要求。后疫情時代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相融合，對企業資源組織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疫情發展，信息產業與生物產業進一步融合，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融合，或將成為“會聚技術”發展的源頭動力，進而與其他技術的融合發展帶動“涌現效應”的發生。新的技術變革，要求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企業組織形態發生變化，傳統的金字塔式的集權式的企業集團，面臨著去中心化的企業組織模式，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相融合，催生新產業，例如從美國“腦科學計劃”“國家微生物組計劃”“人類細胞圖譜計劃”等的資助項目可以看出，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還將促進?3D?細胞打印、人機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的發展，并由此帶動系統科學和系統工程的發展，推動農業、工業、健康、環境、交通等領域的新布局。

從技術和組織兩個角度出發，推動著各主要工業化國家走向工業4.0的發展道路，這對于我國國有企業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階段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三重動力

有壓力就有動力，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推動力，來自于三個方面：金融環境的變化，國際產業分工變化和新產業資源體系組織的變化。

首先金融環境的變化是推動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的動力。從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來看，尤其是后發工業化國家，大型企業的發展得力于國際金融環境的有利變化，當外部金融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時候，往往超大的企業集團過高的債務會成為企業發展的定時炸彈。一旦債務問題解決不適當，就會導致企業在瞬間死亡。在過去的十年期間，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取得了快速的增長，這種增長主要來源是于資產負債表的擴張模式，我國國有企業在總戶數減少的背景下，資產總額10年之內增加了4倍。從財務特點來總結是非常典型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式增長：即通過大規模的投資和大規模的融資帶動企業規模的增長，而不是簡單的依靠企業內部的凈利潤的積累而實現的資產規模的迅速增加。在1998年之后，我國國有企業這個概念出現以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表擴張式增長是空前的。這種模式下在當年的金融環境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隨著2020年的到來，高杠桿的擴張環境顯然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尤其是對于在境外進行大規模投資和融資的國有企業而言，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強要加強國有資本的投資管理工作。對于主要面向國內市場和國內貿易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國有企業而言，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創新發展的新階段，不斷降低杠桿率也成為當務之急，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通過混改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國有企業的負債率，成為可行選擇之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升資本的使用效率，是不斷化解國有企業所面臨的金融風險的重要抓手和手段。

其次是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是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的推動力。隨著后疫情時代，各國政府所推出來的產業振興計劃和產業回歸計劃，國際產業分工將面臨著新的變化，勢必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我國經濟也逐漸要從投資拉動型向創新發展型推進，企業的發展模式逐漸從資源投入型轉變為效率引領型，也就是經濟學家所常說的要通過創新來帶動企業發展與產業結構轉型，推動經濟增長。同理，伴隨企業從小到大發展過程中，財務模式的變化和有效創新的推進，企業的財務目標也不斷演進：從最初的追逐銷售最大化、到追逐區域市場利潤最大化，最后是實現全球市場價值最大化。未來五年國企改革首先要落實國有企業三年行動計劃，發揮國有企業戰略支撐作用的強大推動力，具體而言，國有企業的發展路徑，從業務層次上來看，要從規模發展的路徑走向范圍經濟發展的路徑，逐漸推動國有企業在高端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之間的融合發展，不斷催生新的產業和新的業態，提高生產要素和企業資源的使用效率，從成本與利潤推動的規模擴張型走向價值創造的效益創新型發展。

后疫情時代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融合催生新產業，是推動我國國企轉型升級，改進資源組織模式，走向現代企業制度的強大動力。就我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而言，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工業化發展奠定了雄厚的資源基礎，這主要體現在能源行業、交通行業和信息領域，通過大量的資源投入和其集團公司的興建，我國國有企業支撐了我國的產業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建成了全產業門類體系的國家，2017 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到27%，相當于美、德、日三國的總和。500 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 200 多種產量居世界首位，生產了全球超過 50% 的鋼鐵、水泥、電解鋁，60% 的家電，70% 的化纖、手機和計算機。就企業資源組織模式而言，我國國有企業基本上完成了工業2.0，也補齊了工業3.0的發展短板，隨著2020年后疫情時代的到來，在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相結合催生新產業的新的產業發展環境下，我國的國有企業應該發揮主力軍作用，迎頭趕上，加大產學研用融合，不斷轉變企業資源組織方式。改革企業資源的粗放化投入轉變為精細化投入，從新產業的角度統籌規劃新的組織形態，尤其是加強集團公司的信息披露，在區塊鏈技術的支撐下，進一步提升其企業資源的使用效率，推動我國國有企業在工業4.0的發展路徑上取得相應的競爭優勢，在工業4.0的基礎上取得新的競爭優勢，在新一輪的國際產業競爭中占領制高點。

　未來五年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徑選擇

未來五年影響國有企業的改革路徑關鍵因素有三個，外部環境發展的變化，我國國有企業自身的資源情況以及未來產業發展的變化。按照重要性而言，改革路徑的選擇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依次展開：

首先解決當前最緊迫的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尤其是金融體系變化帶來的風險。由于國有企業負債以國內長期負債為主，以時間換空間，化解國有企業由于國內外金融環境的變化而帶來的影響，方法之一是不斷地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改革企業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提升國有企業的自身效率，通過效率提升化解風險，例如從近20年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來看，類似格力電器這樣的國有企業最佳的模式就是通過混合所有制實現由國有企業向公眾公司的轉變，由地方政府控制向企業家的角色轉變。尤其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公眾公司無論是對于投資者還是地方政府而言都更具公平性，產權的歸產權，市場的歸市場。而企業家群體，尤其是經過近30年國內外市場考驗的企業家群體，是我國經濟從要素拉動型到創新引領型轉變的基礎資源。國有企業的具體的考核目標也要根據國有企業改革的新發展階段，在原有國有企業保值增值，做大做強，負債管理的基礎上，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分類指導，在成本管理，利潤構成與價值創造三個方面，定性定量相結合，完善的動態的國有企業評估考核體系，既著眼于短期的急迫問題，也能著眼于長期的發展問題，為國有企業改革奠定良好的微觀基礎指標考核基礎，尤其是要加強國有企業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基礎作用，加強信息披露的及時性與有效性，急需加強國有企業管理會計基礎工作，采用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利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國有企業運營、投資與融資信息基礎工作，改變以往國有企業改革中重技術輕管理的不良傾向。

其次是從產業鏈完善和供應鏈安全兩個方面同時入手，保障國有企業的戰略支撐作用的發揮。從供應鏈入手，加強國有企業在我國大宗商品能源資源方面的支撐作用，例如2018年，我國的石油表觀需求量首次突破6億噸，同時對外依存度逼近70%。石油資源事關國家能源安全和產業安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尤其是我國的能源進口和糧食儲備管理方面，更應該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力軍作用，保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供應鏈安全問題，需要采取更加主動積極的改革，例如解決由于石油價格巨幅波動而引發的系統性產業、貿易和金融“三重門”風險，首先應在保障石油基本供應的基礎上，通過財政改革推動國內貿易帶動產業增長，同時認真去杠桿，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降低基礎能源價格，激活工業發展的動力，把石油價格變化帶來的不利因素，變為促進行業、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繼續強化國有企業在我國基礎產業中的安全與效率，這些基礎產業包括能源產業，尤其是電力鐵路和信息產業的安全實行管網分離，深化自然壟斷國有企業的改革，尤其是在電力、石油石化和交通領域。思路之一是根據這些產業的對外依存程度分類改革，對外依存度高的產業可以選擇從終端開始先易后難，對外依存度較低的產業從產業組織方面來看，應該改進產業組織結構，先難后易進行。不斷地提升國有企業的運營效率。

第三是瞄準新產業，有針對性地布局國有企業在未來新的國際產業競爭中的地位。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發展，是提升國有企業在未來國際產業發展中的競爭力。以生物工程和信息技術相融合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若隱若現。工業4.0已經從理論設想變成了一種現實的圖景，國有企業應該利用后疫情時代國際產業分工發生的新變化，從企業發展戰略產業，資源組織，企業組織形態與技術研發4個方面入手，不斷推動國有企業，尤其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充分跟蹤后疫情時代，國際產業新產業發展的前沿，尤其是在生物工程和信息技術方面補齊我國國有企業發展的短板，推動信息技術與生物技術相融合以促進企業實現從3.0向4.0的發展目標。例如我國的汽車產業以國有企業為主力軍，未來的改革發展取向可以參考日本汽車企業的發展模式：把汽車產業打造成促進實現所有人都能自由愉快出行的移動社會，超越了以往汽車的概念，可向顧客提供包含服務在內的全新價值，為實現未來移動社會而邁出重大一步。

就我國整體的產業發展格局而言，參與國際新產業競爭，當前國有企業應更多地發揮對外競爭的戰略支撐作用和對內的準公共服務功能。未來五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中著眼于國際產業的新變化，充分利用國有企業在資源管理和組織方面的優勢，推動國有企業在新產業的發展中發揮基礎的戰略支撐作用，并且在適當的時候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把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在國內成為孵化新產業新業態的平臺，與十年前我國的三大移動運營公司在推動我國電商的發展方面起到的作用類似，吸取以前的經驗與教訓，發揮國內市場的各種市場主體的活力，不斷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走創新發展的道路，推動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走向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國內市場活力不斷增加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