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為了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入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們應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新基建，打造國內經濟循環大市場，提升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質量增長。

關鍵詞:“兩個大局” 雙循環戰略 區域經濟協調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了歷史性交匯，內部發展和外部變化疊加，在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黨中央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兩個大局”是“雙循環”戰略的立足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系統謀劃，其中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戰略是黨中央在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的背景下，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而“兩個大局”是其確立的立足點和根本取向。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改善人民的福利水平，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些需要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逐步實現。因此，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立足大國國情和十四億人口生產發展、美好生活需求的實際，突出經濟發展“以我為主”的基調，以國內循環為主體，擴大內需、提振消費，以國內大市場循環促進國際經濟大循環，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于我們來說更多意味著機遇。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提高到2019年突破10000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接近1.1萬美元。在2018年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40年來，我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4億人，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其示范效應也帶動了東方亞洲國家和世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全球要素配置明顯向東方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流動集聚，這對中國和亞洲是機遇，也是中國與亞洲貢獻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責任。

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給各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帶來嚴重沖擊，這種突發的疫情沖擊對我國發展和全球發展來說都是重大和嚴峻的挑戰。環境越是復雜，越要以更堅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開放不斷推向深入。我們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進全球化以一種嶄新的、更加公平的秩序前行。其中，中國企業結合“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是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實質性行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全球化，讓更多國家公平享有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與紅利，是實現世界經濟更可持續增長的美好愿景的重要舉措。

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大大提升了國家在全球經濟體中的地位，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也越來越大，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名副其實的“大功率發動機”。中國的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帶來的與世界的互動，同時我們的發展道路與脫貧經驗又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好的示范效應。中國如今有能力給世界百年變局中躑躅不前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推動全球經濟繼續向著分工、合作、共贏與公平發展的方向前進。

把握“兩個大局”的實質是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發展，并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循環，強化自主創新并貢獻服務于世界經濟增長。近日，李克強總理在聽取《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實施情況第三方評估匯報時，要求進一步打通落實堵點提升營商環境法治化水平。這是在“兩個大局”下更好地解放生產力、更好地深化改革加大開放，為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營商環境。

胸懷“兩個大局”推動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雙循環”戰略拓寬了中國經濟成長空間，為中國經濟注入了增長動力，突出了經濟發展以國內市場為主，契合了我國幅員遼闊、各經濟要素布局回旋空間大的實際，是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前所未有的機遇。

以2018年、2019年為例，經過國民經濟統計核算調整的全國各省份GDP數據顯示，中西部地區的貴州、云南、江西、四川、湖北、安徽等地的GDP增速居于前列，這是中國東西部經濟趨于協調均衡發展的重要信號。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沖擊之下，2020年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區GDP增速依然領跑全國，遠超東部沿海的GDP增速。

與中國東西差距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下趨于緩和不同的是，中國南北經濟差距在逐步拉大。2020年江蘇、浙江、山東3省的百強縣席位共計減少7席，其中山東一省凈減少10席，浙江增加了3席、數目位居第一，江蘇百強縣席位持平。這從側面反映了東部沿海的北部經濟大省山東與南部經濟大省江蘇、浙江的經濟差距在擴大。中國南方省份經濟增速整體上愈加快于北方省份，2019年經濟總量GDP突破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的17個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城市GDP過萬億元的僅有北京、天津、青島、鄭州四個。中國南北經濟差距更為明顯和嚴峻，“十二五”時期末，青島被擠出了中國城市GDP十強之列；“十三五”時期以來，天津在中國城市GDP十強排名中也不斷下滑，剛公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GDP，天津創下增長新低，直接跌出中國城市GDP十強。與發展緩慢的北方經濟相比，作為中部崛起龍頭城市的武漢扛住疫情重擊，保住了2020年中國城市GDP十強的名次，而南京則首次闖入中國城市GDP十強。這種南北經濟發展喜憂參半的形勢，需要我們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上下足功夫。

曾經傲視群雄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因為上世紀對80年代鄉鎮工業發展和90年代中國城市經濟改革大局把握不夠，導致其面對中國加入WTO后外貿大發展的黃金時期躊躇不前，再加上東北與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以后國家擴大內需發展消費的良機失之交臂，對改革開放大勢難以適從，終致東北由“共和國長子”不斷被反超。雖然國家早在摹畫東北振興戰略并付諸實施，但局面沒有得到徹底扭轉。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打造國內經濟大循環被擺到了突出位置，內需和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和基本共識。新發展階段要重視國家經濟安全，包括能源消費安全、糧食消費安全、現代效率農業發展、北極航線等新經濟通道生命線的開辟，等等。落實這些經濟保障措施，給東北區域經濟發展和北方城市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新的機遇。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是東北以及北方城市啟動消費、出口和擴大投資的重大區域戰略契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使得東北振興可期，一旦老工業基地樹立起市場經濟的競爭意識，抓住契機乘勢而上，激發起新的活力，勢將扭轉中國南北經濟懸殊的差距，推動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更上臺階。

數字經濟是中國實現更加開放發展的新動能

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東部沿海一帶的市場化、民營化其實就是開放發展。近年來，廣東、浙江和江蘇等發展較好的省份嫁接并發展了數字經濟，促進了經濟規模、質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以浙江為例，浙江的專業市場及其向全國和海外的拓展，極大提升了浙江的經濟開放度；義烏商品城輻射全球市場，帶動了產業集聚和產業集群生產能力進入區際和國際開放，這是浙江經濟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創新之本。

隨著市場化、民營化在全國的推開和普適化，浙江專業市場建設模式在全國及海外遍地開花，使得浙江在全國市場先行的制度優勢及紅利日漸式微。但浙江市場創新又走出了新的內涵，如今浙江引領數字經濟潮流，數字賦能產業升級和實現市場更大開放。數字經濟不只是限于新技術、新服務改造傳統及新興產業，其本身也是新產業、新業態，代表著更大開放、更快速和更包容性發展。

數字技術與服務本身造就了一些先進實體制造業發展，諸如VR技術及產品、智能手機、健康可穿戴設備、AI技術、數字醫療等等。數字技術與服務，通過云計算，讓更多的市場主體與客戶可以參與數字經濟平臺，享有數字經濟平臺帶來的服務便捷高效，克服地方空間與距離的阻隔，為更多的生產者、消費者進入供給與需求的市場均衡創造條件，實現更大開放和更加包容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數字經濟平臺、云金融服務等可以為小微企業和弱勢企業或個人帶來成長和發展機會，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有望借助數字經濟平臺實現自身發展和價值。借助數字經濟可以實現產業扶貧和精準轉移支付，特別是數字賦能產業與服務，可以有助于貧困地區實現脫貧后的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

數字經濟可以讓創新創業成為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常態。數字經濟可以支持大企業去邊遠地區進行產業幫扶、教育幫扶和發展幫扶；個體經濟主體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生產者可以借助電商平臺或者自身的APP直接營銷農副產品和小商品；欠發達地區和邊遠地區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和數字服務，特別是借助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融入國內國際經濟循環，實現發展的彎道超車。

如今，數字投資、數字招商、數字治理、數字政務的高效率精準化變革，都已經成為常態，極大地提升了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效能。我們必須清醒看到，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畢竟是新生事物，出現一些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數字經濟中也會出現虛擬、不真實、錯誤甚至是惡意欺詐現象。數字技術與服務平臺出現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更是數字經濟發展中比較頻繁的現象，政府與社會、企業和民眾對此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并引以為戒，加以防范。當然，這些都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既需要以數字經濟自身更成熟的發展來解決，也需要對數字資源及數字技術本身加以法律規范來保障，數字經濟促進經濟結構優化融合能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更好地服務于投資、招商、扶貧、基礎公共服務均等化供給，支持中國區域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新型城鎮化+新基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把握“兩個大局”實現中國經濟更加協調、開放、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戰略抉擇。加快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地區與領域的建設，讓這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區在國內經濟大循環中得到充分的成長，使其成為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互動的重要主體，這是新發展階段我國區域協調均衡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和重要戰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新基建的結合，是把握“兩個大局”，推進區域經濟更加協調開放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抓手。

我國城鄉和地區差異較大，邊遠落后地區、交通閉塞地區或者發達地區的邊緣地帶，在新發展階段需要重點關注和加大投入。應加強這些區域增長極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使其成為吸納產業與人口集聚的區域空間載體，讓其在自身不斷壯大中輻射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成為區域經濟新型增長極點。依照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我們國家有些生態保護地、歷史文化保護區屬于限制開發、禁止開發或保護性開發地區，這些地區如何改變其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這又涉及到國家不同地區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需要公共財政重點支持和科學投入來實現。

新型城鎮化建設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最有效抓手。市政、環保、交通、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設施的漸次投入和建成，可以極大地保證公共財政功能目標的實現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可以實現產業、人口、資源和資金的集聚，有利于產業集群的發展和服務經濟的成長。

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國家計劃投資50萬億用于新基建投資，這一政策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新基建結合新型城鎮化建設，可以推進消費升級，培育新產業、激發經濟新動能，特別是推動以5G、大數據、人工智能、城市大腦、工業互聯網、新能源和量子通訊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發展。通過數字賦能傳統產業和傳統服務業，幫助新型城鎮化的產業、人口、資源和要素實現高效、高質量集聚，實現區域經濟的數字化改造、集群化發展、服務化轉型和開放化提升。

隨著新型城鎮化地區成長為新的高質量發展的城市區域經濟體，這些高質量的城市經濟體可以有效滿足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新型城鎮化可以擴大外貿、外資、交通與物流的發展，推動中國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和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良性互動。新型城鎮化結合數字化，這是把握“兩個大局”，實現中國經濟更加協調開放發展的戰略取向，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續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賦能的重要途徑。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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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賀勝蘭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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