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科技是推動世界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本文從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調整、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三個方面分析有可能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的九項重大風險。應對這些風險，要充分重視塑造和改變大國力量對比的工業化和科技創新因素，凝練大變局中作為非西方崛起大國的國家創新戰略，以及加強風險主動防護，構建科技風險的防范網絡。

關鍵詞:大變局 科技風險 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面臨的環境、任務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復雜程度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要“處理好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有效防范和應對可能影響現代化進程的系統性風險”。科技是推動大變局格局變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風險是確保經濟社會長期持續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

未來一段時期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的重大風險分析

“十四五”時期及未來一段時期，是建設科技強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大國權力轉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危機等多重因素疊加和交匯，各類不確定性和挑戰增多，風險陡增，并有可能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新拐點的到來。本文研究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內科技發展重大風險主要來源于以下三個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調整、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帶來重大風險

風險1：科學研究范式面臨重大變革，科學組織模式發生系統性改變，使得我國的原創性成果不足，進而可能面臨科技發展被西方國家再次拉大距離的風險。大數據時代，科學研究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學科領域交叉跨界滲透發展態勢更加明顯，科學研究范式面臨重大變革。目前我國大學研究機構多以學科為單位，分科而治的科研組織模式已不能更好適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需求，難以形成高質量的跨學科研究組織和平臺。同時，這也是導致我國原創性研究成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風險2：多個重點領域出現技術群體躍進和顛覆性突破，或將對原有技術路線產生“歸零效應”，由于研發儲備和基礎能力相對薄弱，我們有可能抓不住其中發展機遇的風險。當前，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具備帶動關鍵技術交叉融合、群體躍進的潛力，許多重點領域的科技瓶頸有可能實現重大突破，從而引起重大技術路線調整和重點產業重構。其中，影響我國科技發展的最大挑戰是我國科技儲備和研發能力相對不足，有可能抓不住顛覆性技術發展的新機會。

風險3：我國的技術知識體系和產業知識體系不牢固，尤其是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一旦知識源頭被切斷，可能出現“有市場而無技術”的風險。由于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使得我國知識交流的渠道，以及過去主要依賴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路徑受到阻礙。長期以來我國基礎研究相對落后，技術知識體系和產業知識體系基礎不牢，使得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習近平總書記曾比喻：“那就好比在別人的墻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

風險4：新科技創新引發的倫理問題、法律問題將進入高發期，帶來科技倫理監管和科技治理體系的新挑戰和新風險。隨著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領域科技創新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深度介入到人類的生產生活之中，使得收入分配和社會公平、就業總量和形態等面臨巨大沖擊。眾多新領域技術創新在有限的時空內，集中釋放負面效應，給人類認識和防范風險、消弭沖突的時間越來越短。新科技創新引發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可能進入凸顯期，由此引發的倫理問題、法律問題也可能進入一個高發期。

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調整給我國科技發展帶來重大風險

風險5：全球經濟周期與政治周期交匯往往伴隨著重大風險的孕育和發生。經濟學與國際政治中都有“周期”的概念，創新驅動的康波（指康迪拉季耶夫周期，周期一般是50-60年）與世界政治體系變遷的長波（指霸權周期，周期一般是100-120年）有一定的因果邏輯[1]。康波周期與霸權周期的交匯往往伴隨著重大風險的孕育和發生。

如圖1，從世界經濟長周期的演進來看，過渡期是關鍵歷史節點。所謂過渡期是指A階段與B階段的過渡期以及兩個長周期之間的交替期。例如1940-1945年（二戰）、1986-1991年（冷戰結束）、2001-2008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和美國次貸危機），未來則可能是2025-2030年，2050-2055年，過渡期極易發生戰爭、地緣政治沖突等[2]。當前全球正處于二戰以來國際規則的重要重構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的風險加劇，多層次多領域多主體風險混合交織，總體安全形勢迅速變化。許多百年前的全球政治經濟風險因素正在重現，如經濟民族主義、政治極化、貧富分化、國際政治沖突等。

風險6：西方技術霸權使得我國科技和產業發展可能陷入“低端鎖定”的風險。主要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從市場主導的技術競爭向國家控制的技術霸權徹底轉向[3]，某種程度上已明顯上升為國家意志。技術霸權已內化為一種政治文化習慣、政治規范與戰略政策指引，并且是由多部門聯動發起的全政府戰略。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會利用市場優勢和先進技術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實行阻截，還會通過其壟斷地位建立不對稱的價值鏈治理方式，這些大大增加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層面“彎道超車”的難度。

風險7：科技已成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焦點和核心，美國對我國科技進步進行全方位遏制和加速脫鉤帶來的風險。美國特朗普政府把遏制中國科技進步作為維護美國霸權的核心戰略。美國集合自身及其盟友的經濟、技術、文化甚至軍事等多方面力量對中國科技創新進行全方位遏制，不惜采取政治打壓、經濟制裁、科技封鎖、人員管制等一系列極端手段加速與中國脫鉤。

重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給我國科技發展帶來的重大風險

風險8：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價值鏈重組，我國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產業鏈、創新鏈面臨被動調整的風險。疫情將從生產資料供應、資本供給和最終消費市場三個方面對全球供應鏈產生極大的沖擊[4]，有可能引發全球供應鏈及全球市場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全球價值鏈的重組預期增強。我國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產業將面臨沖擊。不僅高技術產品，我國一些中低技術密集行業的出口也會受到一定沖擊。

風險9：后疫情時代伴隨全球經濟衰退的“創新退潮”，國際經濟和科技創新合作面臨重大挑戰。全球化已經進入“下半場”，逆全球化的力量與推進全球化的力量開始進入新的博弈期，中國面臨的系統性風險正在顯著上升。疫情危機有可能導致全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世界秩序加速重構，使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世界可能將進入一個“新戰國時代”，國家間競爭、防范、警惕的戰線將會持續加寬和拉長[5]。國際經濟、科技合作和競爭局面將會發生更加深刻的變化，我國在更高水平上開展國際經濟和科技創新合作面臨重大挑戰。

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風險的思路與對策建議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深刻和嚴峻的局勢變化，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把握大趨勢、洞悉大問題、凝練大戰略，把科技安全和科技重大風險防范化解置于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位置，準確認識和把握國際國內形勢快速變化的階段性特征，以創新引領發展，將壓力轉化為激勵體制機制創新的動力，在趨避沖突和風險中實現復興，在大國博弈中實現復興。

首先，充分重視工業革命以來近三百年世界歷史中，塑造和改變大國力量對比及國際格局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工業化和科技創新因素[2]。一是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科技創新邁向歷史新高度，這是中國在大變局背景下有效延續大國崛起歷史進程的關鍵要素。二是需要推動教育體制系統升級，尤其基本形成與經濟轉型升級相適應的教育結構，以創新為重點深化教育改革，這也是新時期科技競爭的關鍵。三是要抓住當前重大發展機遇，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考慮到2025-2030年后，全球有可能迎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階段，中國需要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形成創新同盟，共同迎接下一次工業革命。[2]

其次，從工業革命、國際政治經濟的世紀性規律和宏觀理論出發，思考大變局中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崛起大國的國家創新戰略問題。一是中國的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風險期則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戰略機遇期，要從中華民族百年巨變的發展歷程中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以創新的精神全面推動中國科技創新理論與實踐的新歷程。二是我們要保持大國崛起的戰略態勢，要有合理、有效、可持續的戰略選擇。例如，針對美國拉攏盟友對華進行科技遏制和封鎖，要利用美國聯盟體系與中國伙伴網絡的交疊互動，以創新伙伴、創新共同體來擴大我們的伙伴關系和“朋友圈”。

第三，積極推進應對科技重大風險的工作部署，未雨綢繆，加強風險主動防護，構建科技風險的防范網絡。一是以完善優化體系和增強能力為核心，加強科技創新的戰略性部署，系統布局“補短板”和“揚長板”重點方向和路徑，打破路徑依賴，“聚焦長板補短板”，實現自主創新。在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多措并舉，主動加強戰略謀劃與應對。二是建立重大科技風險應急處理機制和預案。形成平戰結合的順暢的快速響應機制，建立健全應急科研攻關機制，提升戰略儲備能力和多部門協同能力。三是建立健全科技風險評估預警和監測體系。加強戰略預警的研究和部署，建立統一高效的科技安全風險報告機制、情報共享機制、研判處置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完善關鍵科技領域安全預警和科技攻關的銜接機制，針對我國技術研發和技術進出口，在評估的基礎上建立風險分級和預警機制。

【本文作者分別為丁明磊，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 革，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綜合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注釋

[1]邵宇、陳達飛：《康波、世界體系與創新范式:中國如何引爆新一輪產業革命》，《新財富》，2019年第12期，第84-88頁。

[2]秦亞青、宋德星、張燕生等：《專家筆談：大變局中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展望》，2020年第1期，第1-26頁和第153-154頁。

[3]蔡翠紅：《大變局時代的技術霸權與“超級權力”悖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4期，第17-31頁。

[4]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課題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分析》，上海高級金融學院，2020年3月18日更新，

http://www.cafr.cn/Contents/images/Research/20200308074554.pdf。

[5]朱鋒：《新冠肺炎疫情會如何改變世界？》，《決策與信息》，2020年第12期，第7-9頁。

責編：蔡圣楠 / 賀勝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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