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作者：馮 鉞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當地的許多家庭經歷了外人難以想象的艱難、痛苦。為了防控疫情，來自全國各地的支援隊伍和武漢人民一起作出了大量犧牲和奉獻。疫情讓我們重新深入思考歷史和發展的許多問題。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在前進的過程中都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磨難、災難、困難等總會在某個意料之外的時候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將其防控住，正得益于愈挫愈勇、團結奉獻的奮斗精神。

信心和決心是戰勝磨難的基礎

從近代歷史看，清末數十年間，中華民族遇到了一系列空前重大危機，外有洋夷入侵，兇狡無比，虎視眈眈，實為數千年未遇之強敵；清廷上下貪腐橫行，災荒遍地，餓殍千里，萬馬齊喑。中華民族在這樣的內憂外患面前，一時之間似乎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然而，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被壓垮過，只會愈挫愈勇、向勝利進發。從那時起，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拋頭顱、灑熱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設起富強的國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過去也有很多總結。從國家角度來說，在大危機下能夠轉危為安，化壓力為動力，通常離不開堅強的信心和決心、堅定的行動能力和居安思危的預見能力。三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戰勝艱難險阻的重要經驗。

信心、決心是一個民族內在決勝的力量。艱難險阻有時會顯得很強大，甚至難于克服，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心和決心，很容易在困難面前打退堂鼓，或望風而逃，未戰先敗。但僅僅有信心、決心還遠遠不夠，在中國歷史上有信心、決心的人和組織并不少，但能夠采取堅決行動并成功的很少。因此，還需要具備強有力的行動能力。強有力的行動能力不會自動生成，而是來自強有力的組織。如果缺少了這樣的組織，再多的信心、決心也不過是空談。在這次疫情防控中，這兩點體現得特別明顯，當經過最初的短暫慌亂后，國家迅速作出決策和行動，極其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的進一步擴散。這需要能將壓力化為動力、危險化為機會的勇氣和智慧。

大災、大敵當前，一些人可能會不由自主地慌亂，也有可能被敵人的強大勢力嚇怕、壓垮，還有可能因災難的慘痛而失去勇氣。然而，越是這種時候就更應積極組織起來進行斗爭，而不是被痛苦擊倒，哀怨徘徊。同時，我們應依靠集體的力量協手合作、與災難抗爭，而不是退縮不前。因為如果我們退縮了，可能會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陷入困境、災難。

制度是戰勝磨難的保障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個人頭上，都是一座大山。全國上下一心，團結協作、努力奮斗，為的就是不讓這樣的灰塵落到更多人的頭上。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和中國制度的優勢所在。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這樣的制度，又可能導致什么樣的局面？如果是別樣的制度是否能擋住這大山似的災難落到更多人的頭上？

中華民族在前進的道路上要應對各種復雜局面和發展困境，而應對能力不會憑空產生、繁榮發展也不會憑空到來，需要堅強的黨的引領和可靠的制度保障。在這次的抗疫斗爭中，黨中央一聲令下，全國一致行動，就是因為黨在人民群眾中有威信。要領導就必須有威信，沒有威信的組織或領導很難發揮作用。威信從哪里來？習近平總書記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領導要有威信，沒有威信就不能真正地領導。領導的威信從哪里來？靠上級封不出來，靠權力壓不出來，靠耍小聰明騙不出來，只有全心全意、盡心竭力、堅持不懈為人民辦事，才能逐步地樹立起來。”當年的這一論斷精辟地道出了威信與為人民服務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還是從調動群眾積極性來說，都要求各級干部始終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血肉聯系。只有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黨的組織及其成員才有可能樹立威信，因為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群眾是推動國家前進的力量，是使國家民族扭轉和度過危機的力量。只有平時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了，在關鍵時刻人民才會心無旁騖跟著黨走，國家才不會是一盤散沙。孫中山當年奮斗數十年，為的是救亡圖存，但現實一次次的失敗，使他在二十世紀初感嘆，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然而，中國人在1949年之后卻神奇地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并迸發出驚人的能量，迅速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應注意到，歷史上雖然中國人民憑著堅忍不拔、志勇雙全等精神拼過了一個又一個災難，但在政治上通常脫離不了興衰往復的歷史循環“怪圈”。而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讓我們不僅團結了起來，而且還能夠跳出過去所謂的歷史循環“怪圈”。

跳出“怪圈”要有正確的路線、堅強的組織，更要有對未來的深刻洞見，這樣在遇到艱難險阻時才能有所準備和預防，才能盡量把損失減到最少。這就需要時時刻刻居安思危、吸取教訓、深思未來。即使在形勢一片大好之時，也應樹立憂患意識，牢記居安思危的道理。從國家戰略安全的角度說，居安思危要求對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作出預測、布局和防范，因此，它包含著理性智慧的因子，能夠防患于未然，比堅忍、勇氣更重要，而是否能真的發揮作用，還要看實踐對它的檢驗。

沒有“萬年太平”，只有舉一反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其他緊急情況作出預測和預防，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坐而論道易，砥礪前行難。我們在回顧過去中華民族經歷的經驗、磨難和挑戰時，要放眼未來，思考可能會出現什么樣的情況，哪些磨難是自然原因導致的，哪些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哪些是不可抗力，哪些是可以通過調整而預防的；等等。

世界并不太平，各種不確定性事件仍有可能發生，其中有些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比如，各種形態的戰爭和非常態襲擊、自然災害等均屬于不可抗力，并不完全由我們的主觀意志控制，我們只能盡最大努力予以預防和應對。有些則屬于我們可以通過調整而減小損失的情況，這些就是我們必須充分預測和預防的。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證明我們具備強大的應急能力，但同時也暴露了大城市的極端脆弱性。事實已經在提醒我們，千萬級人口的城市一旦發生比疫情更嚴重的其他緊急事件，造成的損失將不可估量。

居安思危是中國古人一再強調的，任何時期都不能因為形勢大好而放松警惕，忘記了就可能出現危險，為政者更要時刻以戰戰兢兢、夙夜在公的心態和行動推動工作。疫情是對我們的一次猛擊和提醒，我們能不能從這次疫情中舉一反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其他更嚴重的緊急情況作出預測和預防，而不是僅僅只就疫情談未來疫情的預測和預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了解歷史上中華民族在面臨危機、戰勝磨難時的“法寶”很重要，也非常必要，但如果只是了解這些歷史和“法寶”，卻不能將之運用到當前和未來實踐中去的話，那依舊是紙上談兵。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對防范化解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等領域的重大風險提出系列要求，并強調我們黨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這就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黨員干部要站位高，有思想，有前瞻，有先手，有高招。領導干部更要把準方向、掌控大局，起到引領和導向的作用，這就要求領導干部思想具有前瞻性，能預見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不是跟著感覺走、人云亦云，那樣就不是合格的領導。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過去的很多政策和規劃是在“萬年太平”的理想假設條件下推出的，難以對重大不可抗力的緊急事件做到充分預測、預防。然而這世上從未有“萬年太平”的事，如果發生重大不可抗力緊急事件，千萬級人口的城市一旦變成孤島，內外斷絕，那種損失則遠非今日可比。疫情雖然影響很大，損失也很大，但整個體系的應急、救援、交通等渠道都是暢通的。若其他更嚴重事件導致交通中斷，水、電、糧等基本能源和物資供應中斷，且短期內無法恢復，又會造成什么樣的損失？當這樣的緊急事件發生時，則遠非應急能力所能解決的了。這是當務之急我們需要深思和解決的問題。

厘清本末，在加強應急能力建設的同時，反思經濟發展、城市化、鄉村振興的思路和政策

分清本末對國家戰略安全十分重要。應急是在損害已經出現、損失已經造成的情況下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為的是制止事態惡化，避免造成更大損失。應急如同戰爭，應按《孫子兵法》之原則遂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當人口過度集中時，任何優秀的應急能力所能做的只是亡羊補牢，用更多的資源、技術、人力向里“填”以避免更多損失。

當前，在加強應急能力建設的同時，更應從“本”上進行重大調整，否則以“末”無法救“本”。應急能力建設是為了盡量不發生需要大規模應急的情況，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把工作做在前面，從基礎層面減少給應急造成的困難。這個基礎層面就是反思經濟發展、城市化、鄉村振興的思路和政策。和平條件下，一切都顯得那么美好，然而危機一來，問題便暴露出來。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瀏覽一下現代世界經濟發展史，就可以發現，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都受到大量農民涌入都市的困擾。……我們中國不能走這樣的道路。我認為在現階段至今后的一個較長時期，要讓城市全部消化農村富余勞動力是不現實的，也是有害的。” 習近平總書記確實高瞻遠矚，早就預見了人口過度集中的盲目城市化的“有害性”。同時，他還提出了避免城市化通病的解決辦法，“從空間說，提倡就地消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如果按照這個方式推進城市化，我們應該可以避免大城市病和可能發生的緊急事件。武漢作為千萬級人口城市發生疫情帶給我們的反思是深刻的，過去鼓勵人口和資源向城市、大城市集中的理念和政策，很容易導致“一城影響一國”現象，從而置國家于危險境地，而數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和平繁榮暫時掩蓋了可能出現的危機，讓人們放松了警惕，以為“萬年太平”理所當然。但如果多地同時發生更嚴重的危機或大型自然災害，無論多優秀的應急能力恐怕都將難以應對。

國家承平日久，更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因為一旦變亂突起，勢將處于被動，歷史上已發生過多次值得警醒的事件。英國社會學教授羅伯特·丁沃爾（Robert Dingwall）曾撰文稱，“人類很不善于處理偶發概念，我們的生活越來越有秩序和規律，想當然地認為穩定是理所當然的，以為明天和今天大同小異”。今天的我們在和平環境中生活久了，或許對過去那些災難和近代歷史上曾經屈辱的日子漸漸淡忘，我們一些人沒有意識到和平與繁榮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古今中外的歷史反復警示我們，凡是安于現狀，沉湎于和平的國家必然遭遇深刻危機。和平從來都不會自動到來。

失去了信心、決心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國家，而沒有強有力的政黨的領導和制度的保護，和平和財富隨時都可能遠離我們；忘記了居安思危的道理，已有的成果同樣可能化為烏有。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確取得了驚人的輝煌成就，從每一個輝煌成就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屬于過去了。寶貴的和平值得珍視，但應避免和平思維的泛濫。在這次疫情中，奉獻、團結、堅忍等精神迸發出驚人的力量。疫情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思考未來，而不能只回味過去的成就和輝煌。

如果我們總結了許多經驗，提煉和認清了許多原則和道理，但卻不探討具體問題，也不將之運用到實際，那又如何避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用歷史經驗看未來，提早作出戰略布局，這才是我們今天思考和總結歷史經驗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