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印度的外交體現出了強烈的權勢政治色彩。這種色彩既有其歷史的邏輯，又有現實的根據。就歷史而言，經久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一直在印度激蕩，并被現當代的印度領袖們所闡釋和演繹，與時俱進地用以指導其對外戰略行為；就現實來說，印度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隨著其實現“有聲有色的大國”夢想的能力和意愿日益提升，其強勢外交的傳統終于有了堅實的力量基礎。結果，大國權勢和安全利益共求，便成為了當今印度對外戰略的一條主線。歷史地看，盡管印度政府不斷更替，其外交范式推陳出新，其戰略視野漸次擴大，但這條主線始終未變。換言之，在印度外交決策者中，一個廣泛的共識是：首先，基于“有聲有色的大國”這一國際政治宿命，始終不懈地致力于將印度建成“領導性大國”（a leading power），并據此塑造于己有利的戰略環境；其次，印度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國地位的過程中清醒地認識到，其關鍵一環在于促使南亞地區國家和域外國家、特別是大國接受印度的地區主導地位，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擁有決斷權。所以，在大國博弈和擴展中的外交兩大方面，印度表現出了特有的積極、進取和強勢。

毫無疑問，印度特質的大外交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中印關系。正因為如此，對于有著長遠重大意義的中印關系，中國不僅不能掉以輕心，還應從戰略的高度，根據新型大國關系的邏輯，確保穩定進而較大地促進中印關系向前發展。

印度外交思想傳統中的現實主義邏輯

在印度的外交思想傳統中，現實主義歷史久遠且影響深厚，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當數“曼荼羅”地緣政治概念的提出者、古印度孔雀王朝戰略家考底利耶及其經典作品《政事論》。作為印度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1]考底利耶在《政事論》中構建了一個古印度地區的國家體系模式及其運行邏輯。他聲稱，在遵循“魚的法則”（Matsya nyaya，即“大魚吃小魚”）的世界里，國王生存的唯一途徑就是成為一個擁有無上權勢的征服者，因為只有規模和權勢龐大、且國內不存在任何不穩定情形的帝國，才能遏制“大魚”或外來入侵者。為此，考底利耶設計了六條“外交法則”以供君主選擇：和平共處、戰爭、中立、進攻、聯盟、雙重政策。通過單獨或綜合運用這六種手段，就能建立強大的帝國。[2]

正如一項研究所說的，“強權欲望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源于一種富有活力的文化，這種文化表現為國家急切地要求在近鄰地區和世界擴大它的權勢、利益存在和影響力。”[3]實際上，印度歷來就不乏強權欲求。除了歷史久遠的考底利耶現實主義思想傳統外，[4]無論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還是在獨立后，印度在古代思想傳統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一整套現實主義話語邏輯。也就是說，為了獲得更大的地區權勢和影響力，印度的政治家和戰略界清晰地轉向強權政治。這方面，寇松勛爵和尼赫魯總理可謂最為人們所熟知。在英印時期，出任英屬印度總督的寇松曾指出：“很顯然，印度在現代條件下必然會成為亞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印度的中心地位、豐富的資源、眾多的人口、巨大的貿易港口、軍事力量儲備以及可以向亞洲和非洲任何地方迅速派遣軍隊的能力都是非常寶貴的資產。在西面，印度能夠對波斯和阿富汗的命運產生支配性的影響；在北面，印度能夠否決在西藏的角逐；在東北面和東面，印度能夠對中國施加重大的壓力。他是暹羅自主存在的保護者，在海上，它控制著到澳大利亞和中國海的航道。”[5]寇松的此番言論包含了以下幾層意思：首先，印度的天然稟賦必將使其成為世界大國；其次，印度不僅是陸上的中心，在印度洋也擁有優勢地位，這意味著印度對大周邊地區可產生重要影響。正是秉持著這樣的強權邏輯，英屬印度政府以維護安全為理由，在主要方向不斷地擴張。

獨立后，雖然印度在宣傳對外政策時極力抹去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影響，但“寇松主義”是個例外。[6]尼赫魯曾這樣評價寇松：“在其他幾位總督都被遺忘之后，寇松將被銘記，因為他修復了印度所有的美好之處。”[7]尼赫魯大學的拉賈·莫漢（C. Raja Mohan）教授則提出，所有夢想著一個大印度——以靜默和非正式的方式影響南亞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區——的印度人都會發現，寇松是“戰略靈感的源泉”。[8]像寇松一樣，獨立后的開國總理尼赫魯繼續鼓吹“印度中心論”。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尼赫魯對印度的權勢欲求作了最為經典的概括和演繹：“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9]也就是說，在尼赫魯的眼中，印度除了成長為世界大國外別無選擇。為此他堅信：“在將來，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而成為全世界的神經中樞。印度雖然并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在那里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10]

毫無疑問，與悠久的現實主義思想傳統相伴隨的，是印度強烈的“天定命運”意識。一位研究者指出，像其他國家一樣，當印度的精英們論說他們國家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時，他們都有同樣的、關于他們國家在亞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這一概念。“印度人，無論個體還是整體，都從絕對中心地位出發進行思考和論說……從這種中心觀出發來評估世界和全人類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優越感。”[11]一位戰略評論家指出，印度人的等級社會觀成為他們認識世界的基礎。他們相信，在一個以財富和權勢為基礎的等級制國家階梯結構中，“印度應居于世界權勢等級結構的最高層——一種婆羅門世界觀”。[12]所以，冷戰后，無論是國大黨政府領導人，還是印度人民黨政府，堅信并堅稱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在即將到來的世紀里，印度必將扮演一個偉大的角色。[13]用印度前國防部長K.C.潘特的話說，在追求大國目標問題上，“印度需要的僅僅是等待其他國家對印度大國地位的理解和認同。我們意識到，這種態度上的改變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能做到。然而，我們樂觀地認為（它們）注定要發生。”[14]

在這種思想的熏陶下，出現了一位印度學者所說的下述情形：“印度人相信，全世界應該按照他們的要求行事，特別是美國，其行為應顧及我們的利益。不僅政治家們和普通百姓這樣思考，整個知識界也這樣認為。沒有一個人問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美國為什么要按印度的要求去做？”[15]

印度的大國雄心與根本戰略訴求

為了追求世界一流大國地位，獨立后印度的政治領袖特別是尼赫魯總理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是較為成功地幫助印度樹立了“有聲有色的大國”這一印度國際政治宿命；二是通過實施不結盟政策搶占國際政治的道義高地，使印度在戰后的國際體系中獲得了遠高于自身實力所能支撐的重要地位；三是在經濟建設和國力發展上獲得了來自兩大陣營的實實在在的好處。以至于尼赫魯自豪地宣布：印度受到國際社會如此的重視，“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6]之后的印度歷屆政府，同樣把目標鎖定為“有聲有色的大國”。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成功地肢解巴基斯坦、1988年出兵斯里蘭卡卷入其內戰，無不說明印度作為地區大國的世界雄心；1998年通過核試驗獲取實際核國家地位之后，印度的大國抱負再度引起了世界的矚目；而21世紀印度實力的強勁崛起，更是使得國際社會將印度視為理所當然的大國。[17]

在追求世界大國地位問題上，印度始終認為：國際社會的現實仍然是“國家中心論”占主導地位，因而首要的根本關切仍然是主權國家利益和國際權勢影響力，這是無法回避的現實。[18]實際上，今天的印度普遍主張：印度對主要的全球性大國的政策，“必須與其自身關于其作為一個全球性角色——不管目前的困難和障礙有多大——的觀點相一致。同時，鑒于全球秩序的復雜性和區外大國對于在南亞擴展地區影響力所懷有的持久興趣，印度將不得不最優先地與這些國家就雙邊問題和全球戰略、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對話，以期達成一種共識。”[19]如前所述，印度外交的傳統風格就是強勢，這是印度追求世界大國地位的生動詮釋。在回歸印度外交政策傳統思維的過程中，今天的莫迪政府像印度人民黨瓦杰帕伊政府乃至國大黨政府一樣，遵循并演繹著考底利耶的“曼陀羅”地緣政治思想，用以追求印度的安全、利益和大國地位。[20]在大國外交中，莫迪政府始終注意以下幾點：時刻凸顯印度的大國身份和戰略自主性，強調其崛起的偉大前景和大國責任的國際意義；不忘以“最大的民主國家”定位自己，力求穩定和擴展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間的關系；著力推行經濟外交，以之助力國內經濟發展。一句話，莫迪政府通過尋求與主要大國間的戰略與利益的契合，來推動印度的復興和崛起。[21]

特別是隨著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印度領導人在大國追求問題上更加直言不諱。莫迪總理宣稱，要將印度建成“一個領導性大國”（a leading power），即成為和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應當指出，“領導性大國”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外交范式轉變。[22]用印度外交秘書蘇杰生的話說：“在更大的國際政治范疇中，印度歡迎逐漸變為現實的多極世界，也歡迎一個同樣多極的亞洲。”[23]當然，印度強調：未來的多極世界應建立在大國間穩定的平衡之上。理由很簡單：“穩定的平衡在于實現一個合作的多極化世界，因為它能滿足所有各極及整個世界的希望與利益。這才是印度致力于實現的世界。”[24]毫無疑問，在印度看來，首要的追求便是中印之間所謂的“穩定的平衡”。但印度同時也認識到，“印度的崛起不僅有賴于印度的行動，而且有賴于世界其他國家對此進展的反應，以及今后幾十年的客觀環境。”[25]

故莫迪主政印度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展現出了一系列的變化：第一個重大變化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從以往的強調政治轉為強調經濟；第二個重大變化，就是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核心是對印度有權崛起為世界大國的認可與追求；第三個重大變化是，從強調不結盟多邊外交的重要性，到鼓吹大國外交的重要性；第四個重大變化是，印度進一步拋棄其反西方（反美國）的政治動機，大肆鼓吹印美“天然盟友”關系；第五個重大變化是，認為中國對印度來說至關重要。[26]上述變化既是現實情勢使然，也是印度的崛起不可避免這一宏大戰略愿景有力牽引的結果。

與上述變化相對應的，是印度外交戰略布局的清晰與一貫。印度強調，其獲得世界大國地位首先有賴于“地區核心國家”身份的確立，表現在南亞地區就是印度堅決反對印巴均勢、極力維持印度的南亞霸權地位。其次，在亞洲區域范圍，印度基于多中心國際體系構想，主要推行對中國的均勢政策。第三，在國際體系層次上，印度注重發展與大國尤其是體系領導者美國的關系，采取搭車與制衡并用的戰略，助力印度的順利崛起。雖然印度在南亞、亞洲和國際體系三個不同層次的外交戰略區別明顯，但其根本目標追求卻是一致的。

首先，作為世界大國追求的關鍵一環，就是如何處理與南亞鄰國的關系問題。這方面，在印度的戰略思維中，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地理決定論”邏輯。[27]考底利耶的“曼荼羅”理論就假設：在“曼荼羅”體系中，征服者的直接鄰國最有可能成為其敵人（ari，真正或潛在的敵人），而緊鄰直接鄰國的國家有可能成為自己的朋友（mitra），緊接著友好國家的國家可能是一個不友好國家或敵人的友好國家（ari-mitra state），再接著便是友好國家或友好國家的友好國家（mitra-mitra state），依此類推。像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一樣，在“曼荼羅”體系中，每一國都假設其鄰國是非友好的、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國家。[28]為此，安全訴求成為了國家的頭等大事。而要確保安全，首要途徑是確保自己非常強大，成為一個優勢強權；其次是謀求和維護地區霸權，其核心是“門羅主義”外交。印度所謂“印度主義”（India Doctrine）外交政策，是一種南亞版的“門羅主義”。這一理論宣稱，整個南亞地區是一個單一的戰略實體，印度、且只能是印度才是這一戰略實體安全與穩定的保證人，在地區安全決策上擁有最大限度的獨斷權，因而在必要時它有權對四鄰小國采取干涉主義的政策。[29]所以，自尼赫魯以來，盡管各個時期理由不盡相同，但印度始終反對南亞出現“均勢”政治，以確保其地區霸權地位不被動搖。

其次，南亞以外的近鄰地區，印度雖然無法對其實施霸權控制，但是由于其對于印度國家安全的極端重要性，因而也是印度無法輕易放棄的。于是，“前進政策”便成為了印度外交的一大指南。這方面，寇松的“斜坡理論”堪稱是“前進政策”的思想基石。[30]“往遠處看”意味著將自己的戰略疆界前推至遠離自己且自然地理特征顯著的地方，如高山大河等要隘之處，這便是“前進政策”的生成邏輯。當然，除了陸地，印度也沒有忘記三面環繞著自己的印度洋。特別是在印度的經濟和發展日益依賴海外貿易和印度洋海上航運的背景下，在反思自身海洋戰略傳統的過程中，印度的精英階層產生了一種更廣闊的海洋意識。他們相信，如果印度洋不再是一個受印度“保護”的海洋，那么，印度的安全顯然極為可慮。[31]

總之，印度的強勁崛起與一以貫之的大國抱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戰略目標，它們包括：第一，確保印度的地區領導者地位，并使其他的地區國家、特別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這一地位；第二，“說服”區外主要大國對印度“地區核心國家”地位的認可；第三，在“地區核心國家”的基礎上，經略好大周邊，并抓住戰略機遇，力爭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國。

以印度為中心的大周邊擴展外交

冷戰后，在印度外交決策者中，一個廣泛的共識是：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國地位的過程中，印度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致力于使南亞地區國家和區外大國接受其南亞主導者的地位。所以，印度堅持其他南亞國家制定外交政策必須考慮到印度的利益和地位，或至少是在那些對印度來說十分重要的問題上，不要與印度發生沖突。為此，印度希望南亞其他國家在地區問題上必須自加限制，不尋求或依附于任何外部勢力。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說，印度是一個有著全球大國野心的“地區利維坦”（Local Levathen）。[32]體現在周邊外交上，就是以印度為中心，以“擴展的鄰居”為基本價值取向，[33]從南亞走向更為廣闊的“印太”舞臺。

首先，一以貫之地推行霸權治下的和平，固化南亞地區“大國—小國”關系模式。眾所周知，地理上，南亞地區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印度中心特性（Indo-centric nature）。這不僅意指地理上以印度為中心，即南亞其他國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相互之間沒有直接的領土邊界，而它們又無不與印度接壤，而且也指歷史與政治發展方面印度所占據的核心地位。南亞地緣上的印度中心特性首先決定了地區問題的雙邊性質，且惟有印度與所有這些雙邊問題有關。結果，“地區核心國家”的歷史定位使得印度在南亞地區的行為模式大致遵循了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所說的強國邏輯，即強國試圖通過強化政治和經濟關系拉近與弱國的距離，以便利用自己的權力優勢尋求更多的機會；強國表現出明顯的雙邊交往偏好，如此將使自己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強國試圖用權力強迫弱國服從自己的意愿，從而強化自身的位置。[34]這方面，印度總理莫迪就宣稱：“許多鄰國因為印度的規模和資源視其為大哥，這種地位帶來了很多責任。”[35]基于這種所謂的“責任”，2015年，印度非正式封鎖了與尼泊爾的邊境，以懲罰尼泊爾在憲法條款上沒有聽從印度的建議。[36]

其次，戰略上主動塑造，將“看”東亞升格為“東向行動”。印度戰略家莫漢認為，（印度“東向政策”）完成了與東南亞全面恢復關系的初期目標后，已轉向更為宏大的戰略方向，即與東亞大國全面結合，進而為印度邁向世界大國鋪平道路。[37]2014年8月，莫迪政府外交部長蘇詩瑪·斯瓦拉吉在首訪越南時提出，“如今不再是僅僅向東看，該是到了行動的時候了”[38]，這標志著印度“東向行動”政策的出臺。莫迪總理2015年在韓國發表演講時也聲稱：“我們的‘東向政策’一直是在‘看’東亞，我們已經看夠了，重要的是要行動”。[39]在“東向行動”政策的引導下，印度一方面深化與亞太國家的接觸，將政策覆蓋地域范圍的起點由緬甸西移至孟加拉國，并一直拓展到東北亞的蒙古；另一方面明確提出“支柱”政策概念，即將東盟的新加坡和越南定位為該政策的關鍵支柱，將韓國和東盟的泰國定位為重要支柱。[40]

三是逐漸拋開意識形態束縛，著力“西聯”大中東地區。所謂“西聯”政策，指的是印度以實際行動加強同西亞（尤其是海灣國家）在政治、經濟、安全、人文等領域的合作與聯系。進入21世紀，印度日益認識到中東地區在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性，宣稱“西亞是印度擴展的鄰居構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1]不僅如此，印度還希望借“（出臺）‘西望’政策以補助印度的東向倡議。”[42]為此，時任總理曼莫漢·辛格就多次談論“西望”政策。[43]莫迪一上臺，就提出了將印度的中東政策由前辛格政府的“西望”改為“西聯”政策，自此印度的中東政策進入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新階段。莫迪政府認為：西方與穆斯林的宗教對抗和阿以之間的民族對抗不再是中東的政治主題，而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地區主導權之爭開始壓倒該地區的傳統分歧。[44]因此，印度必須采取政治主動。如今，印度的“西聯”政策現實主義特點突出，它以伊朗、沙特、以色列為三大支點，在中東地區的三組矛盾（西方與穆斯林、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與沙特）中尋求平衡，并努力協調同西方大國的關系，以期打造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合作“四位一體”的中東新格局。

四是“北望”大中亞，逐步彰顯自己的利益存在和權勢影響。印度和大中亞地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經濟聯系。在提升與中亞五國的雙邊關系方面，莫迪政府做出了大量努力。2015年7月，莫迪出訪中亞五國，提出了對抗恐怖主義、確保能源安全兩大共同目標。目前，印度主要通過四種方式實施其“大中亞”地區政策。首先提升與中亞五國的雙邊關系，其次尋求通向大中亞地區的戰略新通道，再次是推行對阿富汗的“軟”政策，最后加快融入地區多邊進程。

五是謀求成為東部和東南非洲的安全“凈提供者”。進入21世紀以后，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強，其中包括了它在非洲大陸不斷擴大的經濟、政治和戰略影響。目前，印度的主要安全利益集中在東非和南部非洲，并致力于扮演西印度洋海上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包括打擊以索馬里為基地的海盜活動，幫助各島國在其廣闊的專屬經濟區（EEZs）維持治安等。[45]而東南非洲則是印度洋的“西墻”，不僅在安全上至關重要，也是印度發展與非洲大陸經濟聯系的切入點。于是，西南印度洋的重要島國和東南非洲環印度洋國家自然成為了印度在這一地區的關注重點。

如今，隨著綜合國力的上升，印度的目標超出了所處的南亞地區甚至超越了印度洋地區，宣稱要成為在國際體系中與其國力相稱的大國，這也意味著印度的權力勢必要向更為廣泛的“印太”地區拓展。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Atal Vajpayee）就曾公開宣稱：“現在印度在國際上的戰略前沿已經遠遠超越了南亞范疇……我們的安全環境西起波斯灣，東到馬六甲海峽，橫跨整個印度洋……甚至延伸到了東南亞，我們的戰略考量也應該延伸到這些地方。”[46]同樣地，繼任的國大黨政府總理曼莫漢·辛格也重申：“我們的戰略腳步到達了非洲之角、西亞……東南亞甚至更遠，直到印度洋的邊緣。這一現實認識告知并活躍了我們的戰略思考和防御計劃。”[47]這種“擴展的鄰居”外交確實象征著一種改變，正如印度評論家拉賈·莫汗所言：這是一種更加“大膽”的外交政策。[48]2006年印度外交部長普拉納布·慕克吉充分表述了這一點：“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著眼于擴展的圓環內的環境……起始于直接鄰國……繼續向前至……擴展的鄰居”。[49]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臺以來，繼續推廣這一概念，在確保享有南亞—印度洋地區戰略優勢的同時，不斷向亞太地區拓展，努力成為“印太”地區甚至世界性的主要戰略棋手之一。

21世紀前期，印度崛起幾乎勢所必然。這對世界和中國來說，其首要意義是鄧小平早在1988年年底就談到的一個道理。當時他對訪華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說：“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他還強調指出：“中印兩國如果發展起來了，那就可以說我們對人類做出了貢獻。也正是在這個偉大目標下，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改善相互之間的關系，加強相互之間的合作。中印兩國尤其應該這樣做。”[50]

實際上，在國際政治中，中印兩國各自的近乎洲際的領土面積、十多億的人口規模、持續快速發展的經濟以及核武裝，還有意欲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民族抱負，足以使這兩個新興大國與美國一起，在21世紀或其前期作為主要角色影響和塑造亞洲乃至“印太”地區的國際事態。其中，印度作為三角關系中權勢地位最弱的一方，始終將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選項。[51]正如曾擔任印度總理特使的希亞姆·薩蘭（Shyam Saran）所言，“多極化的亞洲與國際秩序是印度追求的目標。對此，印度應圍繞各國存在共同關切的議題組成相應的應對團體，而不是依賴范圍有限的特定的戰略伙伴關系。”[52]這意味著，在與具有全球重大影響力的大國展開接觸的同時，不與其中任何一國結成事實上的同盟關系符合印度目前的政策取向。在印度看來，中美兩國在戰略上的過度契合或對抗均不符合其國家利益。因此，最有利于印度的政策選項是同時與中美兩國展開接觸，特別是通過與美國開展戰略協作的方式增強印度自身實力，盡可能縮小與中國的差距，避免過早與中國發生戰略性對抗。[53]

鑒于目前印度在大國地位渴望與戰略耐心之間較之中國有更大的落差，[54]連同其和平崛起戰略的較短歷史和民族主義的更大影響，中國對于有著長遠重大意義的中印關系不僅不能掉以輕心，而且還應從戰略的高度，根據新型大國關系的邏輯，確保穩定進而較大地促進中印關系的向前發展，同時努力和耐心地爭取消減中印間那些過度的戰略猜疑、歷史宿怨和戰略或經濟競爭可能性。與此同時，中國應當消除一些被夸大了的被包圍感，爭取分別發展與美國和印度的雙邊關系，同時重視“印太”視角下的美印關系態勢，特別是對其聯合制華的國際政治意圖保持必要的戰略警覺，并予以妥善應對。（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張靜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地緣政治環境與地緣戰略研究”的子課題“‘一帶’建設的地緣策略考量：基于目標和環境的分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6JZD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