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舉國體制在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新型舉國體制是汲取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和實踐的有益因素，奠基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經驗，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局勢基礎上形成的。只有深刻分析和正確理解新型舉國體制形成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才能夠不斷推動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豐富和發展。

關鍵詞:新型舉國體制 歷史傳統 國際局勢 現實因素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 《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創新領域，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1]。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新型舉國體制在諸多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體現在科技創新領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但是，在當今對新型舉國體制的討論中，卻出現了一些容易誤導大眾的錯誤觀點，如“舉國體制落后時代論”“兩彈一星模式不適用芯片業”、甚至“警惕科研舉國體制”等極端言論。對此，要深刻認識和正確理解新型舉國體制形成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從而使新型舉國體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亟需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今國際局勢和世界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判斷。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范圍內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加。

在世界經濟普遍衰退的背景下，“中國崛起”尤其令人矚目。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也承擔了更加重大的國際責任，這是令西方社會不解的“中國經濟發展之謎”。中國模式與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粉碎了西方主流社會關于“中國崩潰論”的論調。而實際上，“中國崛起”是建立在新型舉國體制基礎之上的，這一現象突破了西方理論界固守的“諾斯悖論”，在西方發展模式之外提供了新的選擇，讓西方一些政客和理論家們不愿接受，由此極力對中國的崛起進行打壓。

近年來，特朗普政府推行單邊主義，公然違反美國在世貿組織的國際義務，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歐盟以及印度等多個經濟體挑起貿易摩擦，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同時，美國相繼退出或宣布退出各種層次和領域的重要國際組織或條約，包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衛組織、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等。以及當前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相繼出現了對我國高科技企業堵截打壓的現象，如中興事件、華為事件等。種種舉措均在試圖通過破壞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格局以維護美式霸權。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一次“大考”。目前，由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防范疫情失誤，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經濟復蘇進程。歐美各國疫情防控的現狀與中國新型舉國體制的抗疫成就形成了鮮明對比，并體現了兩者的模式差異。一些西方政客故意丑化中國，提出了“陰謀論”等觀點并進行各種炒作，把疫情的蔓延“甩鍋”給中國，這些攻擊性行為給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

當前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演進，將驅動人類進入“智能時代”。新的技術變革使得傳統產業逐漸產生了“歸零效應”，同時也推動人類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轉變，人們的工作開始向更能體現出創造性和人文精神的領域發展。可以說，科技改變世界格局、改變社會結構、改變國家定位的功能愈發凸顯。

因此，面對政治、經濟、科技、信息和生物等諸多領域的風險挑戰，我國亟需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可以說，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這是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問題。

新型舉國體制根植于中國的歷史傳統和黨的偉大歷程

新型舉國體制適應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是符合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創造性成果。

首先，新型舉國體制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和實踐的有益因素。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是數千年大一統的延續性，即大國政治、大國規模的統一性為文明之常態。這一傳統的舉國體制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無論是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軍事行動、治理洪水的水利工程，還是在平衡南方與北方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農業與商業、資本的本末關系等方面，國家和政府均起著主導作用。同時，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也強調社會自組織的功能，尤其是發揮地方鄉紳的作用。政府并未全面取代社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對立的情況也并未出現，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間相互合作、相互平衡。

其次，救亡圖存是近代中華民族最為緊迫的任務，必須要從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在向工業文明轉型的進程中，需要以國家組織和社會動員方式實現高度的組織化。與西方社會“早發內生型”的現代化模式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是“晚發外生型”，需要大力趕超西方國家。新中國舉國體制的根本目標正是國家的工業化，這一目標也只有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才能夠迅速實現。在這個意義上，舉國體制不僅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也繼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有益因素，具有深層次的文明連續性意義。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和優良傳統。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和“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走中國工業化道路”，再到改革開放以來的“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體現。新型舉國體制正是在繼續發揚這一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

新型舉國體制的提出，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功歷史經驗基礎上，總結出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的基本經驗。可以說，在新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的歷程中，無論是核心技術攻關、重大工程建設，還是精神文明建設和應急管理體系完善等，舉國體制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及其現實成就

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均需要有不同形式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與之相適應，并且要尊重本國的歷史傳統等因素。構建和發展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時期承擔新的歷史使命，發揮新的歷史作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用的互動協同，促使國家治理朝著精細化的現代目標前進。

新型舉國體制是指以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為最高目標，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以現代化重大創新工程聚焦國家戰略制高點，著力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保障實現國家安全的創新發展體制安排。新型舉國體制所面對的是市場經濟、全球化和數字文明新的時代背景。

其一，新型舉國體制超越了以往舉國體制以政府行政性配置資源為主的情況，堅持技術與市場經濟效益并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發揮統籌協調各方的主導作用，“政產學研用”相結合，形成部門、地方、全社會參與的格局，最大程度地調動、激發各方主體積極性。

其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著一定風險挑戰，新型舉國體制的突出優勢在于能夠更好地應對全球化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國家或地區都曾經提出關于產業和科技發展的國家戰略，使得它們在信息時代的高科技領域取得了領先地位。我國的新型舉國體制正是通過集中力量和資源最大程度地發揮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優勢，從而達到科技創新的目標。

其三，當今世界數字化高度發展，并逐漸與全球化形成了疊加效應，更容易形成系統性的重大風險。因此，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內在優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既要深化對外開放，又要應對西方國家帶來的各種挑戰。可以預見，未來國家之間競爭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并且將更加直接和激烈。我國仍然處于“趕超型現代化”的歷史情境中，依靠以動員式治理為關鍵機制的新型舉國體制在國家重點項目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使國家科研資源進一步聚焦重點領域、重點項目、重點單位，徹底解決好關鍵技術上的“卡脖子”難題，是屹立于世界強國的“不二法寶”。

新型舉國體制對于風險的承受、應對、化解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比擬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治理能力和風格、領導水平等方面的巨大缺陷。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尤其明顯地體現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它與群眾路線是互為表里的關系，是中國政治體制與國家治理的核心特質。在疫情防控中，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堅持全國一盤棋并精準施策，高度組織起全國范圍內各級黨組織、社區基層工作者和人民群眾，形成有力的社會動員網絡。得益于新型舉國體制，中國抗疫行動取得了領先世界的巨大成功。同時，世界范圍內的其他國家和民眾也看到了西方以“適者生存”為邏輯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巨大弊端。

順應時代發展構建新型舉國體制

雖然目前新型舉國體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我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多元化。一個國家社會結構的變動會帶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領域的根本性變革，難免出現新的矛盾和問題。畢竟原有舉國體制是與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存在著科層制的僵化性、治理資源的不充分性、政府管理能力欠缺等問題，這些因素綜合而成的治理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阻礙改革的深化，亟待在新型舉國體制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

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構建新型舉國體制，我們必須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市場與政府雙向互動，高度重視各領域創新變革。其中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是重點，無論是從宏觀布局還是微觀管理上，都要不斷推進市場環境和創新生態的完善。構建新型舉國體制能夠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以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從而凝聚社會最大共識，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本文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

[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第1版。

責編：臧雪文 / 司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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