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戰之后，日本社會以及日本人對中國的觀念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兩國國內狀況的變化，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日本人的主流中國觀表現為對中國文化的親近感、由于相對封閉導致對中國的神秘感、出于戰爭反思對中國的贖罪感、甚至對戰后中國發展的崇拜感；第二個時期，表現為對中國的一種同情感，并愿意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因而出現了中日關系一個所謂“蜜月期”；第三個時期，存留不多的親近感，加之威脅感和恐懼感，甚至還有部分厭惡感。目前，中日關系正處于新一輪的改善過程中，只要兩國能夠攜手合作，尋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承擔更多的共同責任，兩國國民的彼此觀感也會改善，日本人同中國也有希望變得更加親近。

【關鍵詞】日本人  中國觀  中日關系    【中圖分類號】K207.8    【文獻標識碼】A

人們常常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其實不僅僅指兩國的地理距離相近，其中也有著兩國歷史、文化甚至社會整體要素聯系都相對密切的含義。也就是說，盡管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恩怨不斷，現實的關系也錯綜復雜，但長期以來兩國關系都堪稱密切。正因為如此，在兩國密切的相互交往中如何認識看待對方就成了彼此必不可少且合乎邏輯的一種需要。

我們這里將要描述和論述的所謂日本人的中國觀，其實就是日本人認識和看待中國的一種態度或者觀念。當然，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日兩國的交往也并非總是一成不變，即也會有起起伏伏，有時相對密切有時又相對疏離，或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國際環境的不同以及兩國實力對比差異，日本人的中國觀也會有所不同。或者，即使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具體到每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也肯定會因人而異，從而表現出形形色色的中國觀。不過，我們在這里描述和論述的所謂日本人的中國觀只能是某一歷史時期日本主流社會輿論或大部分人對中國的主要看法。

在歷史上，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不言而喻，在這一點上絕大部分的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認。尤其在古代日本列島上的人們逐漸形成日本民族乃至國家的過程中，來自中國大陸上的影響幾乎是全方位的，即中國對日本從經濟、文化、技術到政治制度乃至社會構成了全面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廣義上的中國文化塑造了最初的日本。當然，日本反過來也曾經對中國有所影響，尤其是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更為巨大和直接。然而，在歷史上不論是中國對日本的影響，還是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對塑造和形成日本人的中國觀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我們這里重點描述和論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人的中國觀，或者說是當代日本人的中國觀，當然歷史因素在其中仍然也會多多少少發揮一些作用。

近代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中日關系，在大部分時間里是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對抗甚至戰爭的狀態，日本作為一個新興崛起的列強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亞洲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擴張。在這一過程中，日本人基本持有一種居高臨下蔑視中國的觀念，即認為中國已經變得愚昧和落后，因此需要通過日本來改造中國。當然，日本在中國問題上的狂妄不但導致了同中國之間的戰爭，甚至因野心膨脹想要獨占中國的企圖導致了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爭，最終走向戰敗。戰后，中日關系終于迎來了近代以來的一個新時期，即有可能改變近代以來兩國關系的不平等甚至敵對狀態去建立一種平等相待的新型關系。但是遺憾的是，戰敗的日本被美國占領，中國爆發了國共內戰，東西方之間的冷戰更是將世界再次割裂為兩個部分。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重新獨立進入國際社會，中國內戰也已塵埃落定。于是，中日兩國才重新恢復接觸，此時的日本人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并有了自己的中國觀。當然，戰后日本人的中國觀也同樣因受到不同時期國際形勢以及雙方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而有所變化。大體說來，戰后日本人的中國觀可以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或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

親近感、神秘感、贖罪感和崇拜感交織

1951年9月，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會，結果簽訂了《舊金山和約》，據此日本獲得獨立并在第二年4月該和約生效后重新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進入國際社會。而在此之前不久，中國內戰結束，政權更迭，形成臺海兩岸政治對峙的局面。在美國的壓力之下，面對一個發生分裂的中國，處于冷戰狀態下并已成為美國盟國的日本最終選擇了臺灣，從而失去了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機會，致使兩國官方關系長期處于相互隔絕甚至敵對的狀態。不過，這一幾乎隔絕的狀態并不能阻擋日本人形成對中國的看法，尤其隨著中日兩國民間外交的展開，兩國的民間交流關系得以恢復和開展，特別是日本眾多民間人士沖破日本政府的層層阻力，參觀訪問中國，并將所聽到、看到的新中國形象帶回日本，對日本社會中國觀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當時，所謂日本人的中國觀也主要是指以日本主流知識界為主形成的一種主要看法，而并非指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觀念和政策。

經過美國占領并改造之后的日本，在外交上倒向了美國并選擇了西方陣營，因此中日兩國在政治上處于對立狀態，但是在經過美國改造之后，日本的法西斯獨裁統治體制被打破，日本社會基本上建立起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這種體制之下，日本社會逐漸打破了戰前那種輿論上下統一的局面，出現了輿論的多元化，日本政府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完全管控社會輿論，而當時主要影響社會輿論的教育界和新聞界卻基本上由當時屬于左翼的知識分子占據主導地位，所以盡管中日兩國不存在官方關系或者說兩國官方關系處于敵對狀態，但是中日兩國的民間關系不但存在而且比較友好，日本社會也主要是通過這些來往于中國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或日本的在野黨來了解中國并形成對中國的看法。

正如前述，日本人本來就對中國文化有一種親近感，日本戰敗帶來的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重了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這種親近感，尤其是戰爭結束后中國對日本的寬宏大量更彰顯了文化大國的胸襟，使日本人對中國增加了好感。此外，雖然存在所謂民間外交，但畢竟不是官方關系，因此交往的規模并不大，能夠實際接觸和了解對方國家的人也并不多。然而，正是因為這種規模不大的有限交流，導致了日本人對中國社會的神秘感，而且即使有機會來中國參觀訪問的日本人所看到的也基本是一些完全積極正面的東西，再經這些人之口或其他方式將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傳達給日本社會，當時的大部分日本國民受到這種影響，對中國增加了一些神秘的好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戰敗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反思促使日本社會出現一種對中國的贖罪感，日本自近代明治維新改革變得強大起來之后，多次對中國進行侵略，給中國國民帶來巨大災難，也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在日本戰敗之后中國卻表現得十分寬容，并沒有嚴厲地懲罰日本，尤其是并沒有在物質上剝奪日本，這一點也讓一些日本人感到在道義上對中國有所虧欠，從而也轉化成了對中國的好感，或者說想要盡可能地通過為中國做點事來減少負罪感。

此外，這段時期日本社會的中國觀，其實是當時日本主流知識分子在同近代以來日本社會的比較以及對近代歷史的批判中形成的。由于戰敗，日本主流知識分子開始對導致日本走向戰爭的整個近代歷史重新認識，這其中自然會涉及到如何看待和對待中國的問題。其中一些人認為，日本的近代化是失敗的，而中國雖然走了彎路，但戰后的中國卻真正走在邁向現代化的成功道路上了。因為近代以來日本進行的社會改革并非自下而上的，而是以天皇制為中心的高度集權體制下所進行的近代化，雖然使日本短時間內完成改革并變得強大，但是卻很快走上了一條帝國主義的道路，最終導致日本走向徹底失敗。而中國通過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革命，逐步完成統一并建立了人民共和國，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歷程，雖然中國的近代化過程經歷了比日本更長的時間，但是卻是一種正常的發展路徑，會引導中國建成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因此日本應該向中國學習。

而且，從戰后中國與日本兩國的比較中，日本的知識界也看到了中國的優越性，中國不但擺脫了過去那種貧弱和分裂的局面，成為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不斷開展的一些建設運動也吸引了日本人的目光，比如超英趕美、大躍進等。而且，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很多日本友人訪問中國回國后，都廣泛宣傳在中國的見聞，向日本社會傳遞了一個全新的中國形象。而日本卻仍然處于美軍占領之下，兩相對照，使得不少日本人有一種喪失民族自尊的感覺，甚至對中國產生了一種崇拜感。

第二個時期：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同情感占主流，中日出現“蜜月期”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聯合國席位的恢復，以及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實現，中日關系也迎來了巨大變化，即1972年9月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并先后簽訂了貿易、海運、航運、漁業等協定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官方關系的建立，使得中日兩國的交流頻次和交流規模都大幅度擴展，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到中國參觀訪問，可以實際體驗和了解中國，同時日本人的中國觀也從這時開始發生一些悄然的變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日本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而那時的中國經濟還相對比較落后，因此，在兩國實際大規模交往的同時，日本人也發現了中國與日本巨大的經濟差距，而且此時日本的知識界也隨著日本社會財富的增加開始放棄左傾而變得相對保守，于是日本知識分子在兩國的比較中逐漸改變了過去對中國贊賞甚至崇拜的看法，開始肯定日本戰后的社會變革，認為日本的現代化至少在經濟領域是成功的，而中國不但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而且社會也貧窮落后。因此，中國不再是值得日本崇拜的國家，反倒是中國應該向日本學習。當然，對中國的失望并沒有導致兩國關系出現問題，反而這種失望很快轉變成了對中國的同情，即希望幫助中國經濟走出困境以及希望中國社會也能夠變得富裕穩定。

尤其從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社會的開放，引發兩國國民更大規模的交往，不但有更多的日本人來到中國工作、學習和旅游，也有更多中國人開始去日本工作和學習，兩國國民都有了更多機會通過直接接觸了解對方。日本政府也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以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并派出眾多專家幫助中國的經濟建設。當然，中國市場也向日本開放，兩國經濟高度互補。同時，中日兩國政治安全關系良好，在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基本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社會出現了一股所謂“中國熱”，各種民間文化交流頻繁，雙方結成了眾多友好姊妹城市，甚至有人稱呼80年代是中日關系的“蜜月期”。當然，在80年代，兩國關系中也出現了一些摩擦，比如“歷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等，不過這些事件的出現主要是影響了中國人的日本觀，即在對日友好的同時也開始對日有所警惕，但這些事件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部分日本人的中國觀。

也就是說，隨著兩國各種層次交往的增多，日本人對中國的神秘感消失，過去的部分崇拜感幾乎不存在，但是過去的文化親近感和贖罪感仍然存在，這幾種復雜情感綜合起來，表現出來更多是對中國的一種同情感，即愿意盡可能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富裕的國家。

第三個時期：90年代中期至今

親近感漸失，威脅感上升

20世紀90年代初，戰后長期存在的東西方冷戰結束，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東亞的國際關系格局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日關系亦然。不過，在90年代初期，中日關系的慣性仍然存在，所以即使國際環境以及兩國國內政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中日關系仍然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友好穩定，甚至在1992年兩國關系還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即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日本天皇也在歷史上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時日本人的中國觀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然而，大約從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的中國觀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從表面來上看，是一些具體的事件導致了這一變化，比如90年代中期中國的核試驗、臺海危機以及兩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摩擦等。但如果從深層次的背景來看，主要是中日關系從9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一些結構性變化，使得日本國內輿論從過去對中國的同情贊賞正面評價為主轉向以擔憂甚至厭惡的報道為主。

所謂結構性變化，即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中日兩國在彼此關系的基本格局與基本目標方面出現一些相互不信任但又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的矛盾。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安全困境、實力對比、國家發展戰略及國民感情幾個方面。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直至90年代冷戰結束，中日有著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安全利益，但是隨著冷戰結束雙方共同安全威脅消除，出現了中日彼此一定程度上的所謂“安全困境”，即雙方都將對方視為冷戰后的安全威脅，尤其日本將中國軍力的適度增長視為威脅，“中國威脅論”就最早出現在日本。東海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劃界、釣魚島爭端，都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安全困境”。

與此同時，也是從90年代中期起，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日本經濟卻長期處于相對蕭條狀態，尤其進入21世紀之后，中日經濟差距迅速縮小，并且在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近代以來兩國經濟總量第一次發生逆轉，即中國綜合實力正在全面超越日本。這一變化對日本社會及日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沖擊，過去對中國的優越感漸漸消失，當然同情感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迫在眉睫的壓力和心理失衡或恐懼感。

除去兩國關系中的問題之外，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的國內問題也導致了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90年代之后，日本國內政治出現了右傾化和保守化的趨勢，過去在日本社會對保守勢力起牽制作用的左翼政治勢力幾乎不再存在，而日本左翼勢力一般而言也是對華比較友好的力量，而且隨著這一趨勢的出現，日本國內出現了眾多中國越來越不能接受的政治現象，比如修改和平憲法、否認或美化侵略戰爭歷史、增強和擴大獨立防衛力量等，因此也引起了中國對日本的各種批判。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不但對中國的指責越來越反感，不再愿意在歷史等問題上向中國道歉，反而對中國的發展變化及一些國內的現象也感到不滿甚至反感，比如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對日情緒，以及環境污染、貪污腐敗、貧富差距、食品和藥品安全等。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進入日本社會生活，在日華人犯罪問題也常常成為日本媒體關注和報道的一個焦點，無形之中加劇了日本人對中國的負面觀感，甚至有些人對中國開始有了厭惡感。

正是在這一系列矛盾的背景之下，兩國國民的感情也急劇下降。大約從90年代后半期起，雙方社會屢次的輿論調查都顯示，彼此對對方的好感度都在兩成以下，尤其日本方面的調查，對華好感度長期以來一直在低位徘徊。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爆發過幾次涉日游行，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社會的反華厭華情緒。而且，在目前這種信息相對公開和民眾參與度越來越高的社會氛圍中，國民感情對外交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中日圍繞釣魚島等多次矛盾沖突中，國民感情的惡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雙方政府關系的改善。

總之，20世紀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中日各自國內的一些變化，尤其是中日實力對比的變化，導致了彼此之間看法的變化。日本人的中國觀除去仍然還殘存著一些對中國文化的親近感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威脅感和恐懼感，甚至還有部分厭惡感。

當然，目前中日關系正處于新一輪的改善過程中，至少兩國政府在有意識地推動兩國關系的改善，雙方也確實存在一些共同利益，尤其在經濟文化領域共同利益更為廣泛。而且，同樣作為東亞大國的中日兩國，除去雙邊關系之外，對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也具有責任。因此，只要兩國能夠攜手合作，尋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承擔更多的共同責任，兩國國民的彼此觀感也會改善，日本人同中國也有希望變得更加親近。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王秀麗等：《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②梁云祥：《日本外交與中日關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

③梁云祥等著：《后冷戰時代的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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