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來發生在庚子年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同新冠肺炎疫情交織，引發人們對于“庚子多災”的廣泛討論。“庚子不祥”論的背后，一方面體現了我國傳統干支理論的豐富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則投射出近代“庚子事變”帶來的沉痛歷史記憶。通過對干支理論的溯源和我國近代歷史的梳理，有利于民眾客觀認識干支紀年與“庚子”背后的文化意蘊，理性認識“庚子預言”所體現的憂患意識。

【關鍵詞】干支文化 庚子年 預言解析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是農歷庚子年，在過去的大半年里，人們經歷著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見證了非洲蝗災、澳洲大火、奧運會延期、美股四次熔斷，世界經濟在疫情陰霾下遭遇嚴重衰退。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大眾心理，加劇了社會的焦慮情緒，同時也喚起了人們對于歷史上與庚子年相關的記憶，例如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鴉片戰爭、清光緒庚子年（1900）的庚子事變及20世紀50、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歷庚子年，即1960年。于是有關“庚子多災”“庚子必災”“庚子大坎”“庚子輪回”之類的言論在網上廣為傳播。

然而，庚子年在歷史上真的如此多災多難嗎？如果我們再從1840年往前追溯兩個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當時正處“康乾盛世”，并沒有“大災”“大疫”發生。再往前追溯，1660年為清順治十七年，1600年為明萬歷二十八年，也都沒有出現全國性的災難。那么，“庚子多災”的預言是怎樣形成的，“庚子”作為歷史符號，蘊藏了哪些集體記憶，我們應該如何理性地看待這一現象？實有必要進行深入探究。

傳統文化語境下的“庚子”

在近代引入公元紀年之前，我國古人習慣以干支紀年，并以“六十甲子”為一個周期循環，庚子年在其中位列第37，其中“庚”為十天干之一，“子”為十二地支之一。干支不僅可以紀年，還可紀月、紀日、紀時，在我國歷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干支還曾與五行等概念相結合，被用來預測吉兇、占知未來等，從而不斷衍生出更加豐富的文化形式和思想內涵。

從歷史上看，關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內容早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出現。郭沫若先生《釋支干》一文通過分析甲骨文的形態提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乃是漁獵社會的一組早期文字系統，十二地支則可能與黃道十二宮相關。還有學者通過甲骨卜辭的考證，指出干支分屬兩個祭祀系統。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秦代已出現十二地支與生肖分別對應的做法，這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中有著清晰記載。不過，古人雖然意識到“十”與“十二”的不同，但尚無統一名稱，《國語·楚語下》稱之為“十日十二辰”，《史記·律書》記載為“十母十二子”。到了東漢，《白虎通》《論衡》等文獻中才以“干”和“支”為其命名，而“天干”“地支”之名要經歷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才得以逐漸確立。

此外，先秦以來陰陽五行學說逐漸盛行，時人多賦予干支以陰陽、五行的屬性，如《左傳》中有“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昭公十七年），“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昭公三十一年）等記載。到了漢代，干支與陰陽、五行、音律結合，逐漸形成了解釋宇宙、天地運行規律的完備理論體系。其中，“庚子”也被賦予重要的文化內涵。“庚”代表成熟、豐收的狀態，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說“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也認為：“（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東漢劉熙《釋名·釋天》則說：“庚，猶更也。”可知在漢代，“庚”與“更”同義，象征萬物成熟，同時也是新生事物正在被陰氣更替瓦解。“子”則為十二支之首，代表生發的狀態，《史記·律書》中言：“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于下也。”“子”從字形上看是幼兒的形象，故漢代人認為此時象征陽氣在最低處，剛開始要從地下向上滋生。《漢書·律歷志》也說“孳萌于子”。《釋名·釋天》進一步指出：“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于下也。于《易》為坎。坎，險也。”認為“子”象征水，水在《周易》中對應坎卦，表示具有一定風險。可見，時人認為天干與地支各有其五行屬性。而二者結合，又會形成一套新的系統，如“庚”與“子”搭配，漢代人認為仍是主成熟、收獲之意，《淮南子·天文》記載有“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之說。總之，以干支及陰陽五行體系來解釋世界運行的規律，體現出漢代人對時間、物候、自然規律的樸素認識。

干支的文化內涵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豐富，其用途也是如此。干支最早用于紀日，先秦秦漢時期廣為流行的各式《日書》記載了時人總結的每日宜忌之事，其中就有關于庚子日的描述。如云夢睡虎地秦簡《日書》記載，庚子日是養蠶的好日子，對于遠行的人來說，這天白天出門也會碰見喜事，但在此日出生的孩子會從小成為孤兒且不潔凈。由此可見，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干支在不同場合、不同月份所對應的吉兇情況各有不同，但其本身并無吉兇的意涵，有類于流傳至今的“黃歷”，每日宜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用干支來紀年的方式則大約始于西漢時期。《淮南子·天文》說：“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刑德》篇也出現以干支紀年的做法。到東漢以后，干支紀年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基于這些理論，此后一批預測干支年運勢的民間圖書應運而生。如相傳為唐代袁天罡、李淳風所作《推背圖》，其中言及庚子年有讖語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和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兇還半吉。”展現出“半兇半吉”之象，明清之際的金圣嘆在此批注道：“此象雖有元首出現，而一時未易平治，亦一亂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征兆。而明代萬民英所作《三命通會》論及干支生死屬性時說“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指出庚金發展到“子”的狀態趨于衰落，這就是所謂“金沉水底”。形成于清代的讖書《地母經》，更是從農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將有大災，其云“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頻饑渴。”描繪了農桑荒廢、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凡此種種，都成為“庚子大坎”之類說法的某種歷史淵源。

除了以上幾種“庚子多災”的預言，我們同時也能看到“庚子無災”的說法。《吳醫匯講》刊刻于清乾隆年間，被認為是我國期刊出版物的雛形，其中收錄有唐立三所作《申明三年中氣候相乖化疫之說》一文，文中認為疫病“每發于陽年”（指干支中帶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這六年除外。

由此可見，我國傳統干支與五行相結合的理論體系包含著古人對自然和歷史現象的認識和總結，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毋庸否認的是，其中不乏想象、猜測甚至穿鑿附會的內容，不論是“庚子多災”還是“庚子無災”的說法，實際上都體現了我國傳統社會民眾的認識，所預言的災荒、兵禍是當時最為恐懼的景象，而預言的廣泛傳播，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發生災禍的信息，以期及時躲避求生的心態。對古代統治者來說也是一種警醒、警示，意在敦促其及時關注民生，安撫百姓；至于“無災”“無疫”的推斷，則體現了古人心目中的美好愿景。

“庚子”作為歷史符號所積淀的集體記憶

近代以來，公元紀年逐漸取代了傳統干支紀年，成為人們日常工作生活中最常用的紀年方法。而后者的式微，使大眾對干支的內涵和意義逐漸陌生，不過個別干支卻因與某些歷史大事存在直接關聯而成為當代國人的集體記憶。比如，當提及“甲午”時，“甲午中日海戰”“馬關條約”等相關名詞就容易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清政府戰敗，賠巨款、割臺灣的慘痛經歷使“甲午”成為中國歷史的屈辱烙印。而當提及“庚子”，也會引發人們對 “庚子賠款”等名詞的聯想。1900年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導致中國陷入空前災難，陷遭列強瓜分，而9.8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更是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庚子”成為中國人心目中具有標志性的歷史符號，并影響至今。

相較而言，同為庚子年的1840年也極為重要。這一年，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學術界視作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中國社會的演變和發展影響巨大，甚至起著“歷史分水嶺”的作用。由于林則徐“虎門銷煙”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因此不論是時人議論還是后世著作的敘述，大多都選擇使用“鴉片戰爭”“鴉片之戰”“鴉片肇釁”等表述，強調戰爭的誘因鴉片，而并未將該年的干支“庚子”與時局作特別的聯想。1960年的庚子年就更是如此。新中國實行公元紀年，干支紀年徹底退出了官方話語體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難時期”里的1960年時，也并未使用“庚子”之類的表述。

在近代以來各種形式的歷史敘述當中，“庚子”成為1900年前后一系列事件的總稱，與“國難”“賠款”等名詞連稱并舉。尤其在我國當代中學乃至大學的歷史教育教學當中，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并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重大事件如八國聯軍侵華和《辛丑條約》簽訂，都發生1900庚子年前后，這無疑強化了與“庚子”相關的沉痛歷史記憶。

以上種種，都促使我國民眾對“庚子”形成符號化的聯想，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關于“庚子年”的集體記憶。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發生、南方洪澇災害侵襲，“庚子”與“災難”再次相遇，自然激發了民眾關于庚子年的傷痛記憶。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歷史記憶又被發掘出來，“庚子多災”之說重新被提起，這實際上是某種不安和焦慮情緒的集中反映。

“災年說”祛魅

綜上可知，我國傳統社會的干支紀年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延續時間久遠，社會影響廣泛，體現了我國從古至今關于時間發展、歷史演變的思想認識。“庚子”作為干支紀年之一，隨著歷史的發展也被賦予了相關的種種民間傳說和習俗。當代國人對于“庚子”及“庚子年”有著雙重印象，一方面是民間社會根據我國傳統干支、五行理論而推斷出“庚子大坎”的說法；另一方面則是受到近代歷史教育后產生的屈辱歷史記憶。加之“子”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間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征新一輪更替的開始，故而此年發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關注。而“庚子有災”的討論，甚至由于2008年（戊子年）出現南方雪災、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衍生出“鼠年多災”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們的精神焦慮、不安和混亂。從客觀上來講，由“庚子”引發的一系列討論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蘊，我們對此應該持有理性的認識。

就傳統社會的“庚子預言”來看，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又促使人們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夠不畏艱難、自強不息、勇往直前。就“庚子賠款”的歷史創傷來看，痛定思痛的背后是先進的中國人追求開啟民智、進行民主革命的歷史新篇章，故而梁啟超先生評價19、20世紀之交為“新陳嬗代之時”。而各種自然災害的存在、發展、消退也都是某種客觀規律的反映。遭遇這些困苦和磨難，我們所能做的唯有勇于面對，積極應對，有效防范，奮力抗擊。

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災害種類多，分布區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而中華民族抗災救災的思想和行動也是源遠流長、持續不斷的。在中國歷史上，從中央政權、地方政府的災害治理政策和措施，再到社會團體和宗族、家族的災害救助的主張和行動，從災前預防到災害治理和救助，再到災后重建等，都留下了許多經典案例，形成了許多重要思想，給后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這些也說明，富有天人合一綜合思維和生態思想的中華民族，具有人定勝天的英雄氣概和無窮智慧，具有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即使遇到的災害再大再兇險，也抵不過炎黃子孫齊心協力、共克時艱的磅礴力量，抵不過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前仆后繼的大無畏精神。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李筱藝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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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常妍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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