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互聯網、智能技術等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農業發展進入了全新的智慧農業階段。在勞動力短缺、耕地細碎化的雙重約束下，中國進行了大膽嘗試。但當前我國智慧農業的建設與發展仍處在起步階段，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本文從智慧農業的產生與內涵出發，結合中國國情分析智慧農業在中國的演化路徑和應用方向，就發展中遇到的瓶頸及潛在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有關對策建議。

關鍵詞:智慧農業 精準農業 農業社會化服務 糧食安全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全球性糧食危機：智慧農業的產生與內涵

聯合國2017年發布的報告預測，隨著全球人口的急速增長，到2050年全球總人口數將達到98億。人口增長隨之而來的將是世界范圍內糧食需求的增長、生產對能源價格的依賴、市場力量以及生產生物燃料或住房需求引發的土地使用方式的改變等。這些問題引發許多國家，尤其是部分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關注其農業生產是否能在資源短缺情況下依舊滿足日益增長的食物需求問題。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在滿足最低食物需求的基礎上，將關注點放在了是否可以在不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下增加食物產量或改善食品質量上。

出于這種擔憂，部分發達國家認識到有必要變革傳統的食物生產和銷售方式，包括技術和組織創新。在此框架內，通過智能技術或智能決策支持系統改進現有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以及發展基于互聯網交互平臺的農民和消費者之間的當地合作的短糧供應鏈（Short Food Supply Chains，SFSCs）被認為是改造傳統農業生產經營系統的有效方案。

作為現代農業生產、經營范式的革命性轉變，智慧農業旨在優化農場管理和提高農場生產、經營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狹義上的智慧農業在邏輯和范圍上或不同于精準農業。精準農業是由特定領域的數據提供信息的，并且旨在對技術和投入進行微調，例如科學育種、設施農業等。智慧農業則是依賴內部和外部資源，收集過去和實時數據，旨在提供情境和情境意識。其借助智能技術，如互聯網的農業機械、傳感器網絡、自動化系統、農用機器人和無人機等，并利用云計算等技術優化計劃程序，節省時間，提高投入效率和決策能力。由于智能決策支持系統將智慧的見解傳遞給農民和其他參與農產品供應鏈的參與者，在某種程度上，智慧農業的好處已擴展到了農場之外。而廣義上的智慧農業則可認為包含了精準農業。

“大國小農”背景下智慧農業的中國實踐

以農戶家庭為單位的散點式經營模式仍是中國農業生產經營的最主要組織形式，對于農業降本增效、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規?；洜I的局限性日趨突出。小農戶如何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是現如今提升中國農業生產率和農業國際競爭力的現實難題。

在工業化、城鎮化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工業領域，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農村人口老齡化、農業女性化問題也日益嚴重，田間用工成本增加（陳錫文等，2011）。2001—2017年間，第一產業勞動力數量減少1.55億，農村地區戶均農業勞動力由2.73人縮減至1.98人。同時，土地細碎化程度嚴重、家庭生產規模小等制約農業機械化發展的問題依舊存在。雖然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吸收了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人均耕地面積的大幅度提升。

小農戶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完成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任務。但是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是兩個不同的維度，前者在于提高土地生產率，而后者和勞動生產率有關。因此，在勞動力短缺和人均耕地面積小且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的情況下，中國的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可從以下三條路徑著力：一是提高土地生產率，通過科學育種、設施農業等手段實現要素的精確投放；二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引入現代化農業機械、農業社會化服務等形式提高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同時鼓勵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參與農業生產，以實現一定程度上的規?；?、標準化農業生產；三是優化農產品全產業鏈設計，建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高價值連接。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戰略的實施，互聯網技術與農業生產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互聯網+農業”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智慧農業借助互聯網技術力量，形成了以農業機械化、科學育種、設施農業等為代表的依靠科技成果的先進生產手段；利用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實現生產階段的智能決策、自動控制與精準管理；同時依托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形成了以農業信息平臺、農村人力服務平臺、土流網、“云鳥”等為代表模式的中間型服務平臺，從而打破了傳統農業產業鏈中的信息壁壘，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為小農戶、消費者、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等主體間的有效對接提供了條件。

挑戰與對策：對我國智慧農業發展的再思考

利益博弈中的小農戶

智慧農業通過智能技術能夠實現農業全產業鏈各環節深度分工與縱向一體化，創造更多農業就業機會。然而，高昂的基礎運作成本和維護費用導致高技術的采用更可能首先發生在大型農場或農業高技術企業，小農戶限于資本與有限的知識技能則更傾向于將土地通過租賃、托管等方式流轉至大戶。這一方面將增加土地“非農化”“非糧化”等不可持續的集約化實踐風險，同時，土地作為農民的“人格化財產”，會引起農民對于土地控制權的擔憂從而降低采用高技術的意愿。另一方面，政府、企業、土地所有者、農場工人、個體農戶等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利益交叉的邊緣地帶不對稱的權力關系會愈發明顯。如何通過利益分配機制令作為弱勢方的小農在這場博弈中分配到合理的報酬，不被擠出“游戲”，從而使技術切實被用于提高經濟利潤而不是“剝奪”利益鏈中更加不穩定的、脆弱的群體的剩余價值，將是政策制定者亟需考慮的重要問題。

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兩極化

大量高技術進入農業后，可能進一步推動從工人到農民、在農民之間以及從農民到農業綜合企業及其數字集合的資金流動。就像在任何技術過渡時期一樣，都會有贏家和輸家。盡管精通技術的人將有更好的就業機會，但必須考慮哪些人確實能夠獲得這些機會。同時，智慧農業的普及可能導致低技能工人凈失業，也可能導致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低技能農民被邊緣化。特別地，勞動力市場將出現“勞動力等級制度”：一方面，高技能、訓練有素的工人可以通過使用數字農業技術來提高生產率；另一方面，在農場、溫室、加工廠和倉庫中的低技能工人將受到日益嚴格的效率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隨著數字化在農業中的發展，對勞動力的影響已出現固有的等級化。盡管決策者、企業強調農業工人需要適應所謂“數字時代”的“破壞”，但“選擇”和“靈活性”對弱勢農民意味著什么？這一群體需要什么支持和資源才能真正參與并融入“智慧經濟”？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思考。

為此，我們認為，可通過實行收入再分配，兼顧高、低技能勞動力成長機會，倡導包容性增長理念。一些智能化、自動化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開始呼吁降低農業部門中低技能勞動力的被邊緣化程度。如果智慧農業獲得更高報酬的技術和高技能勞動力是以犧牲低技能勞動力利益為代價，那么出于機會公平考量，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將智慧農業取得的部分“剩余”對低技能勞動力進行補償。例如，以政府補貼、企業補貼等形式將收入返還給低技能勞動力，或以更多的養老、子女教育、醫療等福利權利進行補償，亦或者提供額外的職業技能培訓，從而使其有機會得到與高技能勞動力相同的機會。

以科技為引領，為智慧農業發展提供可行技術方案

智慧農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支撐，促進智慧農業良性健康發展需要充分發揮科技引領作用。當前，在技術層面，同樣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科技服務體系效率不高，技術成果推廣率與轉化率不高，技術創新動力不足；二是科技服務供需矛盾突出，技術供給結構性失衡，以政府為主導的科技服務供給模式無法反映農民的真正需求，小農戶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轉向綜合性農業服務；三是科技服務體系不暢通，科技服務供給主體之間聯系不夠緊密，全面地、“一條龍”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缺乏。

為此，首先要通過樹立國家農業科技規范，頒布國家農業高技術指導目錄，建設國家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等，發揮科技的支撐作用，從而提高我國農業生產的整體水平。農業服務高技術目錄主要包括生產技術型科技服務高技術目錄和信息技術型科技服務高技術目錄兩種。其中，生產技術型科技服務高技術目錄中的“植物工廠”服務，將物理、化學、生物等技術與農業生產相結合，針對客戶差異化的需求，提供個性化和專業化的設計服務，例如華大基因“精準化檢測+制定個性化方案+提供產品”的“植物工廠”模式；此外，農業“智能化+物聯網+精準作業”服務，將農業精準作業技術與精準設施生產技術相結合，例如惠達精準農業已初步實現“智能探索+農機控制互聯+精準作業”。

其次要實現科技服務供給與需求的有效對接。健全基于全產業鏈的農業科技轉化應用體系，完善農業科技成果的評價標準和促進農業科技轉化應用的中介組織，保證創新成果的質量和效率以滿足農業生產要求。在這一過程中，尤其要注意科研成果應該與小農戶需求相結合，促進農戶家庭經營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向依靠現代農業科技和采用先進生產手段的方式轉變，讓足以改變現代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大量高新技術輻射到農業產業、造福廣大農民。

最后要構建組織互聯互通的現代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互聯互通的現代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能夠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通過現代化手段克服小農生產中的各種不足，同時規?；霓r業服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達成傳統小規模農戶經營條件下無法取得的農業規?；a效益。在現代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中，政府公共服務機構起主導作用，培育社會力量的服務能力和參與能力，構建貫通一體的服務體系；市場化龍頭企業、高精尖企業起帶動作用，延伸產業鏈條，以多種方式輻射帶動農戶，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脫節的矛盾；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揮骨干效能，完善提供社會化服務的功能，從而更好地服務農民；科研教育單位和社會服務組織發揮支持作用，在市場參與中提高農產品競爭力，貼近農戶需求，從而促進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銜接。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受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小農戶適應現代農業的技術路徑研究——基于農機投資視角”（項目編號：7197312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基于移動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項目編號：K20200069）資助；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陳靜媛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Lioutas, Evagelos D., and Chrysanthi Charatsari. "Smart farming and short food supply chains: Are they compatible?." Land Use Policy 94 (2020): 104541.

[2]陳錫文、陳昱陽、張建軍：《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產出影響的量化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第2期。

責編：司文君 / 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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