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得全球公共衛生外交備受矚目。在全球化時代人們對傳染病快速傳播的恐懼是促成公共衛生與外交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對公共衛生外交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拓展和深化的過程，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開啟了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新階段。

【關鍵詞】全球公共衛生外交  中國  新冠肺炎疫情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催生了全球公共衛生外交

公共衛生在傳統觀念中被認為是一個純粹的醫學問題或公共治理問題，與外交并無交集。但從新世紀開始，具體講是從2000年G8峰會開始，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外交政策和全球公共衛生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2006年9月，巴西、法國、印度尼西亞、挪威、塞內加爾、南非和泰國7國外長在紐約發起了一項關于“全球衛生與外交政策”的倡議，并于2007年3月20日在奧斯陸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共同發表了《奧斯陸部長宣言》（Oslo Ministerial Declaration），指出在當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時代，亟需擴大外交政策的范圍，公共衛生是當前最重要的，但仍被廣泛忽視的長期的外交政策問題之一。該宣言強調公共衛生問題必須成為外交政策決策者和聯合國大會議程中的問題。由此他們發起了“外交政策和全球衛生行動”（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FPGH），力求通過外交合作促進全球衛生治理。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概念應運而生。2009年4月，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公共衛生外交會議（WHO Meeting o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的與會者討論通過了“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定義：全球公共衛生外交指的是“國家、政府間組織和非國家行為體磋商針對公共衛生挑戰的反應，或者在政策制定和談判策略中利用公共衛生的概念或機制以達到其他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目標的決策過程”。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功能和作用是多重的，它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和形象塑造，也可以作為一個國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還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等等。

雖然“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概念是二十一世紀才出現，但公共衛生外交的實踐卻開始于二十世紀之前。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認為國際衛生外交至少可以追溯到1851年，當時歐洲的外交官和醫生為了保護人口和商業利益，為對抗瘟疫的反復來襲而在巴黎開會尋找合作方法，這就可以稱為衛生外交。二十一世紀之初，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公共衛生和外交被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并催生了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概念。經濟全球化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對很多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對公共衛生問題的影響更是呈現出了一種放大的效應。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資本、技術、勞務和信息等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整個世界成為“地球村”。而傳染病的特點是快速流行，它在全球化時代隨著高速的國際人口流動和貨物流通而得到迅猛傳播。因此，在全球化時代人們對傳染病快速傳播的恐懼是促成公共衛生與外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重要因素。

中國參與公共衛生外交是一個逐漸拓展和深化的過程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2019年，中國參與公共衛生外交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1949—1963年：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公共衛生外交階段。這一時期，受東西方冷戰和中國“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公共衛生外交主要發生在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是中國加強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親密關系的手段。

以中越關系為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親密無間。每當越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罹患嚴重疾病時，中國都會派醫療專家前往越南進行救治，或者直接把病人接到中國進行診治。1969年8月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生命垂危，中國先后派出了四批醫療專家組赴越救治。雖然最終未能挽回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但卻成為中越友誼的歷史佳話。

1963—1972年：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單邊醫療援助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的公共衛生外交主要表現為單方面向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派遣援外醫療隊。

1962年7月，中國政府從兩個渠道獲得了阿爾及利亞政府向國際社會尋求醫療救助的信息，一個渠道是國際紅十字會，另一個渠道是阿爾及利亞政府的衛生部長直接請求中國政府提供醫療援助。1963年1月，中國剛剛擺脫三年自然災害，在自身處境艱難的情況下仍第一個響應阿爾及利亞政府的請求，于當年3月派出了衛生考察團，并迅速組建了一支由24名醫療專家組成的醫療隊。中國醫療隊接到任務后爭分奪秒趕赴阿爾及利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國先后向多國派遣了援外醫療隊，這些國家包括桑給巴爾、老撾、索馬里、也門等。

1972—2002年：中國開始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并在國際衛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階段。這一時期，中國在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單邊醫療援助的同時，開始與專業性的公共衛生國際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進行合作，在國際衛生領域發揮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70年代是中國援外醫療隊數量大增的時期。與此同時，中國在公共衛生外交領域取得的另一進展是開始與世界衛生組織進行合作。這是中國開始融入國際體系的重要一步。中國曾在二戰后期醞釀成立世界衛生組織的過程中作出過重要貢獻。1945年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關于國際組織問題的大會上，中國代表參與提交的“建立一個國際性衛生組織的宣言”為最終創建世界衛生組織奠定了基礎。中國雖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創始國，但卻在很長時間都被世界衛生組織排除在外，直到1972年5月10日第25屆世界衛生大會才通過決議，恢復了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合法席位。此后，中國出席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歷屆大會和地區委員會會議，并被選為執委會委員。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于1978年10月在北京簽署了“衛生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這在雙方關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于1981年在北京設立。1991年中國衛生部部長陳敏章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榮譽獎——“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金質獎章。

2003—2019年：中國全方位深度參與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階段。這一時期世界已經進入到了全球公共衛生外交階段。中國對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全方位深度參與表現在：既參與以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為主的多邊國際合作，也參與東亞的地區性合作，還包括雙邊合作和單邊醫療援助等多種形式，在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歷程中，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非典”疫情早期防控不利使我國的國際形象受到了負面影響，這使中國深刻認識到了以積極態度參與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的重要性。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為主的多邊國際合作：2003年中國首次在聯大發起了“加強全球公共衛生能力建設”的倡議，此后中國連續3年積極推動聯大通過同名決議。陳馮富珍女士2006年11月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此后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上了一個新臺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衛生和發展平臺，向多邊機構提供捐助。中國是世界衛生組織執委會成員，同時也是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的理事會成員，中國還積極參與制定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2017年7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政府頒發了“社會健康治理杰出典范獎”以紀念中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65周年。迄今，中國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合作中心已達69個，數目之多位居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國家之首。

地區性衛生合作：在地區層面，這一時期中國的公共衛生外交主要表現為積極參與東亞地區的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中國在東亞的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東亞現有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的主要發起人和倡導者。東亞現有的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主要包括三大類——常設機制（如：中國與東盟公共衛生基金）、定期機制（如：中國—東盟衛生部長會議機制）和應急性的不定期機制（如：中國與東盟特別高峰會議），這些機制均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

雙邊合作：中國大力開展雙邊公共衛生合作，與很多國家簽署了雙邊衛生合作協議。例如，2005年10月30日中美簽署了《中美新發和再發傳染病合作項目合作諒解備忘錄》。2009年6月，中國與加拿大政府簽署了加中兩國2009—2011年度衛生合作行動計劃。中國也與非盟簽署了合作協議，積極支持并參與非盟疾控中心總部和區域疾控中心的建設，幫助非盟培訓工作人員。迄今，中國已在醫藥衛生領域與非洲國家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伙伴合作關系。

單邊醫療援助：中國多次向非洲派遣援外醫療隊，培養當地的醫護人員。中國還在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發生疫情時給予及時的援助。以2014年埃博拉疫情為例，中國向暴發疫情的西非三國提供了價值超過1.2億美元的物資援助，并向疫區派出1200多名醫務人員。中國醫學專家還為非洲9國共計1.3萬名當地醫療護理人員進行了埃博拉治療的培訓。

新冠肺炎疫情開啟了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新階段

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轉折點，使得中國對全球公共衛生外交的參與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新階段的特征是中國在全球公共衛生外交中發揮了重大影響力，并開始積極引領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中國向世界展現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態度。2020年1月3日，中國開始向世衛組織和各國定期通報疫情信息。1月11日，中國將5條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上傳網站，同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各國共享數據。1月21日，中國公布了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引物和探針序列。1月23日，中國采取果斷措施，壯士斷腕，武漢“封城”。2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中國人民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犧牲。3月7日和4月23日，中國政府兩度響應世界衛生組織的籌資呼吁，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共計5000萬美元，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展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疫情的能力，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病毒無國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證明，人類是休戚相關、安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中國一直在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引領國際社會的抗疫合作，并作出了突出貢獻。中國積極與世界各國分享防控信息和經驗，對其他國家進行醫療支援。此次對外抗疫援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援助時間最集中，涉及范圍最廣的一次緊急人道主義行動。從援助對象看，既包括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也包括公共衛生體系和防疫能力較為薄弱的國家，還包括歐盟、非盟、東盟等國際組織。從援助方式看，主要包括醫療物資援助和醫療技術援助兩種形式。援助物資主要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隔離眼罩、額溫槍、醫用手套、鞋套以及呼吸機等診療設備。醫療技術援助采取派遣醫療專家組以及視頻會議的形式，開展經驗交流，提供診療建議。中國已經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網上知識中心，向所有國家開放。國家衛生健康委匯編診療和防控方案并翻譯成3個語種，分享給全球180多個國家、10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參照使用。中國正加班加點地為全世界生產急需的醫療物資，世界工廠變成了世界藥房。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26日晚在北京出席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并發表了題為《攜手抗疫 共克時艱》的重要講話，還就會議議題提出了四點倡議：堅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擊戰；有效開展國際聯防聯控；積極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5月18日，習近平主席出席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也提出相關建議。中國的這些舉措和倡議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在地區層面，繼2020年2月20日中國和東盟成員國外長在老撾萬象舉行中國—東盟關于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會議并發表了《中國—東盟關于新冠肺炎問題特別外長會聯合聲明》之后，4月14日李克強出席了東盟與中日韓（10+3）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并提出重要倡議，會議發表了《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聯合聲明》。現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相信中國將會踐行自己的承諾，繼續在全球公共衛生外交中發揮重大影響力和關鍵引領作用。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Kelley Lee,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 Conceptual Review”, Trade, Foreign Policy, Diplomacy and Health， Draft Working Paper Series, May 2009.

②Dr. Margaret Chan , “Health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Address to Director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Norway, 13 February 2007.

③李安山：《中國援外醫療隊的歷史、規模及其影響》，《外交評論》，2009年第1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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