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疫情在全球的擴散不僅可能造成全球產業鏈重組，還有可能給歐美大國以可乘之機，使這些國家借助“群體免疫”策略變相與我國脫鉤，甚至推動歐美數字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形成挑戰。多重挑戰下，我國可以從降低企業成本、做好防控體系調整預案、加強數字經濟建設等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產業鏈重組 數字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全球疫情防控常態化將很有可能成為現實，這意味著目前中國在國內疫情防控常態化之外，還要面臨更加復雜嚴峻的全球疫情考驗，而這也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挑戰。

挑戰一：疫情很可能引發全球產業鏈重組，從而對中國制造業構成巨大挑戰

首先，由于疫情造成制造業上下游供應斷裂，導致部分環節尤其是跨國企業掌握的環節出現走出中國、尋找新基地的傾向，即使是短期行為，也依然對我國制造業崛起造成嚴重沖擊。由于各地疫情嚴重程度不同、各地政府管控力度不同，因此復工復產的步伐和效率也有所差異，而制造業生產往往是長鏈條、跨區域的協作化生產模式，我國已經逐步形成一批產業集聚區，往往是一地一產、一縣一產，這就導致我國可能面臨整個供應鏈“一損俱損”的風險。而供應鏈一旦受損，就會給全球制造業傳遞一個信號：必須未雨綢繆地尋找“下家”。

以帶動工業環節最多的汽車制造業為例，可以清楚看出我國制造業面臨巨大外移壓力。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零部件供應中心，全國有超過10萬家汽車零部件企業，全球80%以上的汽車零部件和中國制造業相關。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湖北省恰恰是我國的“汽車大省”，集聚了上萬家車企和零部件公司，武漢更是集聚了7家整車企業、12個汽車總裝工廠，黃岡、襄陽、十堰等都是全國全球重要的汽車產業基地，疫情期間幾乎全面停產，這就導致大量跨國企業開始考慮從中國以外的地區采購零部件。比如，現代集團在暫停蔚山、全州、牙山工廠等地整車生產線的同時，第一時間提出未來將增加東南亞零部件制造產能的計劃；本田汽車的零件制造商決定用菲律賓工廠取代中國供應商生產制動踏板；豐田、通用、特斯拉等全球車企巨頭也紛紛開始密切關注中國以外的零部件制造基地，期望在長期內找到更多替代中國制造的品類。

其次，疫情期間我國由于疫情帶來的人流物流不暢、國際貿易不通等問題，導致大量企業復工不復產，主要表現為原材料運不進來、產品運不出去，甚至出現設備停產、機器空轉的現象，造成極大的國際訂單轉移風險，進而加劇制造業企業外流壓力。以紡織行業為例，雖說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外溢是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但是原本可以留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紡織、衣帽、鞋襪等企業也紛紛轉移到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地，近十年我國紡織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30%左右，而國內梯度轉移效果卻不理想。此次疫情造成我國化纖企業原材料不足、運輸不暢、跨國物流停擺，榮盛、恒逸等行業巨頭均面臨巨大的訂單轉移風險，而海外工廠則趁勢而起，借機搶占國際市場。根據紡織行業指數，每年的4-6月是行業黃金發展期，如果疫情對生產的影響持續，疊加中美貿易摩擦，紡織產業鏈外移的現象無疑將會加劇。

不僅傳統行業，通訊和信息技術行業同樣面臨訂單和企業轉移風險。目前，我國通訊制造行業尚未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全球競爭力較弱，這就意味著生產基地的轉移同樣會面臨巨大挑戰。以人人須臾不能離的智能手機為例：受疫情的影響，產業鏈斷裂造成手機制造加工停擺近一個月，三星、蘋果都明確表示了尋找新代工廠的可能。據市場研究公司IDC報告數據，受疫情影響，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11.7%，其中最大的地區跌幅在中國，其出貨量同比下降了20.3％。事實上，電子代工巨頭、全球最大的iPhone組裝商富士康也面臨著蘋果、惠普、戴爾等企業的訂單轉移風險，更別說競爭力并不顯著的大量中小企業了。更緊要的是，2020年將是5G產業爆發年，而疫情極有可能對我國在產業布局上搶占5G制造高地帶來負面影響。

挑戰二：英德等歐美大國轉向采取“群體免疫”策略，變相與我國脫鉤

隨著歐洲疫情形勢的迅速發展，英國、德國、瑞典等歐洲主要國家均進一步明確其防疫策略，從初期的嚴防嚴控，直接調整為接受大面積感染、集中資源救治危重癥，同時寄希望于大部分人產生抗體的“群體免疫”防疫策略。英德等國的這一調整，本質上是確認其前期針對境外輸入病例的防堵已告失敗，本地傳播、社區傳播無可避免，加之制度和文化因素使其不可能采取類似中韓的嚴防嚴控措施，因此轉而將防疫目標從“消滅病毒”轉變為“防止醫療資源擠兌”，力求以拖待變，為疫苗和特效藥物研發爭取時間。

基于德國政府及德國防疫權威專家的表態分析，這種防疫策略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疫情暴發到夏天，以政府宣傳、疑似患者自行隔離等措施，盡可能降低疫情造成的恐慌情緒，避免患者集中就醫。第二階段則是從夏天開始，如果第一階段措施取得成效，社會恐慌情緒總體可控，則隨著流感季節的結束，可以集中更多醫療資源治療危重癥病例，進一步為疫苗和特效藥物研發爭取時間，同時也進一步向民眾灌輸“與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共存”的理念。

可以看出，上述策略的目的是保證公共醫療系統的正常運轉，各類措施試圖做到“且戰且退、敗而不亂”，不斷提高民眾對疫情威脅的接受程度。至于大量人群感染后獲得的“群體抵抗力”，則更類似一場賭博，畢竟難以評估新冠病毒可能的變異路徑和方向。

我們姑且不必評論英德此類防疫策略的合理性，僅從這一策略帶來的后果看，英德法西瑞典乃至整個歐洲勢必會出現大量癥狀不明顯、未被檢測、行動自由但又具有傳染性的感染者。我國是一個高度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外貿大國，歐盟又長期位列我國最大貿易伙伴，難以避免將有大量歐洲客商來華或我國人員赴歐從事經貿活動及其他交往，因此我國將直接面對歐洲大量感染人群對我國帶來的輸入性感染壓力。

同樣考慮到上述經貿背景、我國自身經濟發展和政治外交的需要、復工復產的現實緊迫性，面對數百萬乃至上千萬量級的中歐人員往來，我國現在采取的口岸嚴防嚴控措施很難長期持續，耗費的成本也過度高昂。

更需注意的是，一旦上述“群體免疫”策略成為歐洲主流策略，極有可能引發美國、澳洲及其他美洲非洲國家效仿，屆時極有可能面臨全球病例倒灌壓力。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一旦美國也效仿歐洲策略，極有可能令歐美在此問題上實現事實同盟。進而，為轉嫁國內疫情壓力和民眾注意力，歐美國家也極有可能對我國嚴防嚴控策略持續發難，將我國防疫措施妖魔化為種族主義措施，從而破壞我國與傳統友好國家的關系，并借此推動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

挑戰三：疫情推動歐美數字經濟“跨越式”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競爭壓力加大

基于前期防疫措施松懈而導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在歐美多國已是事實。雖然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歐洲大陸主要國家有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跡象，但歐美主要國家的線下經濟活動已經并可能在未來數月內仍處于大范圍停滯狀態。這一局面使得歐美各國對以網購外賣、遠程辦公、在線教育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業態的需求呈現出爆炸性增長，從而促進了相關產業在疫情期間的逆勢擴張。

在疫情暴發前，歐美國家的上述消費類、教育類、辦公類數字經濟產業雖也有一定發展，但整體產業增速仍然慢于我國，其根源就在于歐美相對成熟的經濟形態，對于上述新業態的接受程度受限，需求不夠旺盛，加之與其配合的線下部分仍需要依賴高成本的人工，因此雖有亞馬遜等在線銷售巨頭的存在，但資本市場對相關產業投資仍相對審慎，行業內的企業也無力進行快速擴張。

但此次疫情一方面釋放了前所未有的數字經濟產業潛在需求，帶來了消費習慣的轉變，另一方面也導致失業人數攀升，從而令數字經濟產業得以用相對較低的人工成本，吸納大量失業人員以擴充其線下配套服務團隊規模，從而令歐美數字經濟產業克服了此前供需兩端的阻礙，進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突出的案例便是亞馬遜在3月宣布增聘10萬配送及倉庫管理人員，“以協助應對失業危機”，以及美國視頻會議通訊軟件ZOOM一舉成為歐美多國網課及企業遠程辦公的服務供應商。

而除去上述直接面向最終用戶的數字經濟行業，以使用大量用戶隱私數據為前提的部分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產業和數字醫療產業，同樣因疫情而在歐美迎來黃金發展期。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法國政府開發的防疫申報通行軟件。該軟件通過收集使用者的行動軌跡數據，以便于排查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同時對其他可能靠近確診病例活動區域或疑似病例的用戶發出警告。無獨有偶，谷歌蘋果也罕見聯手，共同開發基于用戶行動軌跡追蹤新冠肺炎感染者的工具軟件，該軟件已在5月份提供給應用開發者，應用開發者則可以利用此軟件打造各類“追蹤”應用。這些應用將會上線在各大應用商店。

如果說在疫情暴發前，上述基礎設施類數字經濟產業，受限于歐美嚴苛的個人數據隱私保護法規和強調隱私保護的公眾輿論氛圍，往往連基礎性的用戶數據搜集工作都難以完成，更遑論對用戶行動軌跡及私人健康信息進行掌握。那么防疫的緊急需求，則為這類基礎設施類數字經濟產業提供了快速發展的契機。更重要的是，借助疫情期間數字經濟的放量發展和實踐，美國政商界可能更深刻地認識到數字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程度和蘊含的發展潛力，進而謀求美國企業在相關領域的全球壟斷地位，并對他國相關企業進行限制。美國相關企業也可能通過疫情期間業務量的持續峰值測試，進一步強化其在本土市場的主導地位，并為全球擴張積累經驗和硬件基礎。同時美國極有可能通過進攻性的產業政策，支持其數字經濟在全球范圍的擴張，并以數據安全等議題對以中國為主的數字經濟產業競爭對手進行打擊。

我國應對全球疫情擴散新挑戰的對策建議

對相關產業提供政策支持

短期內要出臺切實可行的政策，全面降低企業用人、用地、用房、相關稅費等成本。這一點從國家到地方，從政府到學界都已經有了共識。但要強調的是，降成本不是降工人工資，而是要降低社保費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尤其是政府要降低土地出讓金、降低增值稅和相關費用；同時，政策要惠及物流、檢驗檢測、會展等生產性服務業。長期內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全面健全產業政策體系，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日本的產業轉移經驗表明，只有創新才能避免產業空心化，正常轉移尚且如此，疫情造成的特殊轉移更是提醒我們應建立不可替代、自主可控的創新產業體系，實現“材料—器件—系統”“原料—零部件—整機”“資源—研發—生產”全面協同的現代化產業鏈，增強產業鏈韌性。

做好防控體系的調整預案

盡快且平穩地將目前的嚴防嚴控體系切換為智慧防控體系。這一方面有助于復工復產順利推進，對沖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保證脫貧攻堅總目標的按時達成，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防疫所付出的社會經濟成本，建立可持續的長效防控機制。

此外，應及時對歐洲主要國家防疫態度和策略的變化進行跟蹤，并做出調整。針對可能到來的境外輸入病例壓力，專門研究設立發熱門診涉外病例的標準處置流程，增強對境外輸入病例的快速反應能力。考慮與韓國、新加坡、越南等疫情得到一定控制的國家合作，建立出發前病毒檢測機制和證明文件的開具機制，在中韓、中新、中越等雙邊人員往來過程中，實現病毒檢測證明文件和健康證明文件的互認，以此建立國際性的防疫同盟，并不斷吸納參與國，實現防線前置，同時提升我國疫情防控的國際影響力和公信力，進而密切相關國家經貿往來。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產業

應進一步強化對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關注、規劃和投入，把握“新基建”契機，加強數據中心、核心通訊網絡及災備系統、戰略物資生產物聯網等骨干基礎系統的建設，提升數據基礎設施的抗風險能力和使用效率。在部分公務服務領域，政府亦可進一步向有實力的數字經濟企業開放，積極借助市場力量，在智慧政務、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應急物資數據管理等數字化治理領域實現政府購買服務或研發運營外包，從而釋放企業創新動能的同時，也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危機應對能力。

面對美方可能對我國數字經濟展開的遏制，我國數字經濟企業也應抓住窗口期以攻為守，積極以市場化促銷手段實現“出海”，盡可能確立海外市場份額。隨著疫情影響范圍的擴大，全球大多數地區都面臨著更多的電商消費、在線辦公和數字娛樂需求，中國數字經濟企業也應把握這一時機，盡可能加快海外市場的開拓。

【本文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責編：李 懿 / 董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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