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美國經濟的需求端受到結構性沖擊，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勞動失業迅速增加，資本市場劇烈震蕩。美國財政政策面臨債務高位膨脹壓力，寬松貨幣政策受到利率期限結構倒掛等約束；美國會更加倚重對外貿易并繼續主導全球治理。美國將會有選擇地擴大進口，實施差別化貿易政策；對必需品降低進口關稅，對可替代品提高進口關稅，以彌補財政赤字和保護本國經濟。美國經濟恢復常態離不開全球經濟恢復，美國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離不開與其他國家協調。短期內新冠肺炎疫情會使商品供應短缺、勞動失業增加、企業大量關閉；在長期，新冠肺炎疫情會成為人類社會重構全球化的新動力。

【關鍵詞】新冠肺炎 美國經濟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貿易政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2019年美國GDP為21.4萬億美元，占全球約24%。美國社會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對世界經濟影響舉足輕重。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影響和美國政策應對趨向，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經濟運行態勢。

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2020年2月25日，高盛（Goldman Sachs）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期從1.4%下調至1.2%，指出疫情將拖累美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4月13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5.9%，低于-3.0%的世界平均水平。

一是需求端受到結構性沖擊。隨著疫情蔓延擴散，口罩等疫情防控用品在美國出現嚴重短缺。2020年3月3日，美國參議院健康委員會表示，美國醫務人員需要35億只口罩，但可以供應的只有3500萬只左右。3月18日，特朗普動用1950年《國防工業生產法》，賦權聯邦政府強制要求私營企業生產或提供服務以應對疫情；3月27日，特朗普簽署《國防生產法案》行政令，要求通用汽車生產呼吸機。4月8日，美國衛生部與通用汽車公司簽署3萬臺呼吸機生產合同，總價值近5億美元。

受疫情防控和恐慌情緒影響，美國大批消費者涌入各地超市，爭搶清潔用品、洗手液、消毒產品、紙巾、瓶裝水以及各種罐頭食品。與此同時，美國航空運輸業需求急速下降。為了應對客流量下降和航空業不景氣，美聯航3月4日宣布4月起減少國際航班20%，減少美國國內航班10%。

二是企業大面積停工停產或轉變經營模式。疫情在美國本土蔓延擴散后，微軟、臉書、谷歌、亞馬遜、推特等眾多企業受到沖擊。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2020年4月1日的數據顯示，3月美國制造業活動指數從2月的50.1降至49.1，美國制造業活動陷入萎縮，通用、特斯拉等多家汽車制造商宣布暫時停產。

三是勞動失業迅速增加。2020年4月2日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截至3月28日美國當周初申請失業金664.8萬人，超過前一周的數字328.3萬人。4月16日美國勞工部申請失業救濟數據顯示，美國總失業人口超過2200萬，勞動失業率至少達到17%，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最高峰失業率的10.6%，為1929年大蕭條以來的最高失業率。

四是資本市場震蕩史無前例。2020年2月至3月，美國股市劇烈波動。2月26日，道瓊斯指數下跌1031點，下跌幅度3.56%。2020年3月2日美國三大股指收盤全線大漲，漲幅5.09%；3月3日，美股全線收跌，三大股指均下跌近3%；3月4日，美國三大股指全線大漲，道指漲近1200點；3月5日，美國三大股指均下跌超過3%；3月6日，標普500指數收跌1.71%。3月9日至3月19日的10天時間美國股市經歷了四次熔斷。

財政赤字高位運行使美國財政擴張空間有限

第一，緊急財政救助和刺激計劃。美國推出的財政措施包括疫情防控和經濟刺激兩個方面。2020年3月4日，美國國會公布80億美元的緊急資金方案，其中30億美元用于疫苗研發、治療和診斷，22億美元用于疫情預防和應對工作等。3月6日，特朗普簽署83億美元的緊急支出法案，用于幫助醫療系統。3月18日，特朗普簽署約1000億美元緊急支出法案，包括向民眾提供免費病毒檢測、提高失業保險金額度和允許帶薪病假等。3月28日，特朗普簽署2.2萬億美元經濟救助計劃。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3月30日表示，美國考慮采取第四輪經濟刺激法案以實現經濟復蘇，包括取消對州和地方減稅設定上限、增加對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聯邦援助，以及進一步向美國人直接發放現金補助。財政部長姆努欽4月1日表示，美國財政部正與國會討論基礎設施法案，希望第四輪法案在五年內投入7600億美元，支持社區衛生中心、安全用水、寬帶接入、道路和橋梁以及鐵路等設施改善。

第二，財政赤字率過高加劇了美國債務壓力。巨額財政支出加大了美國財政負擔，使得已經高位運行的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的財政赤字不堪重負。2016年至2018年美國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率均高于實際GDP增速。2017年美國共有16個州財政赤字率高于2%，33個州由財政盈余轉為財政赤字，其中夏威夷州財政赤字率從2016年的1.4%上升至2017年的4.0%，西弗吉尼亞州2016年財政盈余率為1.1%，但2017年財政赤字率達到2.8%。2019年聯邦政府財政赤字接近1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率4.64%。2019年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率高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稅率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2008年美國企業所得稅率為35%，2017年特朗普減稅后大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統一下降至21%。巨額財政支出將引起美國財政赤字飆升幅度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2009年美國財政赤字為1.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率9.79%。

2019年的美國外債余額處于歷史高位。相較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2019年美國外債余額為20.4萬億美元，遠高于次貸危機前的水平，也高于次貸危機后的水平。2007年美國外債余額約13.4萬億美元，隨后逐年上升（如圖1所示）。

美國實施寬松貨幣政策面臨四個約束

匆忙重啟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2020年3月3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50個基點至1%-1.25%。3月16日，美聯儲降息10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從1%-1.25%下調到0%-0.25%。同時，啟動規模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即在未來幾個月內至少增加持有5000億美元美國國債，至少增加購買20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月23日，美聯儲開啟“無上限”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7000億美元的基礎上額外建立3000億美元的新融資計劃以支持信貸流向就業、消費者和企業。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重啟的解釋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導致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改變了看法，美聯儲看到了經濟系統中的風險，因此選擇采取行動應對疫情對經濟影響。然而貨幣寬松面臨四個約束條件。

一是美聯儲量化寬松目標不夠清晰。美聯儲緊急降息和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是基于美國股票市場震蕩加劇，直接目標是穩定股票市場指數，沒有涉及到具體金融機構救助，也沒有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列出企業救助名單，明確給出經濟增長目標或勞動就業目標，這就使量化寬松操作擬達到的目標缺乏針對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和經濟衰退疊加打亂了美聯儲一貫穩健的行事風格。鑒于特朗普政府催促，在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和社會影響很不確定的情境下，美聯儲只是機械性地按照金融危機經驗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一點與2008年美聯儲量化寬松操作有很大不同。2008年美聯儲開啟量化寬松政策以前進行了10次降息，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從2006年6月29日的5%-5.25%降至2008年12月16日的0%-0.25%。這些操作為美聯儲充分掌握經濟運行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且2008年只有次貸危機一個沖擊因素，這次則不同。盡管2019年美聯儲有3次降息，但是2020年除了美國經濟低迷外還有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

二是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在高位膨脹。2008年量化寬松開始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為8700億美元，占200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4.34萬億的6.1%。2014年10月第三輪量化寬松結束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為4.5萬億美元，占2014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萬億美元的26%。2019年12月26日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為4.17萬億美元，占2019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1.43萬億美元的17.7%。2020年3月16日開啟量化寬松操作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絕對規模是2008年的近5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相對規模是2008年的近3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高位會限制量化寬松操作空間，形成巨大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2020年4月8日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一周前的5.86萬億美元迅速擴大至6.13萬億美元，達到美國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4以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在高位膨脹擴張，勢必會大規模釋放流動性，推高道瓊斯指數，催生金融幻覺，在存量貨幣重新流通后會產生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鑒于物價穩定要求，美聯儲在資產負債表膨脹方面會非常謹慎，其承諾的“無上限”資產購買計劃，落實操作時必然會遭遇通貨膨脹壓力和資產泡沫壓力。

三是道瓊斯指數上漲的金融泡沫威脅。較2008年量化寬松政策開始時期，2020年3月16日道瓊斯指數已經處于歷史高位。2008年12月26日美聯儲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降至0-0.25%區間時，道瓊斯指數收盤為8515點；2014年10月30日美聯儲全面結束量化寬松資產購買當天道瓊斯指數收盤約17000點。2008年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實施到結束，道瓊斯指數上漲約2倍。

2020年3月23日道瓊斯指數收盤18591點，同日美聯儲開啟“無上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按照2008年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后的道瓊斯指數2倍漲幅，如果是相同強度的量化寬松操作，意味著2020年3月23日以后道瓊斯指數將上升至36000點至40000點。否則，貨幣政策基于股票市場的傳導作用就很有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影響廣度和深度遠超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不同于2008年金融機構倒閉和金融資產價格下跌，根源在于人口不能正常參與經濟活動，供給和需求受到雙重沖擊。在此情形下，必須實施寬松貨幣政策來維持企業和金融穩定，以緩釋經濟系統困境。但是，貨幣寬松持續時間決定于新冠肺炎疫情結束時間，貨幣政策發揮的作用大小取決于美國經濟衰退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20年美國-5.9%的經濟增長估計遠低于2009年美國經濟增長-2.76%水平，不考慮其他因素時恢復經濟需要道瓊斯指數至少有4倍的漲幅，也就是說道瓊斯指數要上漲到72000點。如此高的道瓊斯指數除了金融泡沫外，會嚴重影響市場對金融信任，可能會是更大規模的經濟金融災難，這將是高懸在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上方的極其危險的金融堰塞湖。

四是國債收益率倒掛顯示企業長期投資信心不足。2018年至2020年美國國債收益率出現了多次倒掛。2018年12月21日，1年期國債利率為2.62%，高于3年期國債利率2.61%；2018年12月28日1年期國債利率為2.57%，高于3年期國債的2.50%并高于5年期國債的2.56%。2019年3月22日美國1年期國債利率為2.45%，高于3年期國債2.24%、5年期國債2.24%和10年期國債2.44%。2019年10月18日，美國1年期國債利率為1.58%，高于3年期國債1.56%，5年期國債1.56%；3個月期國債利率0.42%從2019年12月11日至2020年3月11日，一直高于1年期國債利率0.40%。2019年5月23日至10月10日，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低于1個月和3個月期國債收益率。美聯儲分別于2019年8月、9月和10月實施3次降息，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短期上升。2020年2月14日至3月9日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再次出現倒掛，美聯儲兩次降息后，10年期國債利率出現上升。國債長期收益率低于短期收益率反映了市場對長期資金需求不足，長期投資需求不振，經濟增長前景堪憂，這會增加美聯儲降息和量寬政策提振實體經濟的難度。

疫情影響下，美國將會實施有區別的對外貿易政策

一是有選擇地擴大進口貿易。面對供給和需求雙重沖擊，美國需要增加緊缺商品進口。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在限制防疫物資出口的同時也鼓勵防疫物資進口。2020年3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27家美國企業總計100多項自中國進口的醫療相關產品，予以關稅豁免。3月12日，美國取消對部分中國進口醫藥用品加征關稅。4月2日，特朗普阻止3M公司向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出口防護口罩。4月3日，特朗普指示美國聯邦緊急措施署阻止出口N95口罩、外科手套和其他醫療防護裝備。4月8日，美國海關開始扣留出口醫療物資。

結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常態需求，對必需品降低進口關稅和對可替代品提高進口關稅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以達到獲得關稅收入彌補財政赤字目標同時又可以保護美國本土企業。美國進口的新鮮大蒜有2/3約1.99億磅來自中國大陸。美國農業部（USDA）的數據顯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大蒜運輸成本上升，中國停工停產大蒜供應不足，2020年2月上半月一串五顆裝的大蒜在美國的平均售價為1.425美元，較2019年同期上漲29%；中國出口到美國加州的每箱30磅的批發大蒜價格達到85至87美元，累計漲幅達到60%。美國對大蒜等商品依賴中國，從降低財政負擔和恢復經濟考慮，降低這類商品進口關稅是美國的必然選擇。此外，美國會有選擇地與非競爭性國家增加貿易往來，與競爭性國家減少貿易往來，通過增加進口來維持國內消費和生活必需品供應。

二是美國貿易逆差上升是必然結果。經濟增長短期下降和財政支出急劇增加時，為了保持平滑消費，一國進口會迅速增加，國際貿易逆差會顯著上升。這一點可以對照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的進口數據變化。1923年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傷亡人數超過15萬，由地震及其引發的火災、余震和海嘯造成的財產損失占日本1922年GDP比重超過1/3。地震發生后，日本產出增長放緩，災后重建需要投資，政府災后救濟擴大了公共開支。日本的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重由1922年1.2%上升到1923年的3.6%和1924年的4.4%。

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已經肯定，財政支出已經大規模增加。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和“無上限”量化寬松操作，為美國擴大進口提供了可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財政支出增加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國貿易逆差從2009年的3873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96億美元，美國貿易逆差在2020年及以后一段時間一定會大幅度上升。

作為世界上最依賴全球經濟的國家，美國還會繼續退群嗎

第一，美國是世界上最依賴全球經濟的國家。美國經濟開放度全球第一，嚴重依賴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市場。2018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為32.3萬億美元，流入美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存量7.5萬億美元，占全球的23.1%，比位于第二位的中國香港6.3%高出近17%。2018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出存量31萬億美元，美國流出6.5萬億美元，占20.9%，比位于第二位的荷蘭7.8%高出13%還多。2018年，美國進口商品3.1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一，占全球的12.8%，比位于第二位的中國10.4%高出2.8%；同期，美國出口商品2.5萬億美元，占全球的10%，比位于第一位的中國2.7萬億美元略低。

2014年至2018年，美國進出口貿易和FDI流入流出存量總和占年度GDP比重均超過90%；2018年為95.6%，遠高于中國的63.97%。從進出口貿易和FDI流入流出存量總和占總人口比重來看，2018年美國人均經濟開放度為59239美元，遠高于中國的6163美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沖擊下，美國比任何國家都更需要經濟全球化，不僅急需控制國內疫情，也急需全球疫情盡快控制。

第二，美國會堅持由其主導的全球治理。經濟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經濟開放度越高的國家越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二戰結束后，美國倡導成立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諸多國際組織。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對全球治理的態度開始轉變。美國頻繁“退群”是以守為攻策略，目的是堅持由美國主導全球治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國進口商品更加需要全球經濟，國內生產恢復高度依賴國際直接投資進而嚴重依賴全球經濟正常運轉，它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堅持全球治理最大限度地為美國開放經濟服務。美國會選擇對自身有利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繼續放棄其認為沒有給美國帶來對等利益的國際組織和協定。美國“退群”會留下全球治理空白，破壞全球經濟和社會秩序。美國在疫情期間選擇與國際組織不合作，會加劇全球疫情蔓延，不僅不利于美國疫情控制，更不利于美國經濟和社會恢復常態。美國會對此加以權衡。美國政府不會做它認為不劃算的對外疫情防控援助。美國企業和美國社會出于人道主義精神，會通過民間渠道，參加對非洲等疫情嚴重國家援助，并形成政府和民間兩種截然不同的參與全球治理選擇，這會加劇美國社會對如何參加全球治理的內部分歧。

在深度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深度大聯合時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擴散必須全球社會聯手協同防控。全世界需要聯手協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有序運轉，包括疫情控制后的全球經濟復工復產復市。對于嚴重依賴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美國，在疫情過后恢復經濟常態方面，會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合作的重要作用。美國經濟恢復常態離不開全球經濟恢復，美國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離不開與其他國家協調。短期內新冠肺炎疫情會使商品供應短缺、勞動失業增加、企業大量關閉；在長期，新冠肺炎疫情會成為人類社會重構全球化的新動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IFDI與OFDI互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與經濟學解釋”（項目編號：16ZDA043）階段性成果】

責編/李一丹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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