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國家危機意識的相對滯后、流感襲擾使民眾陷入“警報疲勞”以及國家衛生戰略存在的不足，均為美國民眾淡薄疫情防控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且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惡化、經濟壓力驟增以及領導人自身的政治考量等，都深刻影響美國疫情防控的成效和前景。在疫情“政治化”以及“選情優先”的抗疫策略影響下，美國總統、民眾乃至國運都可能在經歷“大考”。

【關鍵詞】美國民眾 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防控意識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民眾防控意識淡薄的社會與政策誘因

美國民眾在此次疫情中所暴露出的防控意識之淡薄，有著復雜的誘因，大致可包含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美國長期處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個大洋的庇佑下，是一個很少出現嚴重“國土安全危機”的國家。故而，美國對本國國內安全的危機意識與全球性的重大危機之間易出現脫節。無論是兩次世界大戰，還是大規模的反恐戰爭，美國所面對的危機，大多發生在其本土之外。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國面臨危機時，往往將本土視為避風港，形成御敵于國門之外、防止災難降臨本國以及真正的危險大都在海外的思維定勢。這便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在一月底就率先從武漢等地撤出本國使館工作人員和僑民，卻直到三月份才在國內采取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防疫措施，這是有其歷史慣性的。無疑，幾個世紀以來，當作為其處理國家危機“大后方”的美國國土第一次成為了前線戰場，且對象是不受海洋阻隔、國界限制的新冠病毒時，美國民眾措手不及。

第二，常年受到流感襲擾的美國民眾，在防疫意識上已陷入“警報疲勞”。自2009年H1N1流感席卷全美以來，每年出現流感高發季已經成為美國的常態。在2017—2018年美國流感季中，美國流感人數達到了4500萬人，死亡人數達到6.1萬人；而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的流感季中，逾1900萬人感染，約有18萬人住院，至少1萬人死亡。連續三年“史無前例”的季節性流感，讓美國民眾在衛生安全意識上陷入了“警報疲勞”，甚至出現了身處危險之中卻不以為意的“暴風眼效應”。加之在美國疫情早期，特朗普的保密措施大于疫情的防控措施，政府關注和宣傳力度不夠更讓美國民眾放松了警惕。

第三，美國國家衛生戰略規劃未能真正照顧到民眾的基本訴求。盡管美國是全球最早制定生物安全戰略的國家之一，但2018年制定的《國家生物安全防御戰略》卻存在明顯的漏洞。在文件表述中，美國政府表示已充分認識到“生物威脅的持久性”這一關鍵特征。然而，在這場“持久戰”的戰備中，美國盡管對其16個部門制定了詳細的協同應對方案，但卻忽略了對民眾生物安全意識的教育與培養。盡管打出“保護美國人民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旗號，但殊不知美國人民是國家防御生物威脅的主要力量源泉，而非僅僅是等待救濟的對象。只有民眾整體危機防控意識提高，才能在國家構筑起一道堅固的防控堡壘。一旦民眾防患意識出現漏洞，再完備的計劃在災難面前也都會化為泡影。而在本次疫情中，民眾對政府抗疫措施的不信任，對醫療衛生官員相關建議的不聽從，也讓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了慘痛代價。

國內政治生態惡化的消極導向

美國民眾對于疫情的防控態度也受到了國內政治生態惡化的極大影響。疫情對于美國而言如同一個三棱鏡，它折射出的是一個政治嚴重極化、社會高度分裂的國內現狀。美國國家治理體制、政治生態、發展模式、資源儲備與社會結構等層面，在此次疫情防控的進程中大有撕裂之勢。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便呈現逐漸惡化之勢。對于政府監管、環境保護等諸多問題的舉措，美國民眾的不信任感和不滿逐漸加劇，這也自然而然地體現在了美國政治的極化上。尤其是近幾年，美國國會兩黨在政府角色、種族、移民等問題上的分歧和對立愈演愈烈。特朗普上任以來，其濃厚的反建制色彩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分化，并在其執政的三年期間愈演愈烈，且在疫情暴發之前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2019年12月，美國眾議院以濫用職權和妨礙國會為名，通過了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條款。彈劾案的進展過程呈現出高度分化的黨派分歧，不同政黨的議員們相互攻訐，最后在喋喋不休的兩黨斗爭中草草收場?！度A爾街日報》更是直接聲稱，此次彈劾案標志著美國政治“部落化”（Tribalization）的完成。美國民主政治引以為傲的“政治妥協的藝術”正在消逝，審慎而理性的“漸進式妥協”也漸被拋之腦后。

美國國內將疫情“政治化”，兩黨在疫情防控上采取極具本黨色彩的立場與政策，也直接加劇了分裂態勢，讓美國國內無法形成合力來有效應對疫情。有調查顯示，在氣候問題上，民主黨人大都相信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并認為氣候變化受人類活動的影響極大；共和黨人則懷疑氣候科學家的研究，并認為媒體報道夸大了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此次疫情中，科學觀念上獨特的政治分野，在黨派對立的激化下進一步加劇。蓋洛普公司的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于疫情的態度，也如政治表態般出現分裂態勢。4月17日至19日的統計數據顯示，面對美國疫情日益嚴重的客觀事實，卻在黨派面前出現了分化：民主黨支持者中，有59%的人認為疫情在惡化，21%的人認為疫情在好轉；共和黨支持者中，只有13%的人認為疫情在惡化，卻有69%的人認為疫情在好轉。《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民調顯示，表示不再計劃參加大型集會的共和黨人數，僅有民主黨的一半；而表示將減少到餐廳就餐的共和黨人數只有民主黨的三分之一。現實已表明，只有形成合力、相信科學，才能妥善應對疫情，美國國內疫情“政治化”的情勢，對于有效防控疫情毫無益處。

兩黨之間的角力已成為從聯邦到州一級采取防疫舉措的阻力。在疫情初期，美國疫情最為嚴重的地方，幾乎都是傾向民主黨的州，如紐約州、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和新澤西州，這些州都位于沿海地區，都至少有一個與國際交流密切的大都市作為商貿、旅游的門戶城市，且人口密度較大，這都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規模快速傳播提供了條件。但是，也正是由于這些州是在民主黨州長的管轄之下，他們率先發出了警告、提出了要求以及采取了措施。然而，在以總統特朗普為首的共和黨看來，這均是一種政治攻擊，他們認為民主黨人在夸大疫情風險，諸如此類的要求和行動不過是削弱特朗普政府、意圖在大選中贏得更多選票的一種手段。正是在這種思維下，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特朗普極力淡化疫情緊迫度；部分投機政客也睜眼說瞎話，積極鼓勵民眾去酒吧和餐館消費；更有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等保守派媒體人在節目里為總統的言論做辯護。凡此種種，都與相關的科學防控建議和指導相偏離，不利于美國防疫工作的切實開展。

在疫情沖擊下，美國從官員到民眾的防疫行動，都在黨派斗爭的牽動下一分為二。這種黨派政治觀點凌駕于科學之上一分為二的抗疫行動，其背后是兩黨競爭的顯性化，是全國性的行動失調，是輿論與科學、防疫與獲利之間的多重對立。在這個過程中，兩黨并沒有形成以民為本的統一論調和指導方案，這就讓本就防控意識淡薄的美國民眾只能憑其個人偏好，從自己信任的信息渠道，聽從其所信任的政黨政客的話語傳遞。無疑，不同黨派之間言論與信息的不協調，給民眾帶來了極為混亂的導向，也讓美國的防疫工作步履維艱、成效甚微。

大選之年防疫意識與政治經濟的聯動

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恰好趕上美國大選之年，美國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諸多操作均充斥著濃厚的選舉政治色彩。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的打擊不斷突顯，為了選票的政黨與為了面包的選民們，在疫情防控上的分歧似乎越來越多，美國疫情防控的未來走向需要考量的因素也更為復雜。

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截止到四月份的第二個周，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已經突破2200萬，這意味著，新冠病毒在美國肆虐的一個月時間，已經將美國過去十年所創造的2300萬個就業崗位幾乎化為烏有。經濟學家米格爾·卡斯特羅（Miguel Castro）對美國第二季度的就業市場做出了更加悲觀的預期，他預測2020年第二季度美國裁員人數將超過4000萬，失業率將突破30%。蓋洛普公司的長期調查數據顯示，四月份有25%的美國工人稱自己有面臨失業的可能，這一數字達到了自1975年調查開始進行以來的頂峰，而諷刺的是，這一數字在去年同期是8%，是調查統計開始以來的最低值。

現實的就業壓力、悲觀的經濟預期，迫使美國民眾進一步降低原本就淡薄的防控意識，為了面包而走上街頭，要求復工。而且，在口徑不一、各有所圖的政客鼓動下，民眾更加無所顧忌地摘掉口罩、肆無忌憚地走上街頭?？梢哉f，擺在美國人面前的，是面包與健康之間二選一的問題：出門工作仍有不被感染的僥幸，但居家隔離失去經濟來源只能是絕路一條。因此，美國在疫情期間出現的聚集抗議行動，體現的并非全部是美國民眾為了個人自由而發出“不自由毋寧死”的任性呼喊，事實上，也體現出美國民眾為了生存，而不得不上街抗議的無奈。

美國國內經濟形勢的極大壓力，也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連任之路帶來了嚴峻挑戰，這種壓力所引發的焦慮，讓特朗普錯過了緊急提升民眾防控意識的最佳時機。特朗普自2016年競選期間就提出了“美國優先”的政治口號，并喊出“買美國商品，雇傭美國工人”以及“保護美國人的工作、工資和福利待遇”等口號。在今年年初的國情咨文演講中，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飾地大肆渲染自己執政期間的經濟成就。但是，疫情肆虐美國僅僅一個月的時間里，就已經摧毀了他過去三年最值得炫耀的經濟成果，也蠶食著他最大的連任資本。蓋洛普民調顯示，在4月份前兩個周里，特朗普的支持率下降6%、跌至43%，反對率上升9%、升至54%。在經濟與民調雙重下滑的壓力下，特朗普也感到了“就業”的壓力——原本自信滿滿的連任之路變得迷霧重重。

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政治和國家政治的塑造能力，并不亞于戰爭。此次疫情是特朗普執政以來面臨的第一次需要被動應對的重大國家危機，之前無論是在貿易問題、還是在氣候問題抑或國內醫改問題上，特朗普都是主動出擊。但是，任職三年期間，特朗普領導美國走出重大危機的能力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檢驗。為了順利度過這場危機，特朗普政府可謂是用盡渾身解數。從前期對病毒致病性的語焉不詳，到極力鼓動重啟經濟，再到百般提振民眾信心，均可發現特朗普眼中最重要的，并非實際的病死率，而是選民的選票。在特朗普團隊看來，疫情所造成的生命損失，可通過政治化的操作將民眾情緒轉嫁到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這樣的“靶子”之上，從而實現推卸責任、轉移戰略焦點的目的；但是，如果經濟形勢持續惡化，那么選民們勢必會對特朗普的領導能力產生嚴重質疑。特朗普并沒有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或者其前任們團結一致，疫情反而將其“花式甩鍋”、肆意煽動仇恨與對立的偏執操作顯性化。另外，特朗普本人信口開河的性格，更是極大地誤導了美國民眾的判斷與輿情。無疑，這都給美國合力抗疫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阻力和不確定性。

總之，美國民眾所表現出的疫情防控意識淡薄，對于美國疫情防控的影響是深刻的。盡管美國國內現在的防疫重視度已提升、防控力度已加大，但防疫舉措仍需進一步強化，美國疫情防控的前景不容樂觀。百年一遇的疫情撞上百年難遇的總統，在“選情優先”的抗疫策略下，美國總統、美國民眾乃至美國國運都可能在經歷“大考”。

（作者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碩士研究生姚寰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海洋政治學的中國話語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9YJAGJW009）、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特色周邊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7JZD035）和“核威懾邊際效應及其視域下的吉林省核安全防護研究”（項目編號：JJKH20180267SK）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張景全：《民粹主義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內政與外交》，《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22期。

②李彥良：《美國環境政治的極化：趨勢、成因與影響》，《美國問題研究》，2019年第1期。

③袁征：《美國危機應對的“是”與“非”》，《人民論壇》，2020年第10期。

④Ronald Brownstein, “Red and Blue America Aren’t Experiencing the Same Pandemic”, the Atlantic, March.20, 2020.

⑤Thomas Franck, “The US economy has erased nearly all the job gains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CNBC, April 16,2020.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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