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一種特定形式，技術的性質和意義具有情境性。全面認識技術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關系需要整合技術發展的歷史鏡像和當代特征，反思新技術革命的特征及其帶給人類的新挑戰與新機遇。技術研究可以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促進人們對技術現象的深入理解和認識，技術研究領域的潛力比成就更重要。社會制度與技術發展的適應關系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技術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同樣是一種復雜的歷史關聯性，二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建構”。人類需要檢視現代性的技術理性，以交往理性重塑行動者的公共空間。

【關鍵詞】技術 社會 文明

【中圖分類號】C3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4

無論是解釋人類歷史邁入現代社會的過程還是解釋某個國家躍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都離不開科學技術這一關鍵的解釋變量。科技創新驅動社會發展，為人類文明提供了不竭動力，推動人類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蒙昧走向文明，從游牧文明走向網絡社會。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其演進過程中，對世界格局和時代主題的演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時代機遇，成為擺在各國面前的嚴峻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中，科技創新作為提高社會生產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增強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

技術現代形象的歷史緣起

技術的內涵具有流動性，技術的概念具有多義性，技術的性質和意義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在詞源學上，技術最初指的是關于有用藝術的知識，從文藝復興一直到工業革命，技術都是指以指南形式出現的關于有用藝術的知識。作為將把“技術”一詞引進了英語當中的著作，哈佛大學教授杰克伯·比格勞（Jacob.Bigelow）1829年出版的《技術的要素》[2]一書經常被提到。在該書中的“技術”主要是指有用的藝術或者知識的積累，我們能夠安全地穿過大洋，是因為“藝術（arts）”（當時“技術”的含義）比星座更能給于我們成功的指引。在杰克伯·比格勞《技術的要素》一書中，“有用的藝術”主要包括書寫、印刷、雕刻、材料、機械和過程等。

作為一種具有自身特定發展規律的社會現象，公眾視野中的技術形象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過程。隨著技術在人類文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之后，作為一套器械、復雜的工業裝置或者抽象的力量的現代技術圖象才開始出現。1865年，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所做的一場報告中，杰克伯·比格勞（Jacob Bigelow）告訴其聽眾“技術在本世紀和眼下……比任何其他文明的角色邁出的步伐都大”。[3]經過考證，技術史學者魯斯·歐迪克（Ruth Oldenzic）指出，在1865年（MIT真正成立的時間）之后，現代技術才開始呈現出其現代形象，他認為，現代技術概念的確立過程伴隨著一些著名技術研究所和工學院的創建[4]，比如，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861年由教育學家威廉·巴頓·羅杰斯創立，由于南北戰爭，直到1865年MIT才迎來了第一批學生，其辦學方向是把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教育與研究結合起來；史蒂文斯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0年成立，其公認最好的學科為工程、理科和專業管理；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于1885年，是美國少數著名的理工學院之一，以計算機科學、電子學、電子技術、通訊技術、機械工業等專業為主；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前身為卡內基專門技術學校（Carnegie Technical Schools），創校于1900年，創辦者安德魯·卡內基先生，主要是為了給匹茲堡地區勞工階層的子女提供職業學習教育的理念，1912年更名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7年與梅隆工業研究院（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合并，定名為卡內基梅隆大學，該校擁有全美第一所計算機學院和戲劇學院。隨著這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成立和發展，技術才逐步呈現出了與“有用的藝術知識”不同的“現代圖景”，并逐步為公眾所認可和接受。不難看出，技術的內涵處于流動中，現代的技術含義不等于其歷史上的含義，可以推定將來的技術含義與現代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對技術概念的認識和理解一定要放在一個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中去，不能將其簡單的“抽象化”，對現代技術的解釋不能脫離其現代性背景。[5]

“技術社會”與文明演進中的技術

全面認識技術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關系需要整合技術發展的歷史鏡像和當代特征，反思新技術革命的特征及其帶給人類的新挑戰與新機遇。歷史地看，盡管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都面臨著一系列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來的挑戰，需要利用技術工具來戰勝各種破壞性力量，但在歷史上的諸多社會形態中，“以技術思維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并不多見，并且這也只是在近代發生的事”。[6]發展是現代社會的主導性理念之一，“在發展變為現代社會的共同目標之前，大部分社會并不重視技術，而是更看重其他價值，比如，怎么樣與自然協調，如何保證社會儀式不出差錯，或者如何保護現有的權利機構等。只有在現代社會里，技術才擔負起了無所不在的支配性作用”。[7]現代技術已經染指人類歷史的根基，是當代社會最值得關注的實踐活動之一。

提到“技術社會”我們繞不過美國技術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的學者埃魯爾，他秉持人文主義的技術批判精神，但并不是技術災變論者，也不能被看作“具有誤導性的異教徒”。在1962年出版的《技術社會》中，埃魯爾詳細論述了文明中的技術演化、“技術社會”的興起、主要特征及其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影響。

埃魯爾的“技術”概念明顯具有寬泛和包容性，除了物質技術，還包含社會技術、抽象技術等。與傳統技術不同，在科學幫助下，現代技術成了一種控制方法，不僅被運用于生產領域，而且廣泛運用于政治、經濟、商業等以效率為準則的領域。埃魯爾用效率對技術進行了定義，認為技術是指所有人類活動領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絕對效率的方法的總體[8]。技術在現代社會具有統攝性力量，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決定著科學、經濟及文化的走向，技術已成為人類生存的新環境，這就是所謂的“技術社會”。埃魯爾指出，傳統意義上認為技術由人所開發必然可以為人所控制的說法并不適用于現代的狀況。總體而言，人類既不能給技術發展進行明確的定位，也很難為了人類自身目的而控制技術，技術人員、科學家、產業實踐者、公眾、社會組織都不能做到對技術的控制，為此，只能寄希望于人類全體形成合力以達成對技術的控制。[9]

現代社會的技術決定論者所秉持的“一旦技術開始進化，社會其他因素也會相應變化”的觀點并不適用于整個歷史進程。“了解的歷史越久，對未來看得越遠”，埃魯爾對各類傳統社會中技術的地位進行了考察。他指出，原始社會是“非技術的”，技術可能起源于巫術，但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中古時期的技術更多被視為工具，人類并未將自身命運與技術進步相結合。傳統社會也都趨向技術使用的改進，關注工匠技巧，而很少關心技術本身。埃魯爾將傳統社會分為外拓型與內斂型兩種類型。前者傾向于土地開采、戰爭、征服等各種擴張形式；后者進行足以維持生計的勞作，關注自身而非物質的擴張，表現出神秘主義特征。18世紀之前的技術具有地方性特征，技術擴散異常緩慢，多偶發性；技術是文明內在的組成部分，技術作為所屬社會的因變量而發展，并與社會共命運。19世紀以后產生了迥異于以往的技術現象。技術不再受到限制，而是擴展到所有領域，擴散到全球各個角落，并且滲透進每項活動，人類活動也不例外，作為文明內在組成的技術，逐漸遠離了審美考量，轉而追逐“效率”，具有了“自我增殖”的特性。技術相關的事物呈現出自動增長，在統計意義上，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數量每二十年翻一番。這明顯地是一種自我生成的過程：技術創造自身。當一種新的技術形式出現時，就可能為其他形式的技術創造條件。自我增長性可以表述為兩條法則：一是在工業文明中，技術進步是不可逆的；二是技術進步不是算術級的，而是幾何級的。[10]

“技術研究”：潛力比成就更重要的新領域

技術社會的興起，需要思想界提供恰當的理論解釋，需要對工業繁榮作出貢獻的元素進行創造性理解。現代社會的興起之時已經培育了呼喚維護技術社會秩序的學說之需求。大數據時代的人類并沒有擺脫碎片化的局限性、也尚未形成關于技術的整體性研究。技術研究的潛力比其成就更加重要，由于環境、健康、安全、網絡空間等問題的現實重要性和緊迫性把大量的社會學能量引入了相關領域，當代技術變化所造成的世界性影響預示著技術社會學領域的偉大未來。

我們需要對做為一種社會現象的技術作出解釋，而對技術現象作出任何有價值的分析都必須涉及歷史、理論和數據等要素。技術研究可以通過多學科交叉研究，促進人們對技術現象的深入理解和認識。技術研究應當為創造一個“在技術社會中有創造性的、有意義的生活”做好學術上的準備，獲取對社會生活以及社會問題的理性平衡視角。如果人們知道社會秩序是怎樣成為目前的樣子的，他們將會為指導未來的社會變革做更充分準備。

“技術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是一個包括哲學、社會學、歷史學、政策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經濟研究等在內的多學科研究領域，該領域對技術人造物、技術系統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研究。一般意義而言，技術研究被看作科技與社會（STS）這一交叉學科的子領域，通常認為，STS出現于20世紀60、70年代，該領域聚焦于對科技發展規律及其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目前STS正在發展成一個較為成熟和完善的學科系譜。在全世界不少大學都有該領域的研究項目甚至系所，還有特定的會議和學術雜志。比如，1964年，哈佛大學設立“技術與社會學位計劃”[11]，1977年麻省理工學院建立“科學技術和社會學位計劃”。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著名大學出現了一批系級建制STS機構，如美國1990年RPI、1991年康奈爾大學先后成立STS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指南中多年來一直都設有“STS計劃”，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項目資助。

目前的技術研究還是一個新興學科和領域，其理論基礎、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很難對其理論路徑進行系統和全面的評析，在國際學界通常會關注處于很多STS系和STS計劃核心的兩個子領域上：技術的社會學研究與技術的歷史學研究。[12]西方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潮流中，技術研究出現了新的特征，不少學者已經關注到了技術研究的特征和新趨勢，比如，在《現代性與技術》中，技術哲學學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以“技術研究：技術的新圖景”為標題對技術研究作了具體分析[13]；技術哲學家瑞·大衛·福舍（Rayvon David Fouche）在2008年還編輯出版了4卷本的《技術研究》著作[14]，在一定意義上較為全面地展現了當代西方技術研究的成果等。總體而言，當代技術研究呈現出一些特征：

第一，當代西方的技術研究匯聚在“經驗研究”的旗幟下，具有質疑和顛覆傳統的“技術決定論”“技術系統論”的理論目標，反對整體性技術邏輯可以強加和統攝社會邏輯的理論假定。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變化遵循的是一個固定的、線性的路徑，其發展路徑可以根據內在的技術“邏輯”來解釋。技術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論預設就是技術是社會塑造的，技術變化受制于社會情境，技術功能是社會過程的結果而不是技術理性的內在標準。當然，有些學者可能看到了技術內在要素對技術變化的強影響，倡導技術的社會研究的另一些人則指出，即使技術內在因素對技術變化有限制性影響，這些因素也是社會塑造的——比如，在企業、工程師和用戶群體對增長的期望等。[15]

第二，當代西方的技術研究都以案例研究為基礎，以“深描”作為其重要方法論標識。當代技術研究在其方法上吸收了同時期，相關學科尤其是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性研究方法。自孔德開始，強調實證和“客觀規律”是社會學的基本假定；無論是韋伯還是涂爾干，他們都力圖尋求隱藏在社會現象背后的規律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實證主義為特征的功能論受到了諸多挑戰，社會學中的“理解”范式逐步轉向“解釋”范式。在文化社會學的研究歷程中，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提出并實踐的“深描”方法是文化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拓展，在《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茲指出，“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16]格爾茲提出了闡述人類學和“深描”的概念，認為，所謂的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

當代西方技術研究的代表人物，學者平奇和學者比克進一步將“深描”方法應用于了技術物研究。對此，學者米薩指出，為了與技術決定論的論調作斗爭，技術的經驗研究選擇的方法就是在細節上重建作為技術被發明、被選擇和被應用的條件的社會和政治選擇；被現代主義和后現代理論家所倡導的“技術的邏輯”在這些細節的微觀層次的描述中銷聲匿跡了。[17]

第三，盡管存在不同的研究綱領和研究路徑，當代西方技術研究的基本理論主張具有統一性。盡管當代西方技術研究具有歷史研究與社會研究兩個維度、而且還具有三種綱領、四條路徑的劃分，盡管做了不同案例研究，但其基本理論假定具有同質性，其基本假定就是：現代時期的技術與早期的技術一樣都是社會構造的，它們體現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經濟的、社會的、職業的、管理的和軍事的目標；設計者、工程師、管理者、金融家和技術的使用者都會影響技術的發展過程。當代技術研究的理論家都意識到了技術可以被以多種形式進行解釋和適用。技術史研究向我們顯示技術比如電話、互聯網和汽車如何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功能和角色，而其功能和角色又是如何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18]

技術創新發展的多重路徑與可選擇的現代性

在當代技術研究中，“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兩類思潮：前者強調技術對社會制度、文化規范等的決定性作用，后者則注重對技術發展的社會學解釋，強調社會背景對技術的建構性。應當說，“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提供了解析技術與社會關系兩種清晰框架，是思考技術與社會關系的有效理論工具。但在我們經常所接觸到的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實踐中，技術和社會是融合在一起的，“技術”和“社會”都不能被歸于某種靜態的范疇，過分強調技術的“強制性結構”對我們的研究并無太大幫助。因此，在處理技術和社會的關系上，我們既反對強調技術內在邏輯的單向的技術決定論，也拒絕過分強調社會因素而忽視技術自身邏輯的強社會建構論。作者認同技術與社會及文化存在某種深層相互作用的觀點，“這種相互作用包括互相影響、現實的不確定性、歷史的模糊性，導致的抵抗、調整、接受甚至熱烈歡迎。為了努力捕獲這種流動性的關系，我們使用‘相互建構’這一概念”。[19]

在全球化語境下，出于對“現代性”的“普遍主義”沖動之抵制，盡管不少國家已經不再將“現代化”簡單地等同于“工業化”，不再將“工業化”簡單地等同于“西方化”，“現代化”依舊是發展中國家致力追求的目標，“現代性”依舊是理解現代社會繞不過的范疇。當代社會處處滲透著“現代性”，技術決定論與實證主義——技術統治論（positivist-technocratic）默默地潛伏在現代化的背景中，“現代化的最主要的觀點是建立在技術自身具有發展的自主邏輯這一決定論假設的基礎上。根據這種觀點，技術是一種不變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會中，就會使接受它的社會體系屈從于它的律令”；[20]實證主義——技術統治論強調對于特定類型的技術革新增加投資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社會的福祉，并使用一系列的量化的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來測度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21]

在技術決定論和實證主義——技術統治論視野中呈獻給我們的是作為現代社會生活基礎的“去背景化”的技術。發達國家在技術發展上處于領先地位，被定位為文明世界中的“先進國家”，是欠發達國家的“典范”。風起云涌的現代化浪潮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作為現代技術及其相應的制度性結構和文化表征的現代性是普遍的，盡管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多種多樣的社會形態，包括部落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但現代性具有唯一性，并且不管或好或壞，它成為了我們社會的范例。

西方發達國家業已經完成的現代化建基于“工業化”之上，“工業化”以現代技術的興起、傳播和應用為標志，但并非社會制度必須適應技術的發展，技術發展遵循的也不是一個僵化的單一模式。“現存工業社會的技術必須被認為是工業主義的一個特殊情況，它與占主導的資本主義文化有關，而不是普遍的范式。”[22]有的時候現代技術發展強化了現代性制度并促進了現代性文化的擴展；有的時候，現代技術適應了新的文化價值而出現，“技術發展是一個社會斗爭的舞臺，各種相互競爭的群體在這個舞臺上都試圖推進它們的利益和相對應的文明規劃。許多在技術上可行的結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爭中的勝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種結果才是可能的”。[23]

技術并非命定和不可變的，而是具有歷史和社會情境的依賴性。比如，互聯網經歷了一個從軍事工具到商業中介再到公民生活方式的轉換；自行車和汽車都經歷了一個從速度機器到交通工具的轉換；在此過程中，技術的“新的意義”被意識到了，其結果往往與設計者的原初目的不同。在當代的生產實踐中，生產者往往認同“使用者的解釋”，在一定意義上“用戶”參與到了產品設計中。

同樣，以現代技術和工業為基礎的現代性也并非一元的。比如，19世紀的日本所經歷的現代化是并非一個完全“西方化”的過程，在此期間，日本一方面，注重引進和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比如，電報、鐵路、軍事設備等，采納西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張“日本精神”和“民族傳統”。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同樣伴隨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民族文化、民族自醒和地方性實踐的獨特性并不能在“現代化”的標志下被抹平，相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觀念更被大眾所接受。

社會制度與技術發展的適應關系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技術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同樣是一種復雜的歷史關聯性，二者之間是具有“相互建構”性。現代性是理解技術的基本背景和必要框架，塑造了技術并推動著技術發展；技術是現代性的決定性特征，構造現代生活和權力的“超級結構”。

對技術進行現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要保證人類實踐的完整性意義。避免人類的解放事業受到技術理性霸權的傷害。傳統與現代經常并不是力量均衡的兩種力量。在技術活動興盛，傳統活動式微的現代社會中，捍衛人類實踐活動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很明顯，全面禁止或限制技術發展并非一種理性的現實抉擇，但是在延續技術發展的行程中，明晰傳統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對生活于技術中個體提出建議確是必要的。實際生活中，個體選擇在一定程度內享受技術便利無可厚非。人類將生活的一部分交由技術處理，從而有更多時間來進行有意義的活動，從個體來說是一種合理的權衡取舍，從社會來講也是一種進步的表征。但個體應當避免將效率至上帶入生活各個方面，技術使用者應該把效率追求約束在技術發揮作用的特定時間內。技術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技術活動與傳統活動爭奪個體注意力的歷史，這種爭奪戰會長期存在并且不斷激化。從目前情形來看，在技術的巨大誘惑面前，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個人需要強大的意志力和約束力才能將技術活動所占比重限制在合適范圍之內。人類需要去檢視現代性的技術理性，努力去培育一種發現有意義的、具有理性上可辯護性生活能力的意義。人類既不能僅僅想著繼續發展技術以隔離風險，也不應當冷漠地屈從于風險，更不應當聽天由命式的麻醉自己，而應當沿著直面風險、感知風險和解決風險的道路前行，關心我們周圍的世界，賦予我們的生活意義。[24]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研究專項“‘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主要風險及應對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風險治理中專家信任構建路徑及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8VDL05、15ZXB015）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編：《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0頁。

[2]Jacob Bigelow, Elements of Technology,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1; 2nd ed., p. 4.

[3][13][17][19]Thomas J.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 8, pp. 46-54, pp. 9-10, p. 3.

[4]Ruth Oldenzic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Men, Women and Modern Machines in America, 1870-194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6.

[5]張成崗：《技術與現代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7～29頁。

[6][7]丹尼斯·古萊特：《靠不住的承諾—技術轉移中的價值沖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第4、3頁。

[8][10]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p. 159, pp. 85-90.

[9]張成崗：《人工智能時代：技術發展、風險挑戰及秩序重構》，《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11]該計劃出版了《技術與社會研究》的論文集。

[12]注意：當下的許多西方學者并沒有把技術的哲學研究納入新興的technology studies的范疇，筆者沿用了這一學術傳統，其主要目的在于強調當代技術研究的經驗指向。

[14]Rayvon David Fouche, Technology Stud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18]Philip Brey,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J. 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p. 50-51, p. 52.

[16]［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深描：向文化解釋學理論》，《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第40頁。

[20][22][23]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p. 69, p. 69.

[21]Jay Weinstein, Sociology/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Postacademic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 153.

[24]Lorenzo C. Simpson,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3.

Re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Modernity in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Zhang Chenggang

Abstract: As a specific form of human practice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y are situational.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we need to integrate th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featur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flec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t brings to manki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can promote people'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ical phenomena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ts achievements. The adap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ystem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a two-way process. Similarly, a complex historical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and the two "construct each other". Human beings need to examine th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of modernity and remould the public space of actors b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Keywords: technology, society, civilization

【作者簡介】張成崗，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技術社會學、風險與社會治理、新興科技倫理規約。主要著作有《現代技術問題研究》《技術與現代性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