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技術革命下，知識產權的形態種類、交易分配模式都發生變化，知識產權法律框架面臨著調整和重構，在此過程中掌握先機至關重要。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營造并維護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需要在國際規則上有強有力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引領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爭議，“領跑”全球化時代國際知識產權制度。

【關鍵詞】知識產權 全球貿易 話語權 中美貿易爭端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全球貿易一體化背景下，貿易與知識產權緊密相關。伴隨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發展轉型，我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在縮小，尤其是中國在新技術革命中的突破引發了美國的不安，中美貿易爭端尖銳化凸顯。美國長期將中國知識產權作為貿易談判的焦點議題，在這一輪貿易爭端中更是極盡責難，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打壓中國經濟、科技，對中國企業、科技人員予威懾恫嚇、規制遏制。中美貿易爭端實質上就是關于未來的創新經濟主導權的爭奪。在美國各種遏制打壓手段中，最具長遠殺傷力的就是對規則的把控（包括改寫和建立）。對此，我們應有足夠的警覺并予以高度重視，在奮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質量的同時，需要調整我國知識產權法律思路，充分關照新形勢下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變化態勢，在知識產權戰略上做前瞻性布局。

關于知識產權規則制定的幾點認識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起自改革開放，從開放之初立法、修法，逐步形成完整的知識產權法律，同時形成了知識產權管理、行政執法、司法及知識產權中介服務等工作體系。2019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從知識產權授權、行政、司法、仲裁調解和行業自律等環節，完善保護體系，實施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健全對于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然而，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來自于西方，發達國家始終占據知識產權優勢地位，主導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作利于本國的安排。40多年來，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從被發達國家“鞭策”著“被跑”，到之后主動“跟跑”、甚至“并跑”，尚少有基于自身整體的創新需要、且能夠從容地選擇最有利于己的知識產權制度水平和國際規則。

現今，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國，在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縱覽全球，經濟全球化狂飆即使因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出現逆流，但發展方向不可逆轉。因此，無論國力體量還是外部環境，都昭示我們有條件、有機會，也必須積極參與國際知識產權法律新一輪重構性調整。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加深對知識產權規則主導權重要意義的認識。

美國高超地運用知識產權制度規則，保障其科技發展以及科技霸主地位。把控規則是美國制勝的重要因素。美國科技創新發展，得益于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保障和對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主導。早在1790年，美國便頒布了現代意義上的專利法和版權法，使其成為世界上最早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之一。美國完善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成為其構建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基礎。從早期借助WIPO平臺參與全球知識產權事務，到推動TRIPS將其國內標準上升為國際規范，美國為自己爭得了全球化時代的先發優勢，之后不斷增強規則變革的話語權。而當其訴求遭一些TRIPS簽署國抵制時，美國即轉而去謀求區域和雙邊談判，借助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的達成，來維護和強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優勢地位。

發達國家往往利用知識產權規則迫使發展中國家出讓利益。美國既要享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提供的中低端好處，又要阻止中國在高端科技特別是數字高科技方面的趕超。美國動輒援引國內法——啟動“301調查”，拿所謂的技術盜竊、強制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保護挑起貿易爭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現實威脅。世界知識產權制度的推進，往往伴隨著發達國家以冠冕堂皇的制度之名謀取利益最大化。諸如，借口貿易迫使發展中國家自我審查并修改本國法律，將知識產權作為國際競爭的工具和貿易壁壘，打著公平的旗號濫用知識產權等，擠壓著發展中國家的創新空間。基于制度霸權的核心利益需要，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過后，美國對中國的經貿打壓勢必會再來，定會尋求以新的國際規則來規范和限定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作為。這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創新發展始終是一種長遠威脅。

國力體量的現實要求中國成為知識產權規則的引領者。中國科技正向著價值鏈上游攀升。在知識產權制度的規制中，中國早已不再處于從屬地位。作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必須成為一個與之相應的知識產權強國，握有足具市場控制力的知識產權，強有力地維護自身的知識產權利益，尤其是在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利益。這必然要求中國要具備主導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能力，抵制知識產權霸權，以保障國家未來發展。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營造并維護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需要在國際規則上有強有力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引領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爭議，“領跑”全球化時代國際知識產權制度。

我國當前在知識產權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不可否認，至今我們無論是對規則話語權層面的戰略謀劃意識，還是制度政策研究的專業力量現狀，都嚴重準備不足。在中美貿易爭端應對中，也更多是考量眼前利益，停留在既有規則層面的博弈，還未能著眼長遠的國家經濟安全去做足夠的戰略謀劃。知識產權政策的選擇多受限于國際知識產權規則體系的約束和規制，難以制定以實現自我利益為主要目的導向的政策。此外，我國知識產權教育體系方面，也還存在著知識產權學科地位較低、知識產權研究力量分散等問題，知識產權專業學術管理及學術成果的評定，往往受到一級學科專業要求的制約，難以開展深度的學術研究。

雖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還未見底，但伴隨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發展，國際規則已然進入重構期，國際知識產權體系及法律框架也面臨重構性調整。我國應當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知識產權全球治理。為此，迫切需要在我國知識產權強國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加大前瞻性研究布局。

第一，努力提升國際意識和規則主導意識。全球化時代知識產權規則制定，不單純是一國之內的事務，必須密切關照國際經濟活動，估量責任權利與本國地位能力，確定利于本國的制度選擇，必須具備國際意識。規則是未來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貿易全球化的生命線，而國際知識產權規則正處于調整變化的過程中。我們要透過中美貿易爭端的滾滾硝煙，認識其“規則之爭”的實質所在。因此，在繼續完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同時，我們要更自覺地站在國際高度，以更自覺的“規則主導”意識，從國家整體利益需要出發，考量并提起國際規范、規則標準的修正和制定。

第二，重視加強知識產權政策的專業研究。在研究視角上，要注重放眼全球化趨勢及其變化，把握新時代要求，強化總體國家安全觀意識。在研究目的上，以反制技術霸權為目標，落在政策實務層面，就全球議題的設定與規則的制定，以及綜合性的政策安排提出建議。在研究的內容上，加大核心技術領域知識產權動態和前沿問題的研究，發掘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秩序演變的趨勢，洞察潛在的競爭性威脅，借鑒他國好的做法，如借助國內法處置知識產權問題，以知識產權法律來構建全球貿易體系，研究組合應對策略，并為中國破除國際貿易的技術壁壘，提供法理依據的闡述。

第三，積極參與開展國際知識產權規則修改以及新體系構建。重視和維護WTO和WIPO作用的發揮，爭取在WTO和WIPO框架下，利用WTO規則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糾紛，在WIPO有關國際條約的磋商中發揮作用，捍衛我國利益。借助各類區域合作組織，形成促進區域性創新發展的知識產權規則，包括推動上合組織自貿區的完善等。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落實中，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知識產權的協同對接，更大力度地支持培養復合型知識產權法律和管理高層次人才的知識產權專業學院，積極開展面向沿線國家的知識產權學歷教育和人員交流；通過探索設立“一帶一路”框架下知識產權協同的統一制度、建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等方式，構建多邊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此外，我們還要注重培養知識產權國際事務人才，爭取中國在有關知識產權國際組織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增強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

當前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還未退去，其引發世界格局變革、制度變革的可能不容忽視。提升我國在國際法律規則主導權層面的軟實力，通過知識產權規則來參與全球治理，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升新時代國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也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我國知識產權戰略前瞻性布局依然任重而道遠。

責編/趙博藝 美編/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