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展與安全，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件大事。制度為體、治理體系與能力為用，新時代中國之治的制度故事是現代中國之于人類文明的新貢獻。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理解這一新的價值內涵：在發展與安全并重的意義上理解國家治理；在風險防范與化解中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以制度韌性驅動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風險防范 發展與安全 中國之治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在發展與安全并重的意義上理解國家治理

隨著“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在新時代的深刻變化，尤其是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風險挑戰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從發展與安全的角度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新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現實基礎和理論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要切實落實保安全、護穩定各項措施，下大氣力解決好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問題，全面做好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社會治安、住房市場調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越發重視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些美好生活需要中，“安全”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安全、穩定工作的落實，同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深刻關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高度重視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兩手抓、兩手硬”。在始終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同時，有序推進復工復產，通過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為公共衛生安全提供基礎，也通過公共衛生安全的有力保障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運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理解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應當堅持發展與安全并重的思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指出，“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可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安全本身與公共治理的主題、內容、框架等相同構，已經成為覆蓋公共治理全過程、全領域的總體性要素。現代國家治理的過程與領域，也是公共安全涉及的過程與領域。可以說，發展與安全，共生共在。因此，超越狹義安全觀，走向廣義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已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

在風險防范與化解中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面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七大領域的重大風險挑戰，總體刻畫了中國之治面臨的復雜環境。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應對風險挑戰工作的力度與效度作為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觀測點。實際上，國家治理主要領域的重大風險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堅持和完善既提出了新的挑戰，又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隨著國家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化，制度體系本身得以不斷完善和發展。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推動了《食品安全法》出臺，3·14暴力事件、昆明暴恐事件等，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出臺。我們通過危機應對中的反思學習，逐步完善了制度體系、改善了制度執行環境。同時，隨著政府對社會風險注意力配置的強化，針對風險與突發事件的防范與化解的制度安排推動著政府治理體系的變革與發展。比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從對內社會穩定與對外安全利益兩個方面對國家公共安全體系做出了頂層設計。公共安全領域的評估措施（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重大災害風險評估）嵌入政策過程，并在部門協同、公眾參與及組織學習等層面，形成了系列制度創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央明確要求，“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每一次重大災難事故都是制度完善的機會窗口。由于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系統性后果，各領域的制度完善也同時是提升風險防范化解能力的題中之義。根據疫情防控出現的系列短板，中央對風險預警、應急處置、干部隊伍建設等多領域的制度建設均提出了新要求，這為疫情后進一步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新發展提出了新的時代任務。在轉危為機的意義上，正是因為持續的制度創新，從災難走向進步才得以逐漸實現。因此，從風險防范和化解中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尤其是凝練出新的制度舉措，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以制度韌性驅動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中國特色社會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不斷優化和提升。因此，需要切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使得制度供給能夠充分回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就目前人類歷史的制度文明而言，其實并無真正完美無缺的制度體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進步，社會制度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可以說，制度創新沒有終點，在文明演進的意義上，不存在“歷史的終結”。因此，決定制度生存、延續和發展的關鍵，并不在于意識形態或話語權的強勢地位，而是取決于特定制度體系的韌性水平，即在風險挑戰中，制度體系的適應、恢復與再生能力。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的狀態在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危機、人道主義危機等治理赤字面前遭遇解構，單邊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全球化逆轉等社會思潮撕裂著主流西方價值觀。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制度的吸引力正在變弱，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在回應結構性風險挑戰時，難以取得令人信服的治理效能。

如何提升制度體系對復雜風險環境的適應、恢復與再生能力，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課題。中國的治理問題，較之于西方國家有其自身的生成邏輯。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政治結構、社會條件、經濟基礎等，造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適應復雜中國治理環境的特定邏輯。新時代中國制度故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應對復雜治理環境的適應、恢復與再生的故事，其制度優勢正是韌性水平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因此，對于制度完善與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而言，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著力發揮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國等13項顯著優勢，強化制度權威，并在有效執行中實現制度優勢。另一方面，要完善制度體系的信息汲取機制，切實提升學習能力。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以此次疫情為契機，不斷完善治理機制、不斷創新治理措施、構建全方位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共同推動國家治理新變革，以有效應對日益復雜的風險挑戰，更好地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本文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吳佳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董 楠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