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經濟面對全球經濟大變局和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們在宏觀上要保持定力，總結過去幾年宏觀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提高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認識能力，改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辦好自己的事，要求我們短期內以穩投資增長為主，內外并重，國有、民營兼施。長期我們必須繼續實施供給側改革、要素市場改革以及國有經濟部門改革，重視民營經濟，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通過開放來倒逼改革。

【關鍵詞】改革開放 經濟增長 制造業 民營經濟 政府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故事告訴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是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不二法寶

回顧中國經濟四十多年的增長歷程，經濟全球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條件，我國在重要的戰略時刻，適時推出改革開放的宏偉大業，做對做好本國的事情，對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流，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本國的比較優勢，使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中國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釋放億萬剩余勞動力，近三億勞動力從農村和中西部轉移到接受外資最多的東部地區，全國7.5億勞動力參與全球產業鏈布局，中國政治統一與安定，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資，14億人口的市場潛力無窮，優良的投資環境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少見。隨后幾十年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的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個故事就源于此。

90年代后期，經過近20年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曾出現一系列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但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三農”問題嚴重。城市產業升級困難重重，大批工人下崗。企業“三角債”導致銀行壞賬積累。分稅制之后的地方財政困難，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的低端位置徘徊，影響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面對如此困境，我國在九十年代集中精力推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我們進行了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革，為中國民營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空間；國有銀行的壞賬剝離與整體上市，清理了不良資產，為日后經濟高速增長所需要的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做好了準備；1994年成功匯改，深度貶值之后又持續了近20年的升值軌跡，在增強中國企業出口競爭力的同時，又穩定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有力地促進了各類外資進入中國；加入WTO，使中國經濟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拓展，技術水平向全球前沿推進。

1998年推出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一方面，助推中國城市居民消費升級，消費結構從原來的食品、輕工業產品、家用電器到住房與汽車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拓展了空間；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土地的國有性質，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得以增加，既解決了地方財政困難，又與城市房地產建設相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迎來一波投資高潮，并推動中國重化工產業發展。2000年之后，中國城市的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橋梁、隧道、機場的發展速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果說，勞動力比較優勢下的中國制造業發展是中國過去40多年的第一個故事，那么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基礎上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化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重化工業發展是實現中國經濟40多年增長的第二個故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標志著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全球跨國公司活動下的產業鏈布局在全球貿易日益不平衡情況下難以為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張制造業回歸。全球貿易爭端上升，多邊貿易協議難以推進，WTO功能趨于癱瘓。就中國國內來講，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房地產業和城市化建設的推進導致制造業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和稅收成本均上升，“擠出效應”比較明顯。2008年至今，全球經濟已經呈現出以下特征：第一，全球生產鏈中的產品貿易本土化趨勢出現。隨著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制造成本的不斷上升，全球產業鏈開始重新布局。第二，全球生產鏈中的服務貿易重要性提升，中國因為服務需求的上升可能成為全球服務業FDI布局的重要目的地。第三，基于勞動力成本差異的貿易比重下降，相反，人口的消費規模、市場規?？紤]的全球產業鏈布局將是新的趨勢。第四，全球將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階段，即數字經濟大發展的時代。

為此，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可能從上述的第一個故事與第個二故事轉換到第三個故事：借助市場規模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經濟40多年發展的大背景是全球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布局，中美兩國的產業鏈以合作為主，產業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處于雙贏格局?？鐕鞠蛉蜣D移制造業的同時，其高附加值的研發、生產性服務業以及金融產業得到空前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14億人口的汽車與住房消費以及大規模城市化建設導致對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和價格上升，也是全球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

在數字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14億人的消費規模成為新的比較優勢。從理論上講，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者說TFP的增長。但是，中國消費市場規模巨大，如果我們在基礎研究與科技創新方面有所準備，就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實現彎道超車，培育出高生產率的企業，即規模經濟帶來效率提高。如中國數字經濟中的支付平臺“阿里巴巴”；社交平臺“騰訊”；通訊制造企業“華為”“小米”；家電制造企業“格力”“美的”；等等。這些企業的增長速度和效率的提高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十分搶眼的。

在全球經濟大變局之下，中美關系將從雙贏格局到競爭格局的轉化，目前兩國尚處于過渡階段。中美兩國多年來在產業鏈布局方面根基很深，雙贏的內容還有很多，這是中美貿易談判可以取得進展的基礎所在。但是，在高科技領域、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度將不斷上升，競爭將是長期的，爭端是難免的。

“穩”字當頭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的持續改革是我們需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事情的重頭戲，同時改革房地產市場和土地要素市場

當前總體上看，2019年中國經濟的GDP總量達到990865億元，基數大了，增長的難度比之前增加，速度下降是必然的。但是2019年中國人均GDP剛突破僅一萬美元，在世界上還是比較低的水平，中國經濟增長為何在近幾年來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我個人覺得，只要我們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降的勢頭就可以扭轉。

面對短期需求的全面下降，我們必須迅速行動，“穩”字當頭。首先是穩定和提高中國的資本形成水平，特別是制造業投資水平，這是“六穩”之中的關鍵一環。短期，穩投資需要一系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要對過去幾年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做一個總結。長期，要素市場改革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改革應該引起我們特別的重視。金融領域存在的問題，比如，有從2009年至今總量資產負債擴張過快、金融風險深度積累的問題；也有金融市場結構性的問題，金融資源過度配置到房地產部門、地方融資平臺和低效率部門。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是金融市場優化配置金融資源功能缺失，利率市場化在國家隱形擔保持續、剛性兌付難破、泡沫資產漲幅明顯的背景下加重制造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金融資源錯配無法得到糾正。

同時，中國的直接融資水平過低，資本市場投機活動猖獗，高科技領域的風險投資機制缺乏。由于過去幾年積累的金融壞賬在經濟下行期，會加快“水落石出”，我們高度重視金融去杠桿，化解金融風險，這是必要的，嚴防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是我國經濟再出發的基本前提。但是，當經濟增長速度向下壓力加大時，簡單去杠桿，特別是過嚴的資管新政，是很難成功的。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所謂杠桿率，分子是債務，分母為資產或者GDP總量，比較理想的去杠桿方法，應該是穩杠桿，即不再大規模增加分子，但是也不消減分母，特別是不能過快消減資產價值，同時還需要穩定GDP增長速度。因此，比較理想的去杠桿，是等待GDP增長速度上去后，用時間換空間，用增長來消化不良債務。

與金融市場改革相關聯，中國房地產市場和土地要素市場需要改革。當前房地產的泡沫化發展和投機泛濫對中國經濟的健康運行構成威脅，并且是中國金融資源錯配的根源所在。目前各地政府過度的行政調控，限購、限價、限售、限貸，在限制房地產投機力量和控制房價的同時，也阻礙了居民的剛性需求和改善需求的滿足，影響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危及城鎮化進程。

長期來講，我們必須考慮出臺一些長治久安的法律法規和稅收政策，消除房地產投機行為。當然，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承壓較大時，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是當務之急。等到未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較為強勁時，考慮適時推出長期政策。短期我們要盡量改進房地產的市場化運作，通過利率等市場化手段調控投機行為，而不是過多的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倡導“一城一策”，讓地方政府根據自己所面對的實際情況精準施策。對于那些住房供應過剩的三、四線城市，啟動周邊農村地區的土地產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的市場化改革與配置，增加農民的財富性收入，結合最近出爐的城市戶籍制度改革，一方面，大力推進城市化和市民化進程，發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另一方面，吸收消化這些城市已經建成的房地產存量，既是化解金融風險的手段，也是長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的必由之路。

做好自己的事，要通過減費降稅降成本，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處理好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推動服務業領域的對外和對內開放

在這一輪經濟下行中，民營企業處境最為困難，降成本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2019年減費降稅總額將達到2萬多億元，對改善民營經濟的經營環境是有幫助的。但是，民營企業家對未來還是預期不佳，投資意愿低迷，2019年1-12月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固定投資同比增長4.7%，比去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我們如何處理好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關系。1990年底國有企業的“抓大放小”改革，是民營企業大發展的時期。但是，1998年房地產改革和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起來后，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導致民營企業各類成本過快上升，來不及消化。政府的大規模投資，土地財政與土地金融的發展，使得缺少雄厚固定資產和土地資產作抵押的民營經濟融資更加困難，成本更高，甚至出現以低成本獲得融資的國有部門將金融資源以各種金融資產的形式再轉售給民營企業，從而獲取利差。

更為重要的是，當中國經濟通過融入全球產業鏈，以發展制造業為主時，對民營企業來講，競爭規則相對簡單：降低制造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但是，當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第二階段，房地產和城市化建設成為重要的發展動力時，政府權力在經濟中的作用開始膨脹，權力尋租難以控制，政商關系日益復雜。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另外，當國有部門規模過大，國有部門的投資決策非理性，投資者對利率不敏感導致的投資饑渴、重復投資和產能過剩等現象必然出現。經濟資源的配置由政府決定還是由市場決定的問題就再一次被提出來了。在當前中國，各類要素市場的改革，特別是金融市場的改革，首要問題還是繞不開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是否確立的問題。

國有部門和國有企業如何深化改革，始終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需要回答的問題。第一，必須改革國有部門投資的軟預算約束狀態，建立理性投資決策機制；第二，除少數自然壟斷、關系國計民生的部門外，確立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市場準入、資金獲得、土地獲得上面的平等權利與完全競爭地位；第三，完善國有資產經營的委托代理機制，做好對國有經濟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對國有資產進行有效的保值升值。只有國有企業的行為規范了，理性了，國有產權與民營產權可以平等交易并混合經營，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價格機制才能形成。

中國經濟轉型的另外一個內容是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上升。但是，中國服務業的發展也同樣面臨困境：一方面，在服務業經濟主體中，除生活服務業之外，生產性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中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比重太高，供給數量嚴重不足，供給質量難以提高，難以滿足居民的需求，成為經濟發展中較為嚴重的短板；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程度不高，外資比例沒有制造業高，營商環境較差，服務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整體效率低下。根據過去4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對外開放是改進和提高服務業供給質量的一帖良藥。服務業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也要對國內的民營經濟開放。服務業領域的對外和對內開放一定會改變目前該領域經濟主體單一的局面，大大增強競爭程度，提升服務業供給數量和質量。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1996年度（第七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

【注：本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項目編號：71933001）資助】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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