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不遺余力地推動生態農業在中國的實踐。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中國生態農業的發展并未能有效解決集約化農業所導致的環境、健康及食物不安全等問題，農業仍面臨嚴峻局面。現代生態農業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共同創造和知識分享，維持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促進生物之間協同效應的發揮。現代生態農業應包含農業生態學科、生態農業實踐以及相關的社會運動三者之間的相互強化，而生態農業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輔助政策和配套項目的實施，以及生態環境教育和社區支持農業等民眾運動的開展是促進中國現代生態農業健康發展的三駕馬車。
【關鍵詞】生態農業 政策體系 綠色發展
【中圖分類號】F3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04
中國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的重要意義
當今的糧食和農業系統已經成功地向全球市場供應了大量的糧食。然而，高外部投入、資源密集型農業系統導致了大量的森林砍伐、水資源稀缺、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壤耗竭和溫室氣體高水平排放。生態農業可望用來解決集約化農業導致的生物多樣性減少和農業化學物質污染等問題，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生態農業，構建良好的農業生態系統，建立可持續的農產品生產體系，有利于實現農產品生產功能和生態服務功能的統一，緩解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保障的矛盾。農業的本質是以自然生態資源與環境為物質基礎、社會經濟與技術為條件，通過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及信息交流來生產人類賴以生存的各種農產品。農業生產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是相輔相成的，良好的生態環境有利于農業生態系統的結構穩定和功能高效，提高物質循環與能量轉化效率和效益；而脆弱的生態環境將引發農業生態系統生產力退化，限制作物生產力發揮，導致低產低效。資源高效與環境友好的生態農業將促進自然資源的保育增殖和生態環境的健康演替。
然而，目前中國生態農業的發展并未能有效解決集約化農業所導致的環境、健康及食物不安全等問題，農業仍面臨嚴峻局面。農業系統的生態功能弱化，長期以高產為導向的集約化生產造成資源高消耗、環境惡化、土地退化，生態服務功能弱化；農田生物多樣性保護不足：高強度化肥農藥投入、單一化種植、工業化農田建設，農田自然棲息地喪失，農田生物多樣性下降，農業生態系統結構簡化，系統穩定性和緩沖能力弱；氣候變化的應對能力不強：氣候變化日益加劇導致農業生產系統的脆弱性增加，但農業生產系統的固碳減排能力不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沒有明顯提高，糧食產量不穩定；農產品的價值鏈缺失嚴重：長期以來，農業生產只重視產中環節，忽視了與產前、產后等環節的有機銜接，造成價值鏈不完整，生態種養的農產品價值的市場效益不能充分體現。
需要發展現代生態農業以應對日益復雜的挑戰。根據路明（2002）所下的定義，現代生態農業是指在累積了天人合一生態智慧的傳統小農生產基礎上，適應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變化，吸收現代科學技術，建立新的經營管理主體，適當擴大經營規模的生態農業。林文雄等（2019）描述的現代生態農業是利用生態學概念與原理來設計和管理可持續農業生態系統的一門模擬自然生態系統功能的農業仿生學。農業經濟學理論認為（劉健哲，2001；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2003），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具有的主要功能不同：當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人們尚未能擺脫饑餓時，農業的主要功能是解決溫飽問題，這個階段的農業可能為環境友好的低投入、低產出農業，如《四千年農夫》中所描述的中國農民所從事的精耕細作農業；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溫飽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農業的主要功能是幫助農民增收，擺脫貧困，促進農村發展，如我國目前的農業；而當農村的貧困問題已經基本消除，農業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促進生態和諧。這個時候，農業也就相應地需要轉型了。本文探討的中國現代生態農業大致針對我國鄉村全面脫貧之后的農業發展狀況，那時，我國農業的主要功能將不再是解決農民的溫飽和幫助農民脫貧，而在于綠化經濟。這個階段，農業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氣候變化等新的挑戰，因此，農業要兼顧利潤、公平、碳匯、流域管理和鄉村振興等目標，發展現代生態農業就顯得尤為必要。
發展現代生態農業，需要全面理解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一種積極采用生態友好方法，全面發揮農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方式（駱世明，2017）。與生態農業相關的概念很多，如日本的自然農法（Nature farming）、歐洲的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美國的良好農業實踐（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和在全球廣泛流行的綜合農業（Integrated farming/Integrated agriculture），以及循環農業（Circular agriculture/Recycling agriculture）、低碳農業（Low carbon agriculture）和氣候智慧型農業（Climate smart agriculture）等。這些農業方式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或地域，也可同時存在于某一地區空間（駱世明，2017）。如根據筆者2019年8月26～30日在荷蘭參加會議時跟德國萊布尼茨農業景觀研究中心（Leibniz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Landscape Research）的Katharina Helming教授的交流，目前德國與生態農業相關的概念有四種：一是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即不施用任何化學物質（化肥、農藥等），生產的產品售價較高的農業方式；二是生物動態平衡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即只允許施入極少量的化學物質、生產的產品價格較高的農業方式；三是綜合農業（Integrated agriculture），即施入的化學物質不超過作物所需、產品價格不比常規農業產品高的農業方式；四是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在德國，生態農業無法直接判斷，而是指第一種或/和第二種農業方式，即有機農業或/和生物動態平衡農業。我國的情況則正好有些相反，定義過于寬泛，很多農業實踐都和生態農業沾邊，因而都被認為是生態農業。
如何判斷一項農業生產方式是否是生態農業？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為指導農業向可持續食物和農業體系轉型而提出的生態農業十大要素有助于我們對此進行全方位地理解和判斷。作為可持續糧食和農業共同愿景的組成部分，生態農業是全球應對不穩定氣候的關鍵，它采用綜合方法，同時將生態和社會的概念和原則應用于食品和農業系統的設計和管理，力求優化植物、動物、人類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考慮可持續和公平食品系統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這十大要素包括五個偏重于自然科學屬性的要素，即多樣性、協同效應、效率、恢復力和循環利用；五個偏重于社會經濟屬性的要素，即共同創造和知識分享、人類和社會價值觀、文化和食品傳統、負責任治理以及循環和共享經濟。十大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促進生態農業的發展。這些要素與現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結合，加上合理的制度設計和政策保障，為現代生態農業發展提供了框架（圖1）。
圖1
從偏重自然科學屬性的五大要素來看，多樣性是生態農業轉型的關鍵。生態農業的多樣性可增強生態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力，創造新的市場機會，響應對生態友好型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協同效應可增強食物系統的關鍵功能，支持生產和多種生態系統服務，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恢復能力。現代生態農業可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使用更少的外部資源生產更多產品。這需要設計和管理好多樣性，以在不同系統組成部分之間產生協同效應。如中國農業中施用的氮肥轉化為收獲產品的比例不到40%，高達六成的氮肥被流失到環境中，造成了重大的環境問題。現代生態農業可通過設計利用那些豐富和免費的資源，如太陽輻射、大氣碳和氮，改善自然資源的利用，提升農業系統的生物、社會經濟和制度多樣性，并在時間和空間上保持一致，以支持更高效率的發揮；提高恢復力是可持續糧食和農業系統的關鍵。多樣化的生態農業系統更有彈性，更能使人們、社區和生態系統本身從極端天氣事件的干擾中恢復，并更有效地抵抗病蟲害的侵襲；更多的循環利用意味著農業生產、經濟和環境的成本更低。通過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生態農業利用生物過程推動生產系統內營養物質、生物量和水的循環，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浪費和污染。
從偏重社會經濟屬性的五大要素來看，共同創造和知識分享在發展和實施生態農業創新的過程中起著核心作用。通過共同創新，生態農業融合了傳統和本土的知識、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實踐知識以及全球科學知識。知識的共同創新和分享將科學與生產者的傳統知識、實踐知識和地方知識相結合，通過增強其自主性和適應能力，使生產者和社區成為生態變革的關鍵推動者。生態農業強調人類和社會價值，如尊嚴、公平、包容和正義，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提高可持續生計。通過支持健康、多樣化和文化適宜的飲食，生態農業有助于食品安全和營養，同時保持生態系統的健康。農業和食品是人類遺產的核心組成部分。因此，文化和飲食傳統在塑造人類行為中起著核心作用。生態農業以和諧的方式平衡傳統和現代飲食習慣，促進健康的食品生產和消費，從而構建人與食物之間的健康關系。
需要不同層面負責任和有效的治理機制來支持生態系統向可持續糧食和農業系統的過渡。透明、負責任和包容性的治理機制有助于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支持生產者按照生態農業的概念和做法改進其制度，以循環和共享的經濟重新連接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確保社會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生態農業致力于通過一個循環和共享的經濟來重新聯系生產者和消費者，優先考慮當地市場，并通過創造良性循環來支持當地經濟發展。基于當地需要、資源和能力的生態農業可創造更公平和可持續的市場。
現代生態農業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共同創造和知識分享，維持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促進生物之間協同效應的發揮。這三大核心要素得到保障，才能使生態系統的恢復力得以維持，資源得到循環利用，資源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從而減少農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負外部性。這些要素之間是相互影響和互相強化的關系，有“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特點。生態農業的最終目的是要維持生態系統可持續生產健康安全食物、保障人類與社會價值，以及文化與飲食傳統的能力。而要實現生態農業的最終目的，不僅需要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還需要合適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作為保障。
國外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分析
“生態農業”一詞于1930年代首次被蘇聯農學家Bensin使用，最初用來指運用生態方法研究作物。1965年，德國生態學和動物學家Tischler出版了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題名為生態農業的著作（Noémie Schaller，2013）。此后，生態農業以不同路徑逐漸在全球各國發展起來。在美國，生態農業始于針對農業污染所開展的調研，這導致了一個生態農業學科的產生——起初，作為一門生命科學；后來，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學科的形成反過來促進了生態農業運動以及農村發展和環境保護，又最終促成了生態農業實踐。巴西的生態農業發展始于促進農村發展和環境友好耕作的社會運動，這一運動促發了對于生態農業實踐的研究。德國的生態農業一直以來就有很強的學科基礎。而法國的生態農業主要指一系列的農業實踐。
推動各國生態農業發展的因素多樣，但其中制度和政策體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農產品產量日益遞增，以及國際農產品市場日趨飽和、競爭加劇，世界各國紛紛制定并出臺一系列促進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存在資源稟賦狀況，以及農產品生產與市場需求差異，因而在生態農業制度體系建設方面及其進程上各具特色。
美國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分析。盡管美國的建國歷史不長，但農業發展迅速，農產品生產增長及其全球市場競爭力遞增顯著。然后，由于農業生產過度機械化和集約化，美國不僅農產品出現過剩，而且農田土壤退化等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土壤侵蝕嚴重，“沙塵暴”頻發。為此，美國1930年代頒布了《農業調整法》和《土壤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并實施了一系列配套的鼓勵性補貼項目，以促進保護性耕作及休耕輪作等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農業技術措施實施。盡管如此，農業水土資源惡化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美國自1950年代開始實施更為嚴厲的農田永久休耕政策和補貼項目。隨著經濟的復蘇，以及農產品市場需求遞增，1970年代美國開始降低或取消顯著生產的相關政策及項目，并通過《農業和消費者保護法》，停止了限制耕種計劃。另外，也頒布了《環境政策法》《環境質量改善法》《聯邦稅污染控制法》和《聯邦土地管理法》等一系列環保法規，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態環境的好轉。
到1980年代，雖然水土流失問題得到了較好控制，但是，隨著農業化學品的高強度集約化投入，以及作物生產對農產品質量和農業生態環境影響的研究日益深入，農產品質量安全和水資源污染問題日趨突出，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為此，美國先后頒布了《農業安全法》等農業法規，并在農田生態保護項目的配套下，開展更大范圍的輪作休耕、有害生物綜合防控、最佳管理實踐、農田生態攔截工程等生態農業技術措施推廣應用。進入2000年，隨著美元貶值和農產品市場需求持續下降，美國農業政策出現了新一輪調整，頻頻出臺新《農業法案》，進一步促進了生態農業模式的應用。尤其是在2010年后，比如出臺《2012年農業改革、食品和就業法案》，創建了基于景觀生態的流域或區域保護計劃，新法案在增加對農民的生態保護措施補貼激勵之外，還開展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監測體系及定量評價指標構建等工作，并強化創建農業安全網，保障農民的經濟收入，促進農業安全生產和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的科學保護。
目前，美國在農產品安全、自然資源保護及農田生態建設等促進生態農業發展上，不僅形成了系統的政策體系，建立了科學的監測方法和定量評價體系，確定了生態紅線和環境閾值，實施了一系列配套的補貼激勵項目，而且制定了系統的生態環境保護教育法規或條例，強化環境教育，確保了農業可持續發展。保護儲備項目、環境質量改進項目和保護強化項目等生態農業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同時還配套有系統化公眾教育和農民培訓提升法規，以提高整個社會及生產者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歐盟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分析。歐洲各國的生態農業發展政策主要基于歐盟共同框架下，各國結合自己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及農業生產情況分別創建。與美國農業發展不同，歐洲在1960年代仍處于農產品供應不足的狀況，于是在1962年，當時的歐洲委員會建立了共同農業政策（CAP: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當時共同框架主要是為了提高農產品生產，包括三大原則：市場合一（Market unity）、共同體優先（Community Preference）和財政統一（Financial Solidarity）。舊時的CAP顯著提升了歐洲的農業生產能力，農產品產量迅速遞增。
進入1970年后，尤其是1980年代歐洲農產品生產日益豐富，市場需求下降。與此同時，由于大量的化肥和農藥等投入，農業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農業生產導致的生產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嚴重，自然資源消耗與日倶增。為此，1992年歐盟啟動了以促進生態農業，保護生態環境的共同農業政策改革，尤其是到2003年，歐盟將交叉遵守機制引入共同農業政策之中。新的CAP體系主要包括交叉遵守機制（Cross-compliance）、綠色直接支付（Greening Payment）和農村發展方案（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三項重點機制，以促進生態農業模式和農業綠色發展。在新政策體系下，歐盟分別于2000年頒布了《歐盟水框架性指令》，2002年《歐盟食品安全白皮書》，2008年頒布了《廢棄物框架指令》，2005年確定了《農業最大殘留限量》，2009年的《植物保護產品法規》《農藥可持續使用指令》和《機械施藥指令》等，并建立了完善的監測體系和定量的評價指標，頒布了生態環境教育相關的法規，大力推進了歐洲的生態農業發展和農田生態環境改善。
在歐盟CAP框架指導下，各國也結合自身的農業生產與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構建了適宜本國的生態農業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體系。比如德國根據歐盟框架和本國土壤管理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的要求，頒布了《生態農業法》，并于1991年和1994年出臺了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生態農業管理規定，還于2002年專門針對有機農業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和規定，頒布了有機農業法案。瑞典也依據歐盟框架，并結合本國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特點，以及農業生產狀況，頒布了《農業環境保護法》，制定了的農業生態環境質量指標體系，嚴格限定農藥和化肥等農用化學品的投入量、方法、時間等指標。
日韓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和韓國的農業生產逐步得到發展。日本在1961年制定了《農業基本法》，通過土地改革和農業扶持等政策，大力提升農產品生產能力和水平。隨著之后的工業快速復蘇，以及農業生產快速增長，日本1970年代也開始出現了日益嚴重的空氣和水土污染問題。但增產增效仍是農業生產的首要目標，生態環境問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到1980年后，歐盟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于農業生態和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政策體系的建設經驗也逐步被日韓等國逐步接受。民眾對農產質量安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日益突出，1990年代日本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于1992年形成了《新糧食、農業、農村政策的方向》的新政策。在此新政策的基礎上，基于“農業的多功能性”理念，日本開始建立逐步完善的農業環境保護政策體系，發展類似生態農業的環境保全型農業模式。1992年制定了《特殊栽培農產品標識指導》，以減少農藥和化肥等化學品投入，確保農產質量安全；1998年出臺了《家畜糞尿排泄管理及利用法》，治理農業生產的水污染問題；1999年制定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其核心就是提升農業的多功能性，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保護生態環境。
尤其是加入WTO后，以及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國際公約的壓力下，為了確保國內農產品供應安全，日韓等國進一步加強了生態農業相關政策體系建設，并配套了一系列的支撐項目，以激勵農會和農民積極應用環境保全型農業新模式。2005年開始實施《與環境相協調的農業生產活動規范》，2006年日本農林水產省還制定了《有機農業普及推廣法》，并自2011年開始全面實施環境保全型的農業直接補貼政策，大力推進農會和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家庭農場）為主的補貼激勵機制。
國際上，尤其是發達國家，在生態農業發展和農田生態環境保護上，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撐。首先，制定了與農產品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整個產業鏈關聯的法律法規，在法律層面明確了農業生產的方向，形成了嚴格的生產技術標準和規范。其次，為真正推進生態農業相關的法律法規，配套實施了相關的行動項目，對實施生態農業的生產者進行資金或項目激勵，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嚴厲的懲罰。再次，還建立了科學的農業技術監測方法和定量的評估指標體系，做到不僅有法可依，而且有律可循，確保執法必嚴。最后，在完善的發法律法規體系和配套項目基礎上，發達國家還非常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知識普及和教育，提升整個社會公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提高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社會責任。
我國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基礎
中國生態農業由農業生態經濟專家葉謙吉（1982）于1980年代提出。中國的生態農業根植于“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和“相生相克”等樸素的生態倫理和基于這些倫理發展而成的以稻魚共生和桑基魚塘為代表的綜合農業模式（李文華，2018）。經過近40年的實踐和發展，中國的生態農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中國的農業發展、農民致富和農村環境保護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中國生態農業有效應對農業面臨的挑戰，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理論未能有效指導實踐，概念界定沒有取得統一，從而導致一些誤解；生態農業的發展缺乏堅實的技術支撐等（李文華，2018）。特別是缺乏強有力的法律制度。目前尚未能建立生態農業的基本法；已有的一些立法不夠具體，因而操作性不強；生態農業的相關配套措施，如生態農業補償制度不夠健全。此外，生態環境保護的教育不足。
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生產逐步復蘇，并于1980年代進入一個快速增長階段，基本保障了全國的糧食安全。但同國外發達國家類似，中國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凸現，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也日趨堪憂。尤其是2000年代加入WTO后，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國際承諾下，我國農業生態轉型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呼聲與日俱增，促進農業生態轉型的政策體系構建日顯緊迫。
我國歷來非常重視生態農業政策體系的建設。新中國成立不久，在全國性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方面，在1973年我國就通過《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這一法律文件，并于1979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提出經發發展必須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到1990年代和本世紀初，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自然資源破壞和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國家先后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和《土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與發展生態農業、保護農田生態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尤其是步入新世紀后，我國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了基本國策，將綠色發展列為國家戰略方向，啟動了諸如《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一系列重大行動，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了強力的政策保障。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農產品產量和生產水平日益遞增，農業生產目標從“高產”轉向為“高產、優質、高效”，并于2005年進一步調整為“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新目標。2015年對農業生產提出了新要求，必須符合“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目標。為了實現農業生態轉型和綠色發展，我國也出臺了一系列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啟動了配套的行動項目和計劃，制定了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和農產品地理標志的“三品一標”標準規范，形成農藥、化肥、產地環境等國家、地方和行業標準，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環境健康。2006年出臺了《農產品產地安全管理辦法》，2012年制定了《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管理辦法》，明確了農產品生產安全和產地環境保護等標準。2011年出臺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強調農業基因資源保護和農田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制定了包括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在內的行動計劃。2016年，農業部發布了《重點流域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示范工程建設規劃（2016～2020年）》，提出了“一控、二減、三基本”的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目標。
在生態農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同時，我國也開展了相關激勵機制建設，并啟動了系列配套項目和計劃。2016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并于2017年印發了《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為我國農業生態轉型和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隨后國家相關部委和省市也紛紛出臺了系列政策，2018年農業農村部關于印發《農業綠色發展技術導則（2018～2030年）》，2019年農業農村部等七部委印發《國家農業可持續發展試驗示范區建設方案》，同年農業農村部制定了《2019年農業農村綠色發展工作要點》。與上述政策配套，2016年啟動了“農藥化肥雙減計劃”和“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等重大行動計劃，并出臺了《探索實行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方案》，以通過發展生態農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
促進我國現代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思路
2018年4月3日，時任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的Jose Graziano da Silva在第二屆國際生態農業會議開幕式上致辭，呼吁建立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糧食系統，并表示生態農業能夠促進這種轉型，改善全球糧食生產（凌薇，2018）。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不遺余力地推動生態農業在中國的實踐。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將依然面臨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和食物不安全的困境，目前和不久的將來，農業面臨的挑戰將更加嚴峻。因此，需要將過去“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即零星出臺單個具體生態農業措施的方式納入到一個更加系統有效的框架中，這個框架的有效實施依然需要以學科的發展為驅動力，通過民眾的廣泛參與來推動生態農業的大面積實踐，促進現代生態農業的發展。
現代生態農業應包含全球認可的生態農業（Agroecology）的三種含義：一門學科、一類農業生產方式和一項社會運動。這與生態農業在德國、法國和巴西等國的發展路徑相一致。貌似路徑不同，其實殊途同歸。現代生態農業的發展有賴于Agroecology三種含義的互相強化，即以作為學科的農業生態學來指導作為生產方式的生態農業實踐，并推動全民參與到生產和消費生態產品的社會運動中來；反之亦然，即以社會運動推動生態農業實踐，以超前的實踐倒逼生態學科的發展；其他的反向關系和邏輯也依然成立。而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需要合理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作為保障：生態農業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輔助政策和配套項目的實施以及生態環境教育和社區支持農業（CSA,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等民眾運動的開展是促進中國現代生態農業健康發展的三駕馬車。
借鑒國際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經驗和我國生態農業發展的政策基礎，基于對現代生態農業概念和內涵的全面理解，在以上政策框架下，本文試圖提出較為具體的政策建議：
（1）強化生態法律政策體系及其實施部門的系統協調。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法律法規、標準規范等之間的銜接與協調及系統性問題，并加強制度體系的系統化，加強部門協調、執法機構協調、理順部門關系和職能。（2）強化與法律法規配套實施的行動項目與計劃。啟動相應的行動和項目計劃，提供資金扶持，切實落實相關行動。（3）加快基于生態補償的生態農業激勵機制建設。建立農產品的優質優價政策，在農產品產前、產中和產后的整個產業鏈中，納入農業生產的正、負外部性，構建負責任的價值鏈，使生態產品價值得以體現。（4）加強監測方法和定量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將農產品質量、生態安全、環境健康、生物等指標定量化，需要加強科研支持，獲得科學的監測方法與考核評價指標。（5）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教育的相關法規建設。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教育，提高農業生產者和社會公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對生態農業的認知。
（本文系科技部“稻作區土壤培肥與豐產增效耕作技術”項目“復合種養田培肥與豐產增效耕作模式”課題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16YFD0300905）
譚淑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土地(草地)制度、政策與農村土地利用，農戶微觀經濟行為響應及經濟和生態環境影響，產權、集體行動與公共資源管理。主要著作有《土地資源管理專業英語》（主編）、《Land Fragmentation and Rice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Small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P. R. China》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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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onception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an Shuhao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Althoug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has faile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nvironment, health and food safety that are caused by intensive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e still faces a severe situation.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to maintain the biodiversity of ecosystems and promote the synergy between organisms through co-cre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hould includ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disciplines,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and related social movements as well as the mutually reinforcing effect. In contrast,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porting polices and projects, and social activities lik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support to agriculture are the major drivers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Keyword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olicy system, green development
責 編∕趙鑫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