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劉世錦：未來十年，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一倍應成為新目標

在明年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以后，應該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實現另外一個目標，就是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一倍，或者再翻一番。提出這個目標，主要有兩方面的理由：第一，增長的需求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第二，社會穩定的問題。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新華網，2019年12月15日）

42.闕維民：避免“千城一面”應以人為本設定聚落發展變化率

一處聚落的發展變化通常由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所決定，也與該處聚落人口規模的增長與減少密切相關。面對聚落發展“千城一面”的問題，需要以人為本地設定適當的聚落發展變化率，從根本上加以解決，不宜由人的主觀意識而決定，而宜由人口規模的客觀變化率來參照決定。人口規模客觀變化的三個基本數據是：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以人為本的聚落發展變化率主要包括聚落舊區變化率與聚落新區變化率。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人民論壇》，2019年9月下）

43.李培林：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顯示出疊加的復雜特征

我國的社會分層結構，既有工業化初期特征、工業化后期特征，也有后工業化時期的特征， 這為準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分層特征、矛盾、趨勢增加了難度。比如我們如果把第三產業都定義成白領， 那我國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了，但農業勞動力還有28%，農村居民還有41% (這還是按照進城半年以上農民工就屬于城市常住人口計算的)，這是典型的工業化中期特征。所以要真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

44.吳宏政：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不僅遵循了社會發展的“生產力邏輯”，同時也遵循了社會發展進步的“價值邏輯”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首先是由“生產力邏輯”決定的。所謂“生產力邏輯”，是指由于社會發展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因而社會主要矛盾的形成和轉化，主要是圍繞著“怎樣提高生產力”這一主線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隱含著更為重要的邏輯必然性，這就是“價值邏輯”。所謂“價值邏輯”，是指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過程中，國家和人民對社會發展所持有的價值追求、價值承諾和價值規范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它表明了價值追求作為一種精神性的理想，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觀性力量。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紅旗文稿》，2019年第4期）

45.劉守英：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并進

如果因為擔心鄉村空心化和農村衰敗而人為投入和上馬各種產業，反而是行不通的。未來整個鄉村的基本發展趨勢會分化，不會整體齊頭并進，只有少部分村莊會根據城市的需求而變得非常活躍。日本的鄉村就是一個例子，并非所有的村莊都需要產業或者旅游業來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澎湃新聞，2019年9月13日）

46.李春玲：社會寬容度的明顯提高推動新婚戀觀興起

改革開放大潮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與傳統倫理規范相左、在以往被人們認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和觀念；相較于前輩群體，新生代成員對這類社會現象表現出更高的寬容度。社會寬容度的提高為個人生活的選擇創造了自由空間，給予新生代成員嘗試新的行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機會，同時也推進了社會倫理觀念的變遷。在這一方面，新生代的邁進速度最快、也最讓老一代人瞠目結舌的行為表現在婚戀和性觀念領域。新生代所推動的社會寬容度增長和新婚戀觀的興起，代表著中國社會日益走向開放、自由，個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北京日報》，2019年9月2日）

47.蔡繼明：戶籍制度改革要惠及各個階層，不能搞選擇性改革，只盯住所謂高端人才

長期以來，農民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不管農民進城還是返鄉，他們在農村的合法權益都不能受到任何損害，而且要通過新一輪改革幫助農民實現合法權益的保值增值。因此，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已經進城就業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各地方政府應樹立正確的整體人口觀，擺正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算好成本和收益這本賬，既要看到為吸納外來人口而增加的財政支出，更要看到外來人口為城市發展作出的更大貢獻。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經濟日報》，2019年5月8日）

48.李春成：警惕農村基層的輸入型資源錯配

基層輸入型資源錯配主要包括資源疊置、資源閑置、資源虛置、資源誤置等。基層的發展不僅依靠資源投入，而且有賴于資源配置效率，而資源錯配的直接后果是資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費，還會給基層干部帶來觀念上的困惑和壞的行為導向，挫傷他們的工作進取心，更會引發公眾的失望和不滿。當伴隨輸入型資源錯配而來的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弄虛作假頻頻出現時，輸入型資源錯配還會敗壞政府公信力。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人民論壇》，2019年6月下）

49.李小云：2020后農村減貧需由“扶貧”向“防貧”轉變

現有標準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消失意味著農村減貧戰略需要由“扶貧”向“防止貧困發生”轉化。脫貧攻堅的成果是否可持續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重要因素，一是脫貧人口不返貧，二是不出現大量的“新窮人”。無論是減少返貧，還是防止新的窮人出現，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有一個有效的“防貧”機制。為此，需要在戰略和政策層面調整我國長期以來的農村減貧戰略，克服一邊生產窮人、一邊扶持窮人的局面。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光明網，2019年2月20日）

50.原新：人口機會的特點從人力資源主導轉向綜合型人口優勢

遵循人口轉變規律，伴隨現在的勞動力人口步入老齡階段，老齡社會不可逆轉且不斷深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機會的性質和特點正在從人力資源主導型轉向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力資本積淀漸強、人力資源規模減少但依然大量的綜合型人口優勢，決定了未來的人口機會依然開放，這是一個基本判斷。當然，“兩個十五年”新時代發展戰略周期以及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階段也面臨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各種挑戰，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認識。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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