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我們黨正帶領人民向著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發起最后的總攻。越是到最后關頭，任務越是艱巨繁重，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矛盾亟待解決。2020年，大國之間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各領域競爭博弈日趨激烈，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思潮涌動，新的科技變革對全球治理和世界經濟影響日趨深刻，我們既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許多新的不確定因素，需要駕馭復雜局面、解決復雜矛盾、戰勝風險挑戰的更強大能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歷史性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新的歷史方位、時代課題和發展目標，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20年，關于治理現代化，關于高質量發展，關于基層治理創新，專家學者、黨政干部、企業家和社會各界最關注哪些問題？我們需要在哪些領域、哪些問題上取得突破、有所作為？新的一年來臨之際，我們亟需對此進行更全面梳理、更深入研究。

為此，人民智庫課題組推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年度特別策劃，依托人民論壇全國理論調研基地（點）網絡，通過電話、郵件、短信等方式，向120余位各領域專家學者廣泛征集意見建議；通過網絡問卷，廣邀全國各地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專家學者與黨政干部參與網絡評選；邀請權威專家對初步評選出的重大課題進行論證，結合人民智庫2019年度已取得的系列研究結果，得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這一階段性研判成果。這十個課題分別為：

·如何實現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新形勢下如何更好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如何從制度基礎上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如何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升利企便民水平

·國家治理如何有效應對新技術變革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挑戰

·如何進一步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提高行政效能

·如何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在基層的落實

·城鎮化進程中如何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如何更好激活社會治理中各主體活力

·如何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需要的教育體系

本次遴選出的十個課題，涉及國家治理的多個領域、多個維度、多個層級，不僅是各界廣泛關注、期待進一步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處理好的問題，不僅需要在理論層面進行研究，在制度層面進行完善，也需要在實踐層面進行探索。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策劃、實施、調查和研究過程，得到了各領域專家學者、各級各地黨政干部等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大力支持，不少專家圍繞這些重大課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解決對策。本期《國家治理》周刊就“2020年值得關注的十個課題”選取部分專家觀點，匯集在一起，以求為這十個課題開題破題，讓讀者對這些待解決的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期待專家學者和黨政干部繼續思考和討論，為更好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智慧力量！

如何實現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我國的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截至2018年底，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至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8年的1.7%。2019年還將有1000多萬人實現脫貧。

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確保如期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也必然會面臨諸多難啃的“硬骨頭”和艱巨的挑戰。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總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如何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如何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統籌銜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全面小康之后，如何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如何增強鄉村振興內生動力，如何團結和調動社會各界力量投入到鄉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深入思考。

新形勢下如何更好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香港、澳門回歸祖國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符合中國國情和香港、澳門實際的，有力保障了香港、澳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利益。然而2019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香港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也讓香港的發展和民生問題、法治和國情教育問題、國家認同問題、外部勢力干預問題等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浮出水面，并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

港澳回歸，不僅是換一面國旗、換一批管理者，而是要回到祖國大家庭，與國家連為一體，形成命運共同體。港澳的發展，不僅是港澳居民的事情，更是全國人民的事情。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機制，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著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新形勢下，如何更好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營造和諧穩定的環境，促進港澳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是2020年國家治理領域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如何從制度基礎上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要求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加強思想教育，著力解決黨性不純、政績觀錯位的問題；嚴格控制層層發文、層層開會，著力解決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的問題；加強計劃管理和監督實施，著力解決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的問題；完善問責制度和激勵關懷機制，著力解決干部不敢擔當作為的問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也將貫徹落實通知作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的重要抓手，緊盯文山會海、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濫等問題開展專項整治。

中央要求“為基層減負”“把基層干部從一些無謂的事物中解脫出來”，受到廣大基層干部擁護和期待。然而，在實踐中，有基層干部反映，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任務層層發包、壓力層層傳導、責任層層加碼，檢查考核過多、標準要求過高、材料要求過繁，“上邊千把錘，下面一顆釘”，基層干部時間精力有限、只能形式主義應付等情況。雖然廣大干部群眾深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嚴重危害，但現實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依然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黨的作風建設中的沉疴頑疾，也反映出我國“壓力型”行政體系的深層次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制度上對其加以糾治。

如何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升利企便民水平

服務型政府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醫治當前各種“政府病”、建設“有為政府”的靈丹良藥。服務型政府從本質上來說是社會本位、人民本位，它與傳統的以官本位、權力本位為特征的管理型政府相比，有著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突出提出“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目標，并部署了一系列改革政府治理體系的具體舉措。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關鍵是強化政府服務意識，不斷提升利企便民水平。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資源整合者、經濟增長的排頭兵、科技創新的急先鋒，是培育新動能、激發新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人民群眾則是推動社會不斷發展前進的動力源和社會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因此，2020年需繼續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切實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提升政府利企便民水平，把企業營商環境好不好、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考核政府績效的主要指標，推動政府工作創新和服務理念升級。

國家治理如何有效應對新技術變革帶來的影響與挑戰

近年來，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訊等新技術變革不僅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也對國家治理產生深遠的影響。如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生活空間、改變了傳統的組織形態，可以打造不受空間及地域限制、高效便捷、多渠道的信息網絡服務平臺，實現跨部門、跨層級政府治理的無縫銜接，大幅提高公共治理效率。

新技術變革在為國家治理提供發展動力和技術平臺的同時，也在經濟發展、社會運行、道德倫理、公共安全諸領域引發了新的問題。在新技術語境下，傳統國家治理的政府中心主義受到挑戰，社會朝著更加個性化、民主化、自由化和開放化的方向發展。如何有效發揮新技術的工具理性造福人類，科學規避新技術變革對公共價值的沖擊，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創新的重要訴求。為此，必須實現新技術革命和國家治理的雙向互動，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積極適應技術變革帶來的組織形態變化，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將新技術變革轉化為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動力。

如何進一步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提高行政效能

國家行政管理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要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政府職責體系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的重要內容，建設優良的政府職責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關系”。如何優化政府職責體系，提高行政效能；如何處理好政府“權力—職能—責任”之間的匹配關系，避免“權—職”“權—責”“職—責”失衡，防止職責模糊、沖突甚至混亂；如何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之間的協調關系，都是需要深入思考與探索的課題。

如何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在基層的落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自2016年開始國務院每年都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對“放管服”改革作出部署。我國各級政府不斷放寬市場準入，大幅削減行政審批事項，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優化政務服務，提升服務效率，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國營商環境的國際排名連續兩年大幅上升。

“放管服”改革是一場刀刃向內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極大激發市場活力的戰略舉措，是一場涉及理念、體制機制、工作方式的深刻變革。“放管服”改革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務群眾，落腳點是讓群眾滿意。但有基層干部和群眾反映，一些地方用“土政策”抵消國家“好政策”，“放管服”改革中仍存在“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不暢問題。只有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在基層的落實，才能不斷提高政務服務水平，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城鎮化進程中如何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積極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強大引擎。在城鎮化進程中，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奮斗目標，也是社會保障制度順應時代發展、適應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2019年12月20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卡持卡人數已超過13億人，覆蓋93%以上人口，這意味著在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的當代中國，一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即將建成。但與此同時，受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戶籍制度的制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統籌程度不高、異地轉移接續難、流動人口社保覆蓋不足等問題，仍需在以往的“擴面”基礎上一步步“提質”，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何更好激活社會治理中各主體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隨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樣、廣泛，僅僅依靠物質文化生活的提升已經不能滿足，而是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給予人民更多的獲得感。也正因如此，使得社會治理及相關問題呈現出新的復雜性，單靠政府的力量已經難以實現社會治理效能最大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更加明確了2020年及以后社會治理應擴大多元主體參與的主要方向。充分激發社會治理中各主體活力，是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要求，也是今后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點工作。

如何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需要的教育體系

現代化教育體系建設是人才培養的基礎，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人才支撐，同時也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普惠性、基礎性社會建設事業。

2019年，國家針對教育等相關領域出臺了多份既有針對性又體現系統性的文件，對教育體系改革的進一步推進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尤其是2月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是中國第一個以教育現代化為主題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其作為新時代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綱領性文件，系統勾畫出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與實施路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接下來，如何建立和完善現代化的教育體制；如何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解決教育不平衡不公平問題；如何發揮現代科技、網絡教育和人工智能優勢，發展面向每個人、適合每個人、更加開放靈活的教育體系，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執筆：周素麗 李 懿】

責編：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