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顯著優勢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對立，在更大程度上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克服了資本與勞動的根本對立，在體制上為有效協調微觀與宏觀經濟目標、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創造了基礎。在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同時，從制度上克服了私人利益與社會長遠發展目標的對立，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具有更強勁的動力和更廣闊的空間。這一制度優勢具有嚴密而科學的理論邏輯，并在實踐上切實轉變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顯著優勢，突出表現在：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速發展，創造了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發展奇跡；具有獨立發展國民經濟的自主能力，經濟保持穩健增長的同時，還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經濟發展成果能夠更大程度地轉化為人民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理事長（《光明日報》，2019年12月13日11版）

張軍擴：完善體制環境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在后發追趕型經濟體現代化過程中，除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外，還存在“制度高墻”現象。該理論通過對100多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制度的比較分析發現：當一個經濟體的發展處在較低水平時，對制度環境的要求不是很高，但當其想要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臨界范圍時，就需要比較完善的制度環境，否則很難翻越這堵高墻而進入現代國家行列。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目前已經接近了這個臨界點，體制環境的優化對于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至關重要。

完善體制環境，要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核心，按照“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重大問題集中用力，以求取得實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日報》，2019年10月23日15版）

王炳權：高質量發展需要優良的制度環境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是制度體系的完善，表現為社會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完備的制度框架內良性運轉，不會因人興事，也不會因人費事。高質量的發展亟需這樣的制度環境。良好的制度環境帶來的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生態，使社會成員、各行各業真正做到各得其所。發展主體只有在這樣的優良環境下才能有發展的信心、創造的沖動。

在政治層面上，要繼續嚴格確保“政出一門”，從制度設計上，消除政治分歧與政治爭斗產生的土壤，打造一支講政治、聽指揮、廉潔高效的執政團隊。在經濟層面，發展混合所有制，發揮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自長處，使其互為補充，需要在制度保障上有進一步的創造。——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人民論壇》，2019年5月上）

高培勇：資源配置方式決定產業體系特征

從傳統經濟體系轉型到現代化經濟體系，資源配置方式的組合也要經歷二維的轉向。一是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二是市場和政府干預都要從簡單方式轉向復雜方式。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直接干預經濟發展，可以集中動員全社會資本和勞動力資源，有助于后發國家快速推進工業化，實現起飛；此點既為經典發展理論所認同，也是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的現實。“政府主導+增長型政府+基礎性市場機制”的模式推動形成了工業主導的產業體系，但也導致各產業內部效率較低、低端主導的格局。當資源配置方式組合為“市場主導”+“精巧的市場機制”+“公共服務型政府”，則可建立服務業主導且各產業內部結構高級化的產業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研究》，2019年第4期）

劇錦文：必須按照降低交易成本原則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說到底就是一系列約束經濟參與主體行為的規則，而衡量一個經濟體制的好壞，首先要看它引起的交易成本高低。好的體制是能使交易成本不斷降低的經濟體制。就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而言，盡管大體上與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是相符的，但仍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國的國有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民營經濟的活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制約著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為此，必須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則，給予國有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通過“放管服”改革，為民營經濟創造更為良好的政策環境、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最大限度地釋放市場主體的潛在能量，讓經濟體制真正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4期）

劉元春：以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家治理是各種制度有機運轉、有機結合、相互作用的結果。現有的各項制度要發揮其優勢，并轉換成有效的治理能力，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戰略方向，要有配置各種資源的制度體系，還要有充分調動各類主體的激勵機制和文化體系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排在第一位的是國家發展戰略，很重要的體現是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通過規劃來統一思想、統一方向、統一行動，把各類資源集中起來，推動落實國家重大戰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我們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此外，我們的產業、區域、就業等政策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上述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21世紀經濟報道》，2019年11月19日）

劉尚希：以財稅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與重要支柱，財稅體制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先決條件。國家治理視角下的財稅體制改革應有新的觀念和新的路徑，特別是應在兩級治理框架下整體協同推進以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為主體和以預算制度、稅收制度為兩翼的財稅體制改革，避免改革陷入“碎片化”；先進的制度需要先進的管理手段、工具與技術為支撐，因此，財稅體制改革須重視基礎設施建設，避免陷入“小馬拉大車”、先進制度難操作的境地。財政要在國家治理中發揮基礎作用，滲透和下沉到公共政策與管理之中，以資金管理為主線，統籌和協調公共政策與管理，使公共管理中的人、事、錢更加有效地匹配；財政要在國家治理中發揮支柱作用，需要財政政策上升為國家綜合政策，以財政管理統籌公共管理，以財政政策協調公共政策。——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研究員（《國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4期）

馬建堂：為實體經濟創造優良的發展環境

要在構建公平競爭環境上下功夫。我們要更加充分地調動各類所有制企業發展實體經濟的積極性，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要實施最短負面清單制度，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的準入條件；要規范市場監管，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要公正執法，切實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要在優化政策上下功夫。利潤率偏低是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促進各類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聚集，必須提高實體經濟利潤率。要通過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為市場主體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同時，要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采取降準、降低實際利率水平、擴大直接融資、支持市場化創業投資加快發展等措施，破解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推動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經濟參考報》，2019年07月17日A07版）

李鵬： 發揮市場在消費與產業有效對接中的“顯示器”作用

當前，我國消費升級已經充分展現和發揮著對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的拉動引領作用，但是與創新驅動的發展要求相比，政府管制、政策調整和市場體系仍在改革和重建過程中，必須加快這一進程，才能更大程度激發我國巨大消費市場容量的潛在優勢。一是要把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一項長期任務，加快完善科技和知識產權法律政策，激發創新主體的內在驅動力。二是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場在促進消費和創新中的作用，既要發揮政府在戰略性產業領域的宏觀主導作用，更要加快完善促進消費、擴大競爭、減少管制的微觀市場體系建設，深度激發企業和居民自主發展熱情。三是要進一步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充分發揮它們對市場經濟天然的適應力、生存力，使其擔當起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主體作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人民論壇》，2019年5月中）

遲福林：以開放創新的突破推動高質量發展進程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其突出特征是全球性開放創新。人工智能、5G通信、工業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集中突破，并加速向傳統產業滲透融合，推動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重構。當前，中國經濟轉型與新一輪科技革命交織融合，更需要以提高創新能力為重點厚植創新引領發展的根基，增強創新引領發展的技術支撐，構建研發—市場一體化體系，形成支持、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全面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創新潛力。——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經濟日報》，2019年10月31日15版）

責編：董惠敏 / 周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