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創新社會治理》課題組通過對杭州、寧波和諸暨（楓橋鎮）等地進行實地調研發現，智慧管理和智能服務在社會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科技成為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支撐；創新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應對老齡化社會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智慧服務 社會組織 社會治理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D630 【文獻標識碼】A

 

科技支撐的民生服務現狀和未來展望

 

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和服務體系是什么樣的？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創新社會治理》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一行對杭州市城市大腦（東新街道新天地園區平臺）、智慧微腦（下城區長慶街道）、王馬社區、諸暨市政務辦公室等地進行實地調研。

民生領域的智慧管理與智能服務現狀

服務內容

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是政府的重要職能。在日常生活中，政府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是如何體現的呢？課題組對浙江省市縣三級民生服務事項進行盤點。調查結果如下：民生相關的政府管理和服務323項，另涉及到企業供水、供電、供氣服務33項，浙江省民生事項清單含16個政府職能部門共356事項，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社會管理事項最多的部門是公安局，共145項，涉及公共服務最多的部門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服務部，共有56項。通過深入分析這356事項的內容，我們發現政府管理主要起到確權、賦能、授信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背書的信用作用不可低估。

服務方式

據調查結果顯示，諸暨市政府服務中心政務服務辦公室、楓橋鎮、豐橋村楓源村三級服務窗口部門等地的民生事項90%實現了一證通辦。其中33項企業服務類民生事項全部實現一證通辦；58項公共服務類民生事項，除就業創業補貼申領、《浙江省海外高層次人才居住證》申領兩項外，全部實現一證通辦；行政權力類民生事項265項，只有30項沒有實現一證通辦。可見，浙江省在民生服務事項上已經基本實現了能在線辦理的服務事項全部網上辦理的目標，同時在線服務事項中有80%的事項可以在村內實現，且基本實現無人自助。

城市智慧管理和人性服務

在杭州下城區東新街道、新天地綜合性經濟發展平臺、下城區長慶街道、長慶街道王馬社區調研發現：

城市大腦——數字駕駛艙整合了基層治理四平臺、云上城管、出租房管理三色預警等多個智慧治理系統，并同時涉及“吃、住、行、游、購、娛”六大服務，可以對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情況進行三維展現。在東新街道數字駕駛艙中，一張三維地圖可以呈現轄區內的人、房、企等基礎信息，且所有數據信息實時更新交互，實現了轄區內空間信息、市場主體、產業分布、市場業態、人口流動等動態信息的實時整合。

智慧民生服務的未來展望

在科技支撐條件下，未來的民生服務領域主要有三個發展方向：

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智能服務

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制度建設。在民生領域具體體現為八大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制度、七項標志性產出、三種類型。保險保障型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基本實現了數字化，但發展型公共服務提供和兜底型公共服務管理還有待進一步和網絡、大數據、智慧云等進行深度融合。

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智慧管理

在基本公共服務兜底類項目中，重要的就是公共資源配置的精準性。比如，低保、退役軍人、困難家庭、殘疾人服務等是否保障到位，是否保障到確實需要保障的人和家庭，是否可以解決或緩解不當擠占公共資源的情況。在基本公共服務管理方面，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大有可為。通過技術支撐，實現智慧管理，不僅提升工作效率，還可以極大地提升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性。

社會創新領域的信用管理和賦能

社會服務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投入，包括基層組織、群團組織、公益組織、群眾組織、興趣組織等各類主體廣泛參與。這些組織和服務拓展需要信用證明，通過在線管理實現方便高效的“信用背書”，可以催生公共服務大市場，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讓優秀組織的績效形成社會信用積累，為組織可持續發展賦能，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添磚加瓦。

【執筆：曾紅穎】

新時代“楓橋經驗”：打好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這張牌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雖然“楓橋經驗”不斷迭代升級，但其本質上就是“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解決社會基層治理中問題和矛盾的有效方法。

就目前的實踐經驗來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類型大多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文化娛樂類，以組織文化活動、搭建興趣小組的形式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專業服務類，通過培育發展志愿服務、政府購買服務等形式，為特定群體提供相對專業化的服務。然而，無論是文化娛樂類還是專業服務類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大多面臨場地缺乏、資金不足、人才短缺的困境。新形勢下，探索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對促進社會組織自身發展和不斷提高社會治理效能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諸暨實踐

近年來，諸暨市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群眾性、專業性、公益性等優勢，參與平安建設、優化社會服務、助推文明新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首先，建立社會組織服務中心，整合設施資源，解決場地缺乏問題。一是市級層面示范運作，利用閑置騰退房屋，打造集社會組織培育孵化、能力建設、公益理念普及、公共資源共享、成果展示等功能于一體的市級社會組織服務中心。二是鎮街和村（社區）層面整體推進，將鎮街、村（社區）社會組織服務中心與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文化禮堂、便民服務中心有效結合，實現共同發展。

其次，公益創投與政府采購兩手抓，解決資金不足問題。一方面，做好公益創投的文章，提升扶持力度。出臺社會組織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公益創投項目管理辦法等，完善公益創投和資金扶持機制。另一方面，做好政府采購的文章，加快職能轉變。出臺推進政府職能向社會組織轉移的實施意見，探索政府采購、定向委托等方式，將部分社會服務交由社會組織承擔。

再次，挖掘鄉賢力量，發揮黨建引領作用，解決人員短缺問題。在諸暨，400余家鄉賢理事（參事）會參與鄉村治理，為家鄉發展引資出力、獻計獻策。在鄉賢們的帶動下，居民們自發參與到志愿服務中，如組建調解服務隊，調解各類糾紛矛盾，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各類矛盾的發生。同時，在社會組織運作過程中，充分發揮黨員帶動作用，推行社會組織功能型黨組織、黨建指導員、黨員結對聯系等制度。

最后，將社會組織發展體系制度化、標準化，增強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可持續性。諸暨市出臺相關政策，通過下放社區社會組織備案管理權限、降低登記門檻等方法，重點孵化、培育、發展公益慈善類和城鄉服務類社會組織。同時出臺村級社會組織“5+X”標準化建設實施方案，推動全市村級社會組織規范化發展，探索村級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新模式。

創新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路徑啟示

諸暨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存在著諸暨市特定的條件。其一，相對于大多縣級城市而言，諸暨市社會經濟發展條件較好。其二，諸暨市具有較為濃厚的鄉賢參與社會治理與志愿服務的文化氛圍。雖然諸暨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先天條件無法復制，但通過諸暨市的實踐探索，在創新社會組織發展、解決社會組織發展人財地困境等方面有著一定的啟示意義。

第一，厘清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定位。目前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主要以自上而下的縱向紐帶為主，通過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來保障經濟社會穩定有序運行和良性發展。但受人力、財力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政府無法完全直接提供個性化、多元化、專業化的公共產品與服務，而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的橫向紐帶，通過社會參與、全民行動等方式可以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第二，搭建社會組織發展平臺。在場地方面，可以與社區活動中心、養老服務驛站等設施共建共用，形成老、幼、殘、兒等多種設施資源的整合利用。在資金方面，提高政府購買與公益創投資金使用效率，加強資金可持續性，降低專業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因資金不可持續而中途夭折的風險。在人才方面，通過社會組織孵化、培訓等形式建立專業人才隊伍，為專業社工提供明確的職業晉升通道。

第三，構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文化氛圍。以志愿服務為例，很多民眾在工作之余參與到志愿服務中，在社區道路內協助指揮交通，幫忙調解居民糾紛，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文化氛圍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在長期宣傳、教育、引導中培養。首先，要培養提升民眾參與意識，激發居民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熱情。其次，積極發揮鄉賢帶動作用，重塑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最后，在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文化氛圍構建中，要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關系，合理引導，加強風險控制。

【執筆：紀競垚 李 璐】

社會治理共同體：應對老齡社會的有益模式

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已經達到2.49億人，并且這一數量還會持續增長。伴隨老齡化趨勢加深，養老服務供給壓力不斷加大，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服務供給對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而言至關重要。目前，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效果并不理想。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力量參與養老路徑，課題組赴寧波市對某養老服務機構（以下將該機構簡稱為“銀X”）進行調研，并形成了若干結論。

社會力量參與養老的意義

一是拓寬投資渠道。發展養老，不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廣泛利用準政府組織、非盈利機構和私人部門等社會資源，鼓勵和培育社會上既有能力又熱衷于養老事業的個人、企業以及社會組織投身養老事業，實現養老服務主體多元化，推動養老服務業市場可持續發展。

二是豐富服務內容。受經濟條件、家庭狀況、受教育程度、區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養老服務的需求呈現出差異化及多元化趨勢。但政府只能對養老進行有限供給，并在供給過程中向失能半失能等有特殊困難老年群體傾斜，服務的目標主要是完成民生工作中的兜底工作，服務內容也相對比較單一。在政府供給的基礎之上，社會力量參與養老可以對之形成有效補充。

三是提升服務質量。一個良性的養老服務業市場，必然包含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維度的參與主體，同時也包含基本、高端等多樣化的服務模式。不同參與主體在同一領域及不同領域之間均會形成競爭，而競爭會造成優勝劣汰。為在競爭中取得優勢，不同參與主體均會不斷提升自身服務質量，最終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養老服務的整體服務質量得到提升。

社會力量參與養老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政府不重視。目前政策的關注點主要在于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照料及為貧困老年人提供生活幫助。對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政府已經通過多份直接或間接政策文件予以鼓勵和肯定，但大多停留在“指導”階段，明確的扶持措施較少，甚至現有的一些措施不利于社會力量參與養老。

二是社會組織活力不足。目前機制下政府掌握著大量影響社會組織發展和行為的行政手段，許多社會組織與政府行政管理部門之間比較偏向“附庸”關系，政府沒有真正賦予社會組織應有的權力職能。在參與養老方面，社會組織作為養老服務業的新生力量，尚處在起步階段，制度建設和經營管理還不完善。

三是市場認知有偏差。企業參與養老服務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很多養老企業具有明顯的逐利性，將目光聚焦于養老地產領域，抹殺了本身的養老本質。對于調動健康老年人進行社會參與積極性方面，市場并未形成普遍關注，主要原因在于養老企業并未看到這一領域的潛在價值。

寧波智慧養老的成功經驗

一是以先進的理念突破參與養老難點。銀X的成功，離不開其先進的發展理念。與一般的養老服務模式不同，銀X將退休之后的健康老年人視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源，并致力于引導老年人發揮自身價值，從“被服務者”轉變成“價值創造者”。在調動老年人積極性方面，銀X在深入了解老年人需求的基礎上，探索出了多種引導老年人參與社會服務的模式，實現了“價值老人”和“需求單位”之間的有效銜接。在參與過程中，老年人實現了個人價值，得到了社會認同，參與本身也成為了一種針對老年人的服務形式。

二是通過整合各類資源形成模式創新。銀X積極搭建養老綜合服務平臺，集線上線下活動為一體，把有價值的健康老人與外來務工子女、下崗婦女等弱勢群體組織起來，形成不同程度的生態鏈接，并在此基礎上有效整合各類資源，形成“智慧用老”“智慧孝老”“智慧助老”等多個板塊。同時，利用自身規模優勢，與京東共同探索出為老年人發放優惠券的合作模式，實現了各方共贏。

三是將社會企業家精神作為企業文化。在銀X創立之初，曾面臨多方面困難，在很多創業大賽中成績也并不理想。但在創始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成員加入，其中一些成員本身擁有高薪、穩定的工作。機構成立至今，團隊從最初的5人發展到現在的43人，已建立46家社區基地，帶動3萬多名老人重新參與社會服務，目前的總服務人數達到近10萬人次。

政策建議

一是轉變政策理念。正確理解老齡社會的內涵，在切實發揮政府的“保底”作用基礎之上，加速推動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建立包括養老政策及其效果等指標的新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加速培育養老服務市場，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形成并完善全社會共同參與養老服務格局，滿足老年人在物質保障、日常照護、精神慰藉、社會參與等方面的需求。利用報紙、廣播、新聞等傳統媒體與微博、公眾號、論壇等新媒體，加大對老齡化社會形勢、理念、知識等信息的宣傳力度，進一步幫助社會各界正確理解老齡化社會，推動形成尊老、敬老、愛老的社會風尚。

二是整合各類養老服務資源。整合現有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及老年人本身等養老服務相關資源，探索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打造養老服務數據云平臺，夯實養老服務資源對接基礎。放寬社會力量參與養老準入限制，引導社會力量之間開展深入交流合作，提升養老服務資源對接效率。鼓勵互聯網企業、金融機構、高薪技術企業對養老服務機構提供平臺及技術支撐，探索養老服務新模式。

三是培育社會企業。明確社會企業的內涵，制定和完善對提供養老服務的社會企業的支持政策，對符合條件的社會企業給予項目、資金和稅收減免支持。在政府購買養老服務過程中，可以向社會企業傾斜，鼓勵街道、社區等基層單位成立專項基金向社會企業采購養老服務項目。支持各類孵化平臺為社會企業提供孵化服務，鼓勵城鄉社區利用閑置場地和閑置設施為社會企業提供辦公場地、辦公設施服務。

【執筆：田 帆】

責編：楊 陽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