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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何“選中”減貧課題

日前,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3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何“選中”了減貧課題?

應對貧困 刻不容緩

瑞典皇家科學院常任秘書漢松在新聞發布會上評價,3位經濟學家的相關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據頒獎委員會介紹,目前全球仍有超過7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條件下,3位經濟學家提出“應對全球貧困問題,可分解成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問題,改善教育成果或提升兒童健康”。頒獎委員會認為,“雙盲”的隨機實驗結果顯示,他們提出的方案在過去20余年間取得了較好成效,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轉化為可行的措施,超過500萬印度兒童在學校的補習輔導計劃中受益。

班納吉是位出生于印度的經濟學家,與此次一同獲獎的妻子迪弗洛一直聚焦全球扶貧減貧問題,并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創建了“貧困行動實驗室”,成為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亞、東南亞以及北美和歐洲都設有辦事處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機構。克雷默的研究則證明了班納吉夫婦所提方法的強大作用。在1990年,克雷默主持通過野外實驗,來測試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亞西部學校成績的干預措施。

發展失衡 全球關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項研究顯示,全球貧富差距持續加速擴大正在吞噬減貧扶貧成果。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則提醒,印度、尼日利亞等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前進的道路上務必要注重包容發展”。從這個意義來看,時隔多年后諾獎再次頒給發展經濟學家,實際上反映出經濟學界一種長期的焦慮和擔憂——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和逆經濟全球化思潮抬頭之際,全球經濟增長非包容的一面愈加明顯,全球發展領域最突出的問題仍是不均衡。無論是增加教育經費,還是追加衛生投入,都是再分配領域應對全球貧困問題的一種干預。

無獨有偶,2019年的伯納瑟獎(又稱“歐洲40歲以下經濟學家獎”)則聚焦初次分配領域。由歐洲央行牽頭的評選委員會,把伯納瑟獎授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法國人加布里埃爾·祖克曼,以表彰他在“測算分配不公對全球化影響”問題上的深入研究。

歐洲央行副行長古因多斯在頒獎典禮上評價祖克曼研究成果時表示,研究全球財富分配的長期演進并分析其根源十分必要,對歐元區貨幣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因為造成分配不公等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很多動向是逐漸形成的,歐洲央行研究亦顯示,較低的短期利率有助減輕收入較低家庭的負擔,從而減少初次分配不公”。目前,祖克曼的研究成果已從美歐推廣至多個新興經濟體,并發現“近幾十年來,得益于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快速增長,全球相對貧困的一半人口收入已顯著增加”。

兩大領域 同步治理

古因多斯尖銳地指出,盡管幾十年來在消除貧困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全球貧困水平仍處在一個難以讓人接受的水平,“因此,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確保未來幾年內有更多人能脫貧”。IMF的一項研究發現,高速發展不均衡勢必減緩發展速度、削弱發展韌性、惡化發展環境,要避免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既要注重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就業和“體面收入”問題,又要注重再分配領域的教育、衛生和金融服務問題,“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不僅涉及發展倫理,更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必由之路”。

為此,IMF進一步提出如下建議:第一,不能固步自封,尤其是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要在全球經濟動蕩加劇情況下,繼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做大“經濟蛋糕”,加大減貧扶貧力度以消除絕對貧困人口;第二,要加大對低收入家庭兒童教育和健康的投入,這是增強勞動人口可雇傭性、打破“貧困循環”的前提;第三,增加就業渠道,確保男女就業機會公平,取消勞動力流動限制措施;第四,強化金融包容發展,在針對低收入家庭推廣普惠金融和傳播金融知識的同時,加大監管力度以防范信用擴張引致的金融風險;第五,完善社會保障網絡和再分配政策,通過職業培訓實現技能升級以應對失業風險,加大對貧困人口轉移支付和稅收減免力度,強化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征管。

不難發現,無論是班納吉三人“從小事做起”的點滴積累,還是祖克曼“跨區域測算”的宏大敘事,都是對全球經濟克服發展不均衡難題的不懈努力。無論是從教育和健康入手投資人力資源建設,還是支持經濟結構性改革和推動完善國際經濟治理結構,都為實現全球包容增長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啟示。

[責任編輯:潘旺旺]